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說王富民隻比我大五歲，實際上比我大九歲。
你個小鬼也是，五歲跟九歲有多大差別呢?男的比女的大十歲以內從生理上講沒什麽的。何況這個人政治上可靠，個子也高高大大的，品行也好，他的工作能力也許不是很強，但不易犯錯誤，不管你將來怎樣，他都會對你一輩子好的。這點，我可以給你打保票!
聽政委這麽說，我就默認了。1954年，我們結了婚。
雖然從認識到結婚有兩年多的時間，但因為都在忙著墾荒造田，我們見麵的時候很少，彼此交談的機會幾乎沒有。在那個年月，除了勞動，其他的一切似乎都被免除了，所謂的婚姻，也是從“屯墾戍邊，穩定邊疆”這一政治需要出發的，通俗點說，就是為了讓二十萬大軍都能有個老婆，生一堆孩子，在這片土地上安頓下來。還有，王富民是行伍出身，隻上過兵團的速成中學，上了不久，上頭說，你們都大了，去勞動吧，為你們的兒子創造條件，讓你們的兒子來上學吧，就解散了。所以，對於談情說愛，他也不懂。他腦子裏仍和許多農民軍人一樣，隻有一個樸素的願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趕快生幾個孩子。所以，彼此也沒多少話好說。我們性格不合，但因為我在五五、五六、五七年連續為他生了三個孩子，他對我還是很好的。
的確，誠如魚政委所說的，王富民是個可靠的人，在“文革”期間，因為他“根正苗紅”，我雖然也到車間幹過活，下放到團場勞動過，挨過批鬥，但在那個發了瘋的年月，我所受的罪相對要小得多。所以，我應當感謝魚政委。
我們這一代人，有過真正愛情的是很少的，所有的愛都被政治代替了，所有的生活都被抹上了政治色彩，人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向政治看齊，都必須以政治為目標。不管你是主動的也好，被動的也好;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無意的也好。
早在1963年，我父親通過多方打聽，經香港來信，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他身邊。我收到那封信後，害怕得不行，當即就交給組織了。從此與父母又斷了音信，直到70年代末。
1972年，父母及弟妹陸陸續續從台灣移民到了美國。八○年五月，我在大陸唯一的姐姐移民到了美國。我姐姐在我當兵後不久，考上了西北財經學校，畢業後，分到青海工作。姐妹倆經常通信，通過這種方式尋找著內心的依靠。
不久，我也獲準去美國探親。一到美國，家人就要馬上為我辦移民舊金山的手續，但我婉言拒絕了。我決計要回到新疆來。這令許多人大惑不解，他們說，你在那個地方吃了那麽多苦，而你即使要回祖國，也該回寧鄉去，那才是你真正的故鄉。
我笑了笑，沒作任何解釋。
我曾從教二十年，可謂桃李滿天下。寧鄉的確是我的故鄉，但那隻是從血緣上而言，我心靈中的故鄉就在新疆，因為我為她付出了一切。
黃群英：我對不起這片土地
我住的這地方是維吾爾族人聚居區，已十幾年沒有和外麵聯繫了，沒想到你們還能找到我。多謝楊映群的老伴袁旭把你帶到這裏來。
我沒有什麽好說的，真的，我隻是感到慚愧。我先給你講講楊映群的故事吧!
她是湖南湘陰人，1952年初和她堂妹一起偷偷參軍。記得考試時，讓她談談新疆，她對新疆一無所知，不知道該怎麽寫，是她堂妹幫她寫的，就寫了那麽幾句話，無非是新疆地大物博、路途遙遠，是個大戈壁之類，後來就考上了。
和很多湖南女兵一樣，我們當時都沒想到會在新疆待一輩子，招聘團的人在長沙說，去新疆當兵，三年後想回來就回來。我想三年一轉眼就會過去，到時回來就行了。到新疆後，沒想到會這麽荒涼，這麽苦，幾百裏的大戈壁上，看不見一個人影子，在口內哪有這樣的事情?
第二天，我們出發了。顛了半天，到了塔什店。那裏有一窩子水塘，水塘邊有幾株水柳，四周全是墳堆似的禿山。既沒有店，也沒有房。在那裏下了車後，帶隊的人說，這裏就是將來要建大工廠的地方。招你們到新疆來，是來搞建設的，不是讓你們來享福的。看到這光景，大家的心全涼了。下車後就挖地窩子，一個地窩子裏住三個人。一到晚上，躺進去後，自己都覺得害怕，好像自己不是人，而是鬼，不是在人世裏，而是在墳墓中。外麵的風“嗚嗚”尖叫著，鬼哭狼嚎一般，嚇得三個人緊緊地擠在一起，直打哆嗦。那時候年紀小，瞌睡多，顛了一上午，又挖了一下午的“窩”，很快就睡著了。但那一夜做的夢可真嚇人，一會兒狼鑽進了地窩子，一會兒地窩子裏有死人的白骨架子，一會兒壓在了大地下頭，怎麽也掙紮不動。第二天早上醒來，風不知什麽時候已把地窩子的蓋子掀掉了，被子上落了一層土。大家也泥鼻子泥眼睛的，我看你覺得好笑，你看我也覺得好笑，最後都笑了起來。
原說三年可以回家，三年滿後，不讓回。不回也就不回了，最苦的日子熬過來了，總該有甜的時候吧，就這樣盼著。既留下來，就繼續好好幹。楊映群立了四次功，獎狀什麽的，厚厚一大摞。記得她一直想著回湖南，但現在還在這裏待著，和很多人一樣，一輩子過來了，有了兒子，又有了孫子。
我1951年在長沙參軍，第二年在師部會計訓練班學會計，返回團部時，不幸在鐵門關翻了車。出院後，我雖然還是堅持工作，但總是不方便了。1962年，全國陷入饑荒，我當時已有五個孩子，領導勸我從大局著想，從工作崗位上下來，回去當家屬，帶孩子。我就下來了，從此，靠每年一點點殘廢金生活，全家陷入更加窮困的境地。
既然動員我當家屬，既然不能再去工作，我哪怕討口叫化，也要養育好五個孩子，讓他們成人成材。這樣，我不遠萬裏來新疆，也算是為它盡了自己的力，我在心中鼓勵自己。丈夫每月幾十元工資，很難口。我就在魚肉便宜的時候買回來，用湖南的方式熏製成臘肉、臘魚，這樣，全家可以在夏天不買新鮮肉，還可以賣一點，補貼家用。直到現在，我還這樣做，當然，現在主要是自己吃，因為幾十年下來，全家已習慣了吃臘肉。也賣一些，因為我做的臘肉臘魚已成了風味食品，一些老主顧喜歡吃。
我自從“下崗”之後，無論多麽困難，從沒去找過領導。有苦，我自己吃;有難，我自己受。
我常常回憶起自己工作的那十年時光，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光。
我們一共十姐妹——她們現在全都健在。家裏窮得不行，毛主席讓婦女來當兵，建設新疆，那是對婦女的信任，所以那時候真是拚了小命兒地幹。我心甘情願地幹，讓幹什麽就幹什麽。有三年沒發津貼，說支援新疆建設，心裏一點怨言也沒有。我工作的那十年真好，當然，後來我也覺得自己沒有虛度，我把五個孩子養大了，並把他們培養成材，又把他們全留在了新疆——大女兒在醫院當主任，大兒子停薪留職後做生意，三兒子在電力公司工作，二丫頭當醫生，三丫頭在民政局當幹部，全家回來，近二十口人了。這是我的貢獻。對於新疆，過去需要人來建設，現在和將來同樣需要。
你個小鬼也是，五歲跟九歲有多大差別呢?男的比女的大十歲以內從生理上講沒什麽的。何況這個人政治上可靠，個子也高高大大的，品行也好，他的工作能力也許不是很強，但不易犯錯誤，不管你將來怎樣，他都會對你一輩子好的。這點，我可以給你打保票!
聽政委這麽說，我就默認了。1954年，我們結了婚。
雖然從認識到結婚有兩年多的時間，但因為都在忙著墾荒造田，我們見麵的時候很少，彼此交談的機會幾乎沒有。在那個年月，除了勞動，其他的一切似乎都被免除了，所謂的婚姻，也是從“屯墾戍邊，穩定邊疆”這一政治需要出發的，通俗點說，就是為了讓二十萬大軍都能有個老婆，生一堆孩子，在這片土地上安頓下來。還有，王富民是行伍出身，隻上過兵團的速成中學，上了不久，上頭說，你們都大了，去勞動吧，為你們的兒子創造條件，讓你們的兒子來上學吧，就解散了。所以，對於談情說愛，他也不懂。他腦子裏仍和許多農民軍人一樣，隻有一個樸素的願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趕快生幾個孩子。所以，彼此也沒多少話好說。我們性格不合，但因為我在五五、五六、五七年連續為他生了三個孩子，他對我還是很好的。
的確，誠如魚政委所說的，王富民是個可靠的人，在“文革”期間，因為他“根正苗紅”，我雖然也到車間幹過活，下放到團場勞動過，挨過批鬥，但在那個發了瘋的年月，我所受的罪相對要小得多。所以，我應當感謝魚政委。
我們這一代人，有過真正愛情的是很少的，所有的愛都被政治代替了，所有的生活都被抹上了政治色彩，人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向政治看齊，都必須以政治為目標。不管你是主動的也好，被動的也好;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無意的也好。
早在1963年，我父親通過多方打聽，經香港來信，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他身邊。我收到那封信後，害怕得不行，當即就交給組織了。從此與父母又斷了音信，直到70年代末。
1972年，父母及弟妹陸陸續續從台灣移民到了美國。八○年五月，我在大陸唯一的姐姐移民到了美國。我姐姐在我當兵後不久，考上了西北財經學校，畢業後，分到青海工作。姐妹倆經常通信，通過這種方式尋找著內心的依靠。
不久，我也獲準去美國探親。一到美國，家人就要馬上為我辦移民舊金山的手續，但我婉言拒絕了。我決計要回到新疆來。這令許多人大惑不解，他們說，你在那個地方吃了那麽多苦，而你即使要回祖國，也該回寧鄉去，那才是你真正的故鄉。
我笑了笑，沒作任何解釋。
我曾從教二十年，可謂桃李滿天下。寧鄉的確是我的故鄉，但那隻是從血緣上而言，我心靈中的故鄉就在新疆，因為我為她付出了一切。
黃群英：我對不起這片土地
我住的這地方是維吾爾族人聚居區，已十幾年沒有和外麵聯繫了，沒想到你們還能找到我。多謝楊映群的老伴袁旭把你帶到這裏來。
我沒有什麽好說的，真的，我隻是感到慚愧。我先給你講講楊映群的故事吧!
她是湖南湘陰人，1952年初和她堂妹一起偷偷參軍。記得考試時，讓她談談新疆，她對新疆一無所知，不知道該怎麽寫，是她堂妹幫她寫的，就寫了那麽幾句話，無非是新疆地大物博、路途遙遠，是個大戈壁之類，後來就考上了。
和很多湖南女兵一樣，我們當時都沒想到會在新疆待一輩子，招聘團的人在長沙說，去新疆當兵，三年後想回來就回來。我想三年一轉眼就會過去，到時回來就行了。到新疆後，沒想到會這麽荒涼，這麽苦，幾百裏的大戈壁上，看不見一個人影子，在口內哪有這樣的事情?
第二天，我們出發了。顛了半天，到了塔什店。那裏有一窩子水塘，水塘邊有幾株水柳，四周全是墳堆似的禿山。既沒有店，也沒有房。在那裏下了車後，帶隊的人說，這裏就是將來要建大工廠的地方。招你們到新疆來，是來搞建設的，不是讓你們來享福的。看到這光景，大家的心全涼了。下車後就挖地窩子，一個地窩子裏住三個人。一到晚上，躺進去後，自己都覺得害怕，好像自己不是人，而是鬼，不是在人世裏，而是在墳墓中。外麵的風“嗚嗚”尖叫著，鬼哭狼嚎一般，嚇得三個人緊緊地擠在一起，直打哆嗦。那時候年紀小，瞌睡多，顛了一上午，又挖了一下午的“窩”，很快就睡著了。但那一夜做的夢可真嚇人，一會兒狼鑽進了地窩子，一會兒地窩子裏有死人的白骨架子，一會兒壓在了大地下頭，怎麽也掙紮不動。第二天早上醒來，風不知什麽時候已把地窩子的蓋子掀掉了，被子上落了一層土。大家也泥鼻子泥眼睛的，我看你覺得好笑，你看我也覺得好笑，最後都笑了起來。
原說三年可以回家，三年滿後，不讓回。不回也就不回了，最苦的日子熬過來了，總該有甜的時候吧，就這樣盼著。既留下來，就繼續好好幹。楊映群立了四次功，獎狀什麽的，厚厚一大摞。記得她一直想著回湖南，但現在還在這裏待著，和很多人一樣，一輩子過來了，有了兒子，又有了孫子。
我1951年在長沙參軍，第二年在師部會計訓練班學會計，返回團部時，不幸在鐵門關翻了車。出院後，我雖然還是堅持工作，但總是不方便了。1962年，全國陷入饑荒，我當時已有五個孩子，領導勸我從大局著想，從工作崗位上下來，回去當家屬，帶孩子。我就下來了，從此，靠每年一點點殘廢金生活，全家陷入更加窮困的境地。
既然動員我當家屬，既然不能再去工作，我哪怕討口叫化，也要養育好五個孩子，讓他們成人成材。這樣，我不遠萬裏來新疆，也算是為它盡了自己的力，我在心中鼓勵自己。丈夫每月幾十元工資，很難口。我就在魚肉便宜的時候買回來，用湖南的方式熏製成臘肉、臘魚，這樣，全家可以在夏天不買新鮮肉，還可以賣一點，補貼家用。直到現在，我還這樣做，當然，現在主要是自己吃，因為幾十年下來，全家已習慣了吃臘肉。也賣一些，因為我做的臘肉臘魚已成了風味食品，一些老主顧喜歡吃。
我自從“下崗”之後，無論多麽困難，從沒去找過領導。有苦，我自己吃;有難，我自己受。
我常常回憶起自己工作的那十年時光，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光。
我們一共十姐妹——她們現在全都健在。家裏窮得不行，毛主席讓婦女來當兵，建設新疆，那是對婦女的信任，所以那時候真是拚了小命兒地幹。我心甘情願地幹，讓幹什麽就幹什麽。有三年沒發津貼，說支援新疆建設，心裏一點怨言也沒有。我工作的那十年真好，當然，後來我也覺得自己沒有虛度，我把五個孩子養大了，並把他們培養成材，又把他們全留在了新疆——大女兒在醫院當主任，大兒子停薪留職後做生意，三兒子在電力公司工作，二丫頭當醫生，三丫頭在民政局當幹部，全家回來，近二十口人了。這是我的貢獻。對於新疆，過去需要人來建設，現在和將來同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