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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0年夏，劉伯堅結束了在蘇聯的軍事學習，回到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為了保證安全，他們前後在上海灘工作的3年間，就搬了47次家，最後不得不搬到上海青浦縣。
劉伯堅接受黨的安排，與妻子王叔振一起赴江西革命根據地。為了工作和行動方便，經過商量，他們將兩歲多的長子虎生交鳳笙大嫂（王叔振的大嫂）帶回西安撫養。1930年秋，虎生離開父母跟舅媽去西安後，不想就此一別，再也沒有能見到自己的雙親。
劉伯堅到江西後，即到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總政治部工作。他密切配合政委毛澤東、總司令朱德，接連粉碎了敵人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圍剿”。
1931年2月，王叔振生了第3個兒子取名熊生。在艱苦的戰鬥歲月裏，劉伯堅顧不了家，顧不了愛人和孩子。王叔振還要工作，實在無力帶兩個孩子，在熊生出世不滿兩個月時，即送給閩西芷溪黃蔭胡家撫養。王叔振同收養人訂下了“抱約”，她提筆在兩張紅紙上寫下了同一內容的留言，一份自己帶上，一份留給黃蔭胡的妻子丘滿菊。她在“抱約”中說：
劉門王氏生下小兒名叫熊生，今送給黃家撫養成長，長大在黃家承先啟後。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記，仍要繼續我等誌願，為革命效力，爭取更大光榮。特留數語，以作紀念。
母王叔振字
公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
寫於閩西芷溪
王叔振寫的抱約
寥寥數語，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立不久，劉伯堅等策劃了震驚中外、影響深遠的“寧都起義”。
1931年夏，蔣介石對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反革命“圍剿”，命令二十六路軍到江西，進駐寧都。二十六路軍原是馮玉祥西北軍的一部分，參加過北伐戰爭，接受過劉伯堅等共產黨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因而廣大官兵有一定的政治覺悟。
進人蘇區後，二十六路軍官兵親眼目睹蘇區人民翻身解放、當家做主的景象，深受啟發和教育。二十六路軍的官兵知道蔣介石對他們素有戒心，這次命令部隊孤軍深人“圍剿”紅軍，顯然有既消滅紅軍，又消滅二十六路軍的陰險目的。
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早有為部隊另謀出路的意向。為此，他們曾派人到上海尋找原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但未接上關係。上海黨對二十六路軍曾做過分析，認為這支部隊有起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可能。於是，派王超為特派員等人，打進二十六路軍，與七十三旅上尉劉振亞（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組成特別支部，劉振亞任書記，先後秘密發展趙博生、李青雲、羅亞平等20餘人入黨。
1931年11月底，有人叛變，供出了部分黨員名單。在情況十分危急的時刻，特支決定部隊迅速舉行起義。為取得黨和紅軍的領導，特支派代表到瑞金與劉伯堅聯繫。
劉伯堅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王叔振調新泉縣（新開闢）任縣委書記，無法帶走豹兒，隻好留下豹兒由劉伯堅照看。
劉伯堅得知二十六路軍的情況後，當即向中央軍委作了匯報，並攜帶電台等通訊設備到距寧都縣城近百裏的固村指揮。
劉伯堅在路上遇到大雨，豹兒因淋雨後發起高燒，伯堅沒有時間和精力帶兒子看病，隻好拿出身上僅有的兩塊銀元，托船家帶豹兒去看病，並許諾第二天就來接孩子，並帶銀子重謝。
劉伯堅以中央軍委的全權代表身份進人固村後，和二十六路軍的代表研究了起義的時間、具體行動步驟，起義後部隊的番號以及幹部任命等問題。
12月14日晚，趙博生以參謀長的名義，在二十六路軍指揮部宴請團以上軍官，順利地瓦解了反動勢力，宣布起義。
第二天清晨，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集合在梅江沙灘，撕毀了軍旗和國民黨的帽徽，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向蘇區進發。劉伯堅代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軍委，前往迎接這支隊伍，並召開了歡迎大會。
劉伯堅代表紅軍在大會上宣布，起義部隊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任命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為十五軍軍長。
寧都起義成功後，劉伯堅前往毛澤東的住處匯報了詳細情況。當毛澤東問起豹兒時，劉伯堅才想起他向船家的許諾，當他帶著銀兩趕到那個河邊時，滔滔的河水上沒有一隻船，他狂呼著豹兒的名字順水而下，嗓子喊啞了，再也沒有找到兒子的蹤影……
中央紅軍長征後，劉伯堅奉命留下繼續堅持根據地的鬥爭。蔣介石調集十幾萬大軍包圍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的中央分局領導人，麵對蜂擁而至的敵人，仍採取集中兵力死打硬拚的方針，致使部隊遭受嚴重損失，根據地迅速縮小。到1934年11月22日，寧都、瑞金、於都、會昌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先後失守，根據地所有縣城都被敵人奪去。其間，劉伯堅曾提出疏散部隊，保存實力，開展遊擊戰爭，但這些積極正確的主張和建議卻遭到排斥。
1935年初，劉伯堅與贛南省委書記阮嘯仙、省軍區司令員蔡會文、少共書記陳王顯等，率獨六團以及機關、劇社、報社的工作人員2000餘人，開始向油山突圍。3月4日，劉伯堅在塘村附近指揮部隊突出重圍。在激烈的戰鬥中，劉伯堅為了掩護戰友，不幸左腿中彈，被敵人俘虜了。
劉伯堅接受黨的安排，與妻子王叔振一起赴江西革命根據地。為了工作和行動方便，經過商量，他們將兩歲多的長子虎生交鳳笙大嫂（王叔振的大嫂）帶回西安撫養。1930年秋，虎生離開父母跟舅媽去西安後，不想就此一別，再也沒有能見到自己的雙親。
劉伯堅到江西後，即到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總政治部工作。他密切配合政委毛澤東、總司令朱德，接連粉碎了敵人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圍剿”。
1931年2月，王叔振生了第3個兒子取名熊生。在艱苦的戰鬥歲月裏，劉伯堅顧不了家，顧不了愛人和孩子。王叔振還要工作，實在無力帶兩個孩子，在熊生出世不滿兩個月時，即送給閩西芷溪黃蔭胡家撫養。王叔振同收養人訂下了“抱約”，她提筆在兩張紅紙上寫下了同一內容的留言，一份自己帶上，一份留給黃蔭胡的妻子丘滿菊。她在“抱約”中說：
劉門王氏生下小兒名叫熊生，今送給黃家撫養成長，長大在黃家承先啟後。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記，仍要繼續我等誌願，為革命效力，爭取更大光榮。特留數語，以作紀念。
母王叔振字
公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
寫於閩西芷溪
王叔振寫的抱約
寥寥數語，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立不久，劉伯堅等策劃了震驚中外、影響深遠的“寧都起義”。
1931年夏，蔣介石對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反革命“圍剿”，命令二十六路軍到江西，進駐寧都。二十六路軍原是馮玉祥西北軍的一部分，參加過北伐戰爭，接受過劉伯堅等共產黨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因而廣大官兵有一定的政治覺悟。
進人蘇區後，二十六路軍官兵親眼目睹蘇區人民翻身解放、當家做主的景象，深受啟發和教育。二十六路軍的官兵知道蔣介石對他們素有戒心，這次命令部隊孤軍深人“圍剿”紅軍，顯然有既消滅紅軍，又消滅二十六路軍的陰險目的。
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早有為部隊另謀出路的意向。為此，他們曾派人到上海尋找原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但未接上關係。上海黨對二十六路軍曾做過分析，認為這支部隊有起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可能。於是，派王超為特派員等人，打進二十六路軍，與七十三旅上尉劉振亞（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組成特別支部，劉振亞任書記，先後秘密發展趙博生、李青雲、羅亞平等20餘人入黨。
1931年11月底，有人叛變，供出了部分黨員名單。在情況十分危急的時刻，特支決定部隊迅速舉行起義。為取得黨和紅軍的領導，特支派代表到瑞金與劉伯堅聯繫。
劉伯堅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王叔振調新泉縣（新開闢）任縣委書記，無法帶走豹兒，隻好留下豹兒由劉伯堅照看。
劉伯堅得知二十六路軍的情況後，當即向中央軍委作了匯報，並攜帶電台等通訊設備到距寧都縣城近百裏的固村指揮。
劉伯堅在路上遇到大雨，豹兒因淋雨後發起高燒，伯堅沒有時間和精力帶兒子看病，隻好拿出身上僅有的兩塊銀元，托船家帶豹兒去看病，並許諾第二天就來接孩子，並帶銀子重謝。
劉伯堅以中央軍委的全權代表身份進人固村後，和二十六路軍的代表研究了起義的時間、具體行動步驟，起義後部隊的番號以及幹部任命等問題。
12月14日晚，趙博生以參謀長的名義，在二十六路軍指揮部宴請團以上軍官，順利地瓦解了反動勢力，宣布起義。
第二天清晨，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集合在梅江沙灘，撕毀了軍旗和國民黨的帽徽，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向蘇區進發。劉伯堅代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軍委，前往迎接這支隊伍，並召開了歡迎大會。
劉伯堅代表紅軍在大會上宣布，起義部隊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任命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為十五軍軍長。
寧都起義成功後，劉伯堅前往毛澤東的住處匯報了詳細情況。當毛澤東問起豹兒時，劉伯堅才想起他向船家的許諾，當他帶著銀兩趕到那個河邊時，滔滔的河水上沒有一隻船，他狂呼著豹兒的名字順水而下，嗓子喊啞了，再也沒有找到兒子的蹤影……
中央紅軍長征後，劉伯堅奉命留下繼續堅持根據地的鬥爭。蔣介石調集十幾萬大軍包圍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的中央分局領導人，麵對蜂擁而至的敵人，仍採取集中兵力死打硬拚的方針，致使部隊遭受嚴重損失，根據地迅速縮小。到1934年11月22日，寧都、瑞金、於都、會昌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先後失守，根據地所有縣城都被敵人奪去。其間，劉伯堅曾提出疏散部隊，保存實力，開展遊擊戰爭，但這些積極正確的主張和建議卻遭到排斥。
1935年初，劉伯堅與贛南省委書記阮嘯仙、省軍區司令員蔡會文、少共書記陳王顯等，率獨六團以及機關、劇社、報社的工作人員2000餘人，開始向油山突圍。3月4日，劉伯堅在塘村附近指揮部隊突出重圍。在激烈的戰鬥中，劉伯堅為了掩護戰友，不幸左腿中彈，被敵人俘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