第63頁
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5年，文佩卿15歲，高小畢業，考入太穀銘賢中學，那是美國奧柏林大學基金會創建的，校長是孔祥熙，在山西頗有些名氣。
1937年9月底，由於接受了愛國主義的思想的宣傳，加之為求自身解放，文佩卿自動退學，到縣抗日動員委員會報到。和她一塊去報到的同學有50多人，其中女同學12人。動員會的領導多是地方黨組織內的同誌，很多是銘賢早期畢業的學生，其中有杜潤生、侯維煌、呂東賓等。後來，秦基偉也來到了動員會。文佩卿參加遊擊隊後，在老同誌的幫助下，克服重重困難，思想進步很快。
1938年底，地委調文佩卿到太行區黨委黨校學習。她一進校就被告知。她、所在的高級班有在友軍工作的黨員，故要連姓帶名一起改。她拿起筆想了想，願意和朱德總司令同姓一個姓，就改姓朱，希望普降紅色及時雨，於是就寫了朱霖二字。在此期間，經石玉瑛同誌介紹，她認識了黃鎮同誌。
1939年，朱霖從黨校畢業，回到二地委，任地委黨校教務主任。這年秋天，太行區召開黨代會，朱霖是代表，去參加會議。黃鎮是晉冀豫軍區政委，也是太行區黨委委員，他們碰到了一塊兒，經組織批準，他們在區黨代會期間結了婚。除參加會議的區黨委領導外，北方局和總部的楊尚昆、李伯釗、康克清等同誌也來祝賀。
1941年，朱霖調五地委黨校任教務主任。日寇實施秋季大掃蕩時，她已懷孕3個月。她背著背包跟同誌們一塊兒爬山、過河，進行大轉移。朱霖好強，絕不願在這種時候拖累同誌們。在上下山時，她有意跳溝、蹦腳、奔跑。有時感到肚子難受、疼痛，就忍著加大活動量，可結果肚子裏的孩子仍是一天天長大，這個包袱怎麽也甩不掉。
1942年2月，又一次大掃蕩，重點是太行三分區。為了保障機關的迅速行動，領導上決定將臨產的劉伯承師長的愛人汪榮華和朱霖以及邊區政府的另外兩個孕婦，4個大肚子另作安排。她們由文化幹事帶路，產科醫生保駕單獨打起遊擊來。她的第一個孩子黃文就是在敵人的追擊下，誕生在老鄉的驢圈裏的。
在抗日戰爭進入嚴酷階段的同時，太行區的三年苦旱、兩年蝗災同時降臨，那是百年不遇的大災難。到1943年夏秋，己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太行山本來就是缺水的地方，吃的多是下雨接的窖水，除吃喝外，連洗臉、洗碗也不允許。這時，小河斷流，窖水幾乎幹涸。莊稼又被蝗蟲吞食……由於敵人封鎖，部隊的油鹽和糧食也供應不足，每人每天還要拿出2兩糧救濟當地災民，保證有駐軍的地方不餓死人。
大兒子黑胖，生下來就是軟骨，又得了百日咳，吐膿吐血，又害腸胃病，吃什麽拉什麽，小屁股隻剩下一層皮……幸而得到錢信忠部長的治療，才從死神手裏奪回了命。好不容易日本投降了，蔣介石又打內戰。在解放戰爭中，朱霖多次立功。在緊張的戰鬥中，還是耽擱不了生孩子。1948年11月底，她到醫院去生孩子，沒想到產後感染了產褥熱，惡寒而後高燒41度，在她生命垂危時，傅鍾夫婦把為女兒準備應急的兩支盤尼西林拿出來給她用了，救了她一條命。
新中國成立後，這位軍人的妻子、將軍的伴侶，看來該享享清福了。但是不行！她為了祖國，又要作出另一種犧牲，一種看不見槍林彈雨的奉獻和犧牲。
朱霖躺在地鋪上，翻來覆去睡不著。這幾天的生活像過電影一樣，一幕幕展現在眼前：她隨丈夫黃鎮，帶著兩個警衛員，兩個包袱，兩個書箱，5個孩子到外交部去報到。先住進解放飯店，後搬進新華飯店。這些飯店並不豪華，但電燈電話，樓上樓下使朱霖十分不習慣。抽水馬桶，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著痛快。彈簧床上下亂顫，哪有門板穩當。她和黃鎮商量，幹脆睡到鋪著地毯的地麵上。
一群穿著毛料中山裝的男人和穿著旗袍或連衣裙的女人，雲集在北京飯店寬敞的餐廳裏實習吃西餐。朱霖穿了件帶點小花的連衣裙，出門前還著實收拾一番，照照鏡子，覺得是從來沒有過的漂亮。誰知老外交人員胡濟邦檢查她的著裝時直搖頭：“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這樣人家會認為不禮貌”，又指著頭髮數落著：“解放區的髮型不適合外交場合的要求，要燙髮；臉上要搽點兒粉，唇上要抹點兒口紅；和人交談時，不要用手指著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滿天飛；坐著時兩腿不要叉開，也不要搖晃；不要當著客人麵用手挖鼻子，擦眼睛，要多準備幾塊小手絹……”
宴會快結束的時候，還沒有吃半飽。服務員送來一盤水，朱霖趕緊倒了一杯，剛端起來要喝，被胡濟邦製止：“這是吃完水果後的洗手水，可不能喝下去！”朱霖臉紅了，哭笑不得：“這真是活受罪！”她咕噥著。
第二天一大早，黃鎮一摸“地鋪”上的朱霖，人不見了。黃鎮不由得驚異而且焦躁起來。朱霖一夜沒合眼，一大早悄悄約了韓念龍的夫人王珍，一塊去找周總理。部領導接見了她們，表示一定把她們的意見向周總理報告。總理得到消息後，即派鄧穎超來做工作。
鄧穎超拉著朱霖的手，鄭重地說：“總理派我來轉達他的話，讓告訴大家，外交是一條特殊的戰線，外交官的夫人都是外交戰士，男女同工同酬，絕不是什麽附屬品。從事外交工作，在國外人手少，任務重，工作繁雜，我們絕不要計較個人的名譽地位。”
1937年9月底，由於接受了愛國主義的思想的宣傳，加之為求自身解放，文佩卿自動退學，到縣抗日動員委員會報到。和她一塊去報到的同學有50多人，其中女同學12人。動員會的領導多是地方黨組織內的同誌，很多是銘賢早期畢業的學生，其中有杜潤生、侯維煌、呂東賓等。後來，秦基偉也來到了動員會。文佩卿參加遊擊隊後，在老同誌的幫助下，克服重重困難，思想進步很快。
1938年底，地委調文佩卿到太行區黨委黨校學習。她一進校就被告知。她、所在的高級班有在友軍工作的黨員，故要連姓帶名一起改。她拿起筆想了想，願意和朱德總司令同姓一個姓，就改姓朱，希望普降紅色及時雨，於是就寫了朱霖二字。在此期間，經石玉瑛同誌介紹，她認識了黃鎮同誌。
1939年，朱霖從黨校畢業，回到二地委，任地委黨校教務主任。這年秋天，太行區召開黨代會，朱霖是代表，去參加會議。黃鎮是晉冀豫軍區政委，也是太行區黨委委員，他們碰到了一塊兒，經組織批準，他們在區黨代會期間結了婚。除參加會議的區黨委領導外，北方局和總部的楊尚昆、李伯釗、康克清等同誌也來祝賀。
1941年，朱霖調五地委黨校任教務主任。日寇實施秋季大掃蕩時，她已懷孕3個月。她背著背包跟同誌們一塊兒爬山、過河，進行大轉移。朱霖好強，絕不願在這種時候拖累同誌們。在上下山時，她有意跳溝、蹦腳、奔跑。有時感到肚子難受、疼痛，就忍著加大活動量，可結果肚子裏的孩子仍是一天天長大，這個包袱怎麽也甩不掉。
1942年2月，又一次大掃蕩，重點是太行三分區。為了保障機關的迅速行動，領導上決定將臨產的劉伯承師長的愛人汪榮華和朱霖以及邊區政府的另外兩個孕婦，4個大肚子另作安排。她們由文化幹事帶路，產科醫生保駕單獨打起遊擊來。她的第一個孩子黃文就是在敵人的追擊下，誕生在老鄉的驢圈裏的。
在抗日戰爭進入嚴酷階段的同時，太行區的三年苦旱、兩年蝗災同時降臨，那是百年不遇的大災難。到1943年夏秋，己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太行山本來就是缺水的地方，吃的多是下雨接的窖水，除吃喝外，連洗臉、洗碗也不允許。這時，小河斷流，窖水幾乎幹涸。莊稼又被蝗蟲吞食……由於敵人封鎖，部隊的油鹽和糧食也供應不足，每人每天還要拿出2兩糧救濟當地災民，保證有駐軍的地方不餓死人。
大兒子黑胖，生下來就是軟骨，又得了百日咳，吐膿吐血，又害腸胃病，吃什麽拉什麽，小屁股隻剩下一層皮……幸而得到錢信忠部長的治療，才從死神手裏奪回了命。好不容易日本投降了，蔣介石又打內戰。在解放戰爭中，朱霖多次立功。在緊張的戰鬥中，還是耽擱不了生孩子。1948年11月底，她到醫院去生孩子，沒想到產後感染了產褥熱，惡寒而後高燒41度，在她生命垂危時，傅鍾夫婦把為女兒準備應急的兩支盤尼西林拿出來給她用了，救了她一條命。
新中國成立後，這位軍人的妻子、將軍的伴侶，看來該享享清福了。但是不行！她為了祖國，又要作出另一種犧牲，一種看不見槍林彈雨的奉獻和犧牲。
朱霖躺在地鋪上，翻來覆去睡不著。這幾天的生活像過電影一樣，一幕幕展現在眼前：她隨丈夫黃鎮，帶著兩個警衛員，兩個包袱，兩個書箱，5個孩子到外交部去報到。先住進解放飯店，後搬進新華飯店。這些飯店並不豪華，但電燈電話，樓上樓下使朱霖十分不習慣。抽水馬桶，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著痛快。彈簧床上下亂顫，哪有門板穩當。她和黃鎮商量，幹脆睡到鋪著地毯的地麵上。
一群穿著毛料中山裝的男人和穿著旗袍或連衣裙的女人，雲集在北京飯店寬敞的餐廳裏實習吃西餐。朱霖穿了件帶點小花的連衣裙，出門前還著實收拾一番，照照鏡子，覺得是從來沒有過的漂亮。誰知老外交人員胡濟邦檢查她的著裝時直搖頭：“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這樣人家會認為不禮貌”，又指著頭髮數落著：“解放區的髮型不適合外交場合的要求，要燙髮；臉上要搽點兒粉，唇上要抹點兒口紅；和人交談時，不要用手指著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滿天飛；坐著時兩腿不要叉開，也不要搖晃；不要當著客人麵用手挖鼻子，擦眼睛，要多準備幾塊小手絹……”
宴會快結束的時候，還沒有吃半飽。服務員送來一盤水，朱霖趕緊倒了一杯，剛端起來要喝，被胡濟邦製止：“這是吃完水果後的洗手水，可不能喝下去！”朱霖臉紅了，哭笑不得：“這真是活受罪！”她咕噥著。
第二天一大早，黃鎮一摸“地鋪”上的朱霖，人不見了。黃鎮不由得驚異而且焦躁起來。朱霖一夜沒合眼，一大早悄悄約了韓念龍的夫人王珍，一塊去找周總理。部領導接見了她們，表示一定把她們的意見向周總理報告。總理得到消息後，即派鄧穎超來做工作。
鄧穎超拉著朱霖的手，鄭重地說：“總理派我來轉達他的話，讓告訴大家，外交是一條特殊的戰線，外交官的夫人都是外交戰士，男女同工同酬，絕不是什麽附屬品。從事外交工作，在國外人手少，任務重，工作繁雜，我們絕不要計較個人的名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