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旌旗在望,


    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


    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


    更加眾誌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


    報導敵人宵遁。


    △彭德懷


    平江起義主要領導人彭德懷,是毛澤東的湘潭老鄉。他“家貧如洗”,小時候隻讀過短期私塾。8歲喪母,祖母和父親也臥病不起,他和兩個弟弟討過飯,因不願受欺負經常不去乞討而挨餓。為家人生計,13歲時下煤窯做童工,18歲參加湘軍,24歲因殺了惡霸逃離部隊人湘軍講武堂。1926年結識了共產黨員段德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秘密加人共產黨,7月間他以團長身份奉命到湖南平江鎮壓農民,乘機率部發動起義,將起義部隊改為紅五軍,並擔任軍長,而後率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


    12月,紅五軍繼紅四軍之後,在以井岡山為中心的湘贛根據地進行遊擊戰爭。


    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打破了以城市攀動奪取政權的蘇俄模式,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割據”,在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928年,瞿秋白赴莫斯科參加了中共“六大”。會上,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批評兩個知識分子都犯了錯誤——瞿秋白“左”,張國燾“右”。於是,此次會議選舉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總書記,李立三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隨後任中央宣傳部長兼秘書長;鄧中夏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在蘇聯期間寫下了《中國職工運動史》 ;瞿秋白會後留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團長。


    △龍巖紅四軍黨的“七大


    1929年1月,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紅四軍進人贛南,開闢了贛南根據地。毛澤東在江西永新縣與賀子珍結婚一年後,在戰鬥生活中,朱德與康克清在福建長汀結合。


    6月下旬,中共紅軍第四軍黨的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這次大會的錯誤,竟導致了毛澤東一度離開對紅軍的領導崗位,而且與朱德暫時分離。


    在紅四軍黨的“七大”前後,有一個人特別活躍。他以留學莫斯科為牌子,為中央所派,又常常以中央代表自居到處指手畫腳,到處探聽紅四軍上下尤其是領導層內部的情況。終於,他聞到了一點“氣味”,於是,手握一把尚方寶劍,上下揮舞。


    他的名字叫劉安恭,在莫斯科喝過洋墨水後,由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的。1929年2月7日,黨中央有一封給潤之(即毛澤東)、玉階(即朱德)的信,即人們常說的中央二月來信。這封信要紅四軍將“武裝力量散入各鄉村去”,要朱、毛“離開部隊來中央”。對這個明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決定,毛澤東首先表示不同意見,在他主持的前委會議上,絕大多數同誌也不贊成中央的決定。並且於4月5日,毛澤東以前委名義寫回信給中共中央:“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中央要我們把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劉安恭乘機抓住“中央來信”這件事大做文章,責難毛澤東:“對抗中央決定,搞書記專政,這是不允許的!”他儼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大發宏論,主張按照中央指示,立即分散紅軍。一時,紅四軍領導人視劉安恭為得力助手,並鼎力薦舉劉安恭擔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職,使他成為紅四軍舉足輕重的第三號人物。


    劉安恭被冠以紅四軍主要領導人的頭銜後,表現得更加狂傲無忌。他聳人聽聞地說:“紅四軍領導層存在著擁護中央和反對中央的兩大派,我們隻能站在中央這一邊!”


    但是,劉安恭肆意煽動和製造領導層分裂的做法,在紅四軍內也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後來在人們的再三要求下,於上杭白沙召開的前委會議上,終於免去了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改任第二縱隊司令。這時,他惱羞成怒,更加放肆地攻擊毛澤東自立原則,對抗中央,並擺出勢不兩立的架勢,在紅四軍黨內演出了一場逼毛離隊的鬧劇,弄得毛澤東無法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在白沙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了問題(同時造成了全黨的問題),完全組織不起來”,因之他不得不“請求馬上更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紅四軍黨的“七大”就是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雖然起到了停爭論的作用,但主要問題並沒有解決。由於紅四軍黨的“七大”沒有解決主要問題和毛澤東被迫離隊,紅四軍黨內外的極端民主化、流寇主義等傾向嚴重泛濫,在“由下而上的民主製”的口號下,搞成了一切問題包括行動計劃、請調工作等都要經過群眾大會討論,黨和紅軍組織渙散無力。


    當時,陳毅去中央匯報,前委隻剩朱德一人,工作被動應付,政策上屢屢出現失誤,士兵逃跑逐日增多。尤其是劉安恭所在的第二縱隊,不僅逃兵最多,而且發生了一係列的政治事故。在“七大”後的四個多月裏,由於紅四軍一度放棄了創建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重要工作,給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朱德領導的前委因受錯誤主張的控製,率紅四軍主力向閩中出擊,當部隊進人建寧地區時,便連遭挫折,受到損失,最後不得不回師閩西,進行整頓。當時,正值蔣馮閻以及蔣唐(生智)、粵(廣東)、桂(廣西)各派軍閥混戰,恰是我軍奪取勝利,發展根據地的大好時機。但由於黨內打“內戰”,軍隊不團結,失去了統一的正確指揮,也失去了發展蘇區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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