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相信蔣伯宇絕對不是怕承擔責任的人。但每個人都有種擔心，如果說誰都會有脆弱的時候，憑什麽蔣伯宇就不會一時糊塗呢?何況他是一個非常感性而又容易衝動的人。
所幸的是，胡天軍那邊還恢復得不錯。經過及時搶救，並輸了兩的鮮血之後，他保住了脾髒。隻不過在申偉的嘴裏已經聽不到胡天軍的名字，而代之以“活該千刀萬剮的”。
就在三天的生死限期還差半天的時候，蔣伯宇又出現了!申偉他們下午上完課回到宿舍，發現失蹤多日的蔣伯宇正坐在他自己的床上發呆呢。
申偉幾乎是撲了過去，一把就抱住了他。激動不已地說：“老蔣，你可回來了。”那樣子就像十年沒見著今日喜相逢的難兄難弟。
蔣伯宇看上去除了神色非常疲倦，頭髮鬍子更長了些之外，並無異常之外。衣服也都是整整齊齊幹幹淨淨的——那樣子就好像剛出去旅遊了一趟又回來了而已。
申偉在興奮之餘還好沒忘了正事兒。看蔣伯宇沒什麽大礙，顧不得多問，拉著蔣伯宇的胳膊就要去學工處。蔣伯宇撥拉開申偉的手說：“我自己會去。”
於是，就在那個天氣晴好，遍天彩霞的黃昏，蔣伯宇走在前，申偉在他身後三步遠緊跟著，一起向學工處走去。
“四眼”很意外地沒有發脾氣。大概蔣伯宇看來不是像他們想像中的那麽兇悍與暴燥。或者說看過錄像帶後，他們也能理解事出有因。
根據蔣伯宇的敘述，他在出事那天晚上，就坐火車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湘西的一個小城市。對於“逃跑”的原因，蔣伯宇說，並不知道會把胡天軍傷得那樣重。當時的他太氣憤——他不明白為什麽一個人可以連一點起碼的是非標準都沒有，如果不是他的衝動最後導致球賽終止，這個誤判的球也許就可以葬送自己所帶足球隊的前程。
蔣伯宇承認自己太較真兒了。當“四眼”問他這樣做值不值得——不過是一場校內的比賽時，他竟然堅持說：“隻要我內心無愧，那麽就值得。”這話氣得“四眼”唾沫橫飛，對他劈頭蓋臉地地訓斥了一通，並順帶進行了一把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深刻教育。
蔣伯宇說逃跑是因為他不想交那份第二天必須上交的“檢討”。而且當時的他非常沮喪和悲觀——對這個世界上公平與正義的悲觀。悲觀中的蔣伯宇當時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找個地方安靜地呆一下。但他沒有回到家中——顯而易見這會讓父母擔心與追問。他住進了高中一個同學家裏，然後每天會去護城河那裏坐著，或是爬到城外的鳳凰山山頂呆上一天，直到日落。
蔣伯宇所說的這個理由讓“四眼”感到極端的幼稚和可笑。他試圖要挖掘出蔣伯宇深處的不良思想動機和暴力傾向，但都無功而返。他看不出蔣伯宇在想什麽，除了陳述事情經過，這個有著天生的憂鬱眼神的男生更多的就是沉默。對於“四眼”的教導，他無動於衷，即不贊同也不反對。
最後“四眼”冷冷地說：“即使不追究你在法律上的責任，你也要被勒令退學!不管胡天軍錯在哪裏，但這次是你先動的手，而且，差點鬧出人命!”
蔣伯宇平靜地說：“我已經做好這個思想準備了。”
對於學工處要求的做出深刻的書麵檢討和去醫院向胡天軍道歉等事項，蔣伯宇一概拒不執行。
他每天都躺在宿舍裏，就像沒追上何繼紅那陣子一樣。隻有神情平靜如水。即使在偶爾出去買什麽東西或去食堂打飯——不少同學對他側目和指指點點時，他也處之泰然。
在蔣伯宇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就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他隻是走了，然後又回來了。現在，他隻是又準備離開了而已。
他隻對學工處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這件事暫時不要驚動他的父母。必須賠償胡中軍的醫藥費他會想辦法還上的——到蔣伯宇回來時為止，學校已經為胡天軍墊付了一萬兩千多塊錢。
蔣伯宇似乎從來也沒有對任何人聊過他的家庭。隻是這次在對“四眼”處長提出瞞住父母這個要求時他才提到——他的母親已經下崗，父親隻是當地農業局下屬種子站的普通幹部。他們的年紀都已大了，他不願他們再承受這樣的打擊。
學工處答應了蔣伯宇的這個請求，給了他一個月的時間去籌到這筆錢。同時也讓他停課繼續反省。
那一段時間，蔣伯宇身邊的人幾乎都在談論他。都惋惜於他戲劇般的經歷和這種不斷下墜的人生趨勢。在大多數人看來，這樣一個大學都沒畢業，甚至是被開除的學生在這個紛繁複雜、競爭慘烈的社會裏又能做些什麽呢。也許，連生存都還是個大問題吧。
申偉和段有智這段時間也不敢隨便和蔣伯宇說什麽話開什麽玩笑。他們小心翼翼地和蔣伯宇做著起床後的問候與試探性的對事情進展的關心。
申偉有一天在上課路上遇到王丹陽說：“格老子我都要憋出病來了。見人都想捶!”王丹陽還在為蔣伯宇的事積極活動著，甚至已經想到私下裏搞次募捐活動——但後來算算依靠每人捐個五塊十塊的根本起不了什麽作用，反而會讓別人誤以為是為虎作倀給胡天軍那小子捐款呢——於是無奈地打消了這個念頭。
所幸的是，胡天軍那邊還恢復得不錯。經過及時搶救，並輸了兩的鮮血之後，他保住了脾髒。隻不過在申偉的嘴裏已經聽不到胡天軍的名字，而代之以“活該千刀萬剮的”。
就在三天的生死限期還差半天的時候，蔣伯宇又出現了!申偉他們下午上完課回到宿舍，發現失蹤多日的蔣伯宇正坐在他自己的床上發呆呢。
申偉幾乎是撲了過去，一把就抱住了他。激動不已地說：“老蔣，你可回來了。”那樣子就像十年沒見著今日喜相逢的難兄難弟。
蔣伯宇看上去除了神色非常疲倦，頭髮鬍子更長了些之外，並無異常之外。衣服也都是整整齊齊幹幹淨淨的——那樣子就好像剛出去旅遊了一趟又回來了而已。
申偉在興奮之餘還好沒忘了正事兒。看蔣伯宇沒什麽大礙，顧不得多問，拉著蔣伯宇的胳膊就要去學工處。蔣伯宇撥拉開申偉的手說：“我自己會去。”
於是，就在那個天氣晴好，遍天彩霞的黃昏，蔣伯宇走在前，申偉在他身後三步遠緊跟著，一起向學工處走去。
“四眼”很意外地沒有發脾氣。大概蔣伯宇看來不是像他們想像中的那麽兇悍與暴燥。或者說看過錄像帶後，他們也能理解事出有因。
根據蔣伯宇的敘述，他在出事那天晚上，就坐火車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湘西的一個小城市。對於“逃跑”的原因，蔣伯宇說，並不知道會把胡天軍傷得那樣重。當時的他太氣憤——他不明白為什麽一個人可以連一點起碼的是非標準都沒有，如果不是他的衝動最後導致球賽終止，這個誤判的球也許就可以葬送自己所帶足球隊的前程。
蔣伯宇承認自己太較真兒了。當“四眼”問他這樣做值不值得——不過是一場校內的比賽時，他竟然堅持說：“隻要我內心無愧，那麽就值得。”這話氣得“四眼”唾沫橫飛，對他劈頭蓋臉地地訓斥了一通，並順帶進行了一把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深刻教育。
蔣伯宇說逃跑是因為他不想交那份第二天必須上交的“檢討”。而且當時的他非常沮喪和悲觀——對這個世界上公平與正義的悲觀。悲觀中的蔣伯宇當時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找個地方安靜地呆一下。但他沒有回到家中——顯而易見這會讓父母擔心與追問。他住進了高中一個同學家裏，然後每天會去護城河那裏坐著，或是爬到城外的鳳凰山山頂呆上一天，直到日落。
蔣伯宇所說的這個理由讓“四眼”感到極端的幼稚和可笑。他試圖要挖掘出蔣伯宇深處的不良思想動機和暴力傾向，但都無功而返。他看不出蔣伯宇在想什麽，除了陳述事情經過，這個有著天生的憂鬱眼神的男生更多的就是沉默。對於“四眼”的教導，他無動於衷，即不贊同也不反對。
最後“四眼”冷冷地說：“即使不追究你在法律上的責任，你也要被勒令退學!不管胡天軍錯在哪裏，但這次是你先動的手，而且，差點鬧出人命!”
蔣伯宇平靜地說：“我已經做好這個思想準備了。”
對於學工處要求的做出深刻的書麵檢討和去醫院向胡天軍道歉等事項，蔣伯宇一概拒不執行。
他每天都躺在宿舍裏，就像沒追上何繼紅那陣子一樣。隻有神情平靜如水。即使在偶爾出去買什麽東西或去食堂打飯——不少同學對他側目和指指點點時，他也處之泰然。
在蔣伯宇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就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他隻是走了，然後又回來了。現在，他隻是又準備離開了而已。
他隻對學工處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這件事暫時不要驚動他的父母。必須賠償胡中軍的醫藥費他會想辦法還上的——到蔣伯宇回來時為止，學校已經為胡天軍墊付了一萬兩千多塊錢。
蔣伯宇似乎從來也沒有對任何人聊過他的家庭。隻是這次在對“四眼”處長提出瞞住父母這個要求時他才提到——他的母親已經下崗，父親隻是當地農業局下屬種子站的普通幹部。他們的年紀都已大了，他不願他們再承受這樣的打擊。
學工處答應了蔣伯宇的這個請求，給了他一個月的時間去籌到這筆錢。同時也讓他停課繼續反省。
那一段時間，蔣伯宇身邊的人幾乎都在談論他。都惋惜於他戲劇般的經歷和這種不斷下墜的人生趨勢。在大多數人看來，這樣一個大學都沒畢業，甚至是被開除的學生在這個紛繁複雜、競爭慘烈的社會裏又能做些什麽呢。也許，連生存都還是個大問題吧。
申偉和段有智這段時間也不敢隨便和蔣伯宇說什麽話開什麽玩笑。他們小心翼翼地和蔣伯宇做著起床後的問候與試探性的對事情進展的關心。
申偉有一天在上課路上遇到王丹陽說：“格老子我都要憋出病來了。見人都想捶!”王丹陽還在為蔣伯宇的事積極活動著，甚至已經想到私下裏搞次募捐活動——但後來算算依靠每人捐個五塊十塊的根本起不了什麽作用，反而會讓別人誤以為是為虎作倀給胡天軍那小子捐款呢——於是無奈地打消了這個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