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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文革”中劉愛琴被關進“牛棚”，屢遭批鬥毒打，她丈夫也帶著3個孩子離她而去。在那最困難的時刻，又相繼傳來了哥哥允斌、父親劉少奇、弟弟允若去世的消息。真是雷劈電擊，但愛琴沒有倒下，她頂過來了。
劉濤和劉允真是劉少奇與王前所生的子女，相對於劉少奇和何寶珍生的子女，他們姐弟的童年物質生活，那是幸福百倍了。但他們在精神生活上並不比普通孩子愉快，一是他們父母的離婚，在孩子的心靈深處，總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現實；二是“文化大革命”，他們不能不跟隨毛主席革命路線，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在思想深處，他們又無法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子”、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使他們處於一種進退兩難、裏外不是人的艱難境地。
劉濤從小就過著寄宿製的生活，她先後就讀於北京育英小學、北京師大女附中，後來考人清華大學自動控製係。作為當時的紅色公主，她在上學時，自然被人高眼看待；但當父親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時，她無論如何在當時都不會得到人們的信任和諒解。
劉允真小名丁丁，是個普通孩子。他讀到初三時就考人了北京豐臺農業學校，一直過著平民生活。
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孩子：平平、劉源、亭亭、瀟瀟（小小），作為共和國主席的兒女，他們的生活並不比常人平靜、幸福。劉少奇對子女要求嚴格，有意從小就培養、鍛鍊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在三年困難時期，年僅11歲的平平、9歲的劉源、8歲的亭亭都被送到寄宿製學校，和同學們一起住宿、吃飯、學習、勞動。有人覺得孩子們都還小，接回家來吃住條件會好些。少奇同誌卻說：“群眾吃不飽飯，我們當幹部的有責任啊！讓我們的孩子也嚐嚐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將會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餓肚子！”
少奇對子女的管教是嚴厲的，但也充滿了父愛，隻要能抽出時間，就會和孩子們一道說笑，帶他們下海遊泳、散步、談心，關注著每一個孩子的進步。平平15歲時，王光美在河北新城縣高鎮農村搞“四清”。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渾身塵土、滿頭大汗的小女孩找王光美。王光美和工作人員一見，不禁都大吃一驚！
“哎呀，你怎麽來啦？”
“誰送你來的？”
平平不以為然地說：“爸爸給我個地址，我就自己來了。”
原來，平平這次獨自出門，是少奇的主意。15歲的平平放假了，少奇要鍛揀她的獨立生活能力，就要她一個人去找媽媽，並向秘書交代：“我寫了封信，讓平平給她媽媽送去，你們不要給她買車票，不要送她上車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誌或縣裏去車接她，一切都讓她自己辦。”
秘書們覺得孩子還小，這樣做會出事，想勸少奇。但少奇說：“小孩子不能什麽事總靠大人，要讓她自己去闖闖，才能長真才實學。如果總靠大人幫忙，她就會有依賴性，遇事不動腦筋、想辦法，將來還是不會做事情。”
“文革”開始後，劉少奇子女的命運和國家主席緊緊相連。在批判劉少奇的同時，批判“黑苗子”大會，也是一個接一個。
1968年3月28日，平平被關進衛戍區監獄；這年的12月，劉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18個月的牢獄生活，平平先後換了三次監獄。她從監獄出來後，被發配到山東墾利縣大孤島軍馬場。
粉碎“四人幫”後，劉少奇的子女隨著父母問題解決，才被重新賦予了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
第09章 任弼時、陳琮英和他們的孩子
任弼時是延安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的五大書記之一。他和結髮夫人陳琮英共有過9個子女：在那艱苦的環境裏，早夭3個；因為戰爭中寄養在江西老鄉家裏，失蹤2個；剩下3女1子，即女兒任遠誌、任遠征、任遠芳，兒子任遠遠。而遠遠也已不幸英年病逝。
1926年，黨組織決定將任弼時的童養媳陳琮英接到上海，參加黨的地下工作。3月她和任弼時正式在大上海結了婚。
陳琮英從長沙簡陋的織襪車間，走進了十裏洋場的大上海。這時，她已經22歲了，但因從小沒有父母，營養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勞動，個頭還跟6年前一樣矮小，一點也沒有長高。她一身女工的穿著，依在身穿西裝的任弼時身邊，走在上海大馬路上，低著頭，生怕看到那一雙雙笑話她的眼睛。
任弼時這位從蘇聯留學歸來的中國共青團總書記，看到這情況，鼓勵妻子琮英說：“昂起頭來，別看你穿著土氣，可思想先進啊！從現在起，你成為一名革命戰士了，戰士哪能低頭！”
1928年10月，黨中央派任弼時到安徽蕪湖、安慶巡視工作時，在安慶公園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任弼時機警地把消息傳給了在上海的妻子陳琮英。
當時，陳琮英帶著剛滿周歲的女兒蘇民四處奔走，設法營救丈夫。因東奔西走，不能正常生活和吃飯，小蘇民病了，發著高燒……但琮英為了完成黨交給她的營救丈夫的任務，沒有向組織上說半句困難的話，最後在黨組織的配合下，終於把弼時營救出獄了。
劉濤和劉允真是劉少奇與王前所生的子女，相對於劉少奇和何寶珍生的子女，他們姐弟的童年物質生活，那是幸福百倍了。但他們在精神生活上並不比普通孩子愉快，一是他們父母的離婚，在孩子的心靈深處，總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現實；二是“文化大革命”，他們不能不跟隨毛主席革命路線，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在思想深處，他們又無法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子”、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使他們處於一種進退兩難、裏外不是人的艱難境地。
劉濤從小就過著寄宿製的生活，她先後就讀於北京育英小學、北京師大女附中，後來考人清華大學自動控製係。作為當時的紅色公主，她在上學時，自然被人高眼看待；但當父親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時，她無論如何在當時都不會得到人們的信任和諒解。
劉允真小名丁丁，是個普通孩子。他讀到初三時就考人了北京豐臺農業學校，一直過著平民生活。
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孩子：平平、劉源、亭亭、瀟瀟（小小），作為共和國主席的兒女，他們的生活並不比常人平靜、幸福。劉少奇對子女要求嚴格，有意從小就培養、鍛鍊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在三年困難時期，年僅11歲的平平、9歲的劉源、8歲的亭亭都被送到寄宿製學校，和同學們一起住宿、吃飯、學習、勞動。有人覺得孩子們都還小，接回家來吃住條件會好些。少奇同誌卻說：“群眾吃不飽飯，我們當幹部的有責任啊！讓我們的孩子也嚐嚐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為人民辦事的時候，將會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餓肚子！”
少奇對子女的管教是嚴厲的，但也充滿了父愛，隻要能抽出時間，就會和孩子們一道說笑，帶他們下海遊泳、散步、談心，關注著每一個孩子的進步。平平15歲時，王光美在河北新城縣高鎮農村搞“四清”。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渾身塵土、滿頭大汗的小女孩找王光美。王光美和工作人員一見，不禁都大吃一驚！
“哎呀，你怎麽來啦？”
“誰送你來的？”
平平不以為然地說：“爸爸給我個地址，我就自己來了。”
原來，平平這次獨自出門，是少奇的主意。15歲的平平放假了，少奇要鍛揀她的獨立生活能力，就要她一個人去找媽媽，並向秘書交代：“我寫了封信，讓平平給她媽媽送去，你們不要給她買車票，不要送她上車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誌或縣裏去車接她，一切都讓她自己辦。”
秘書們覺得孩子還小，這樣做會出事，想勸少奇。但少奇說：“小孩子不能什麽事總靠大人，要讓她自己去闖闖，才能長真才實學。如果總靠大人幫忙，她就會有依賴性，遇事不動腦筋、想辦法，將來還是不會做事情。”
“文革”開始後，劉少奇子女的命運和國家主席緊緊相連。在批判劉少奇的同時，批判“黑苗子”大會，也是一個接一個。
1968年3月28日，平平被關進衛戍區監獄；這年的12月，劉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18個月的牢獄生活，平平先後換了三次監獄。她從監獄出來後，被發配到山東墾利縣大孤島軍馬場。
粉碎“四人幫”後，劉少奇的子女隨著父母問題解決，才被重新賦予了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
第09章 任弼時、陳琮英和他們的孩子
任弼時是延安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的五大書記之一。他和結髮夫人陳琮英共有過9個子女：在那艱苦的環境裏，早夭3個；因為戰爭中寄養在江西老鄉家裏，失蹤2個；剩下3女1子，即女兒任遠誌、任遠征、任遠芳，兒子任遠遠。而遠遠也已不幸英年病逝。
1926年，黨組織決定將任弼時的童養媳陳琮英接到上海，參加黨的地下工作。3月她和任弼時正式在大上海結了婚。
陳琮英從長沙簡陋的織襪車間，走進了十裏洋場的大上海。這時，她已經22歲了，但因從小沒有父母，營養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勞動，個頭還跟6年前一樣矮小，一點也沒有長高。她一身女工的穿著，依在身穿西裝的任弼時身邊，走在上海大馬路上，低著頭，生怕看到那一雙雙笑話她的眼睛。
任弼時這位從蘇聯留學歸來的中國共青團總書記，看到這情況，鼓勵妻子琮英說：“昂起頭來，別看你穿著土氣，可思想先進啊！從現在起，你成為一名革命戰士了，戰士哪能低頭！”
1928年10月，黨中央派任弼時到安徽蕪湖、安慶巡視工作時，在安慶公園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任弼時機警地把消息傳給了在上海的妻子陳琮英。
當時，陳琮英帶著剛滿周歲的女兒蘇民四處奔走，設法營救丈夫。因東奔西走，不能正常生活和吃飯，小蘇民病了，發著高燒……但琮英為了完成黨交給她的營救丈夫的任務，沒有向組織上說半句困難的話，最後在黨組織的配合下，終於把弼時營救出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