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師政委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大的首長。雖然當時的官兵關係融洽得很，但師政委點名找我，我心裏還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去後，政委卻不在辦公室，隻有一個年近花甲的軍人在那裏用鐵鉤掏爐子。見我站在門口，老人就說，你們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進來坐。
我坐好後，老人遞給我一茶缸水，讓我坐到爐火邊來。老人已把爐火伺候得很旺。他和藹地問我，你叫什麽名字?
陶先運。
你爸爸的名字呢?
陶叔寬。
你還有兩個伯伯吧?
是的，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
我一說完，老人就有些激動地說，孩子，我是你叔公啊!
這麽近地見到親人，我激動得不行，我用顫抖的聲音叫了一聲，明六叔公。然後說，我爸臨走時給我講過，說您在新疆當總帥，讓我找您。
那你怎麽沒來?
我……我想和其他女兵一樣。
好滿運，有出息!
我前年曾回過陶家大屋的。
我聽說過，是我爸用貨車接叔公回來的。人家說你是將軍，可連個警衛也沒有。記得您到每家都看了看，就走了，我們這些小孩子當時還不清楚您是誰呢!
我是順路回家看看，這兩年家裏怎麽樣啊?
還好。
你這棉衣看來不太合身，鞋子也不太合腳。
再長一長個子，就差不多了。
你現在做麽子事呀?
當hushi。
hushi都幹些麽子事?
掃地，發藥，倒屎尿，掏爐子。
這工作能適應嗎?
能的。
我們爺孫倆用老家話談了很久，然後，明六叔公摸著我的頭，問道，孩子，有麽子困難沒有?
我像怕回答慢了似的，連連說，叔公，沒有的，沒有的。
是不是沒有?有就跟叔公說。
真沒有的。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外麵冷，有狼，我給你在師部找個地方住。頓了頓又說，先運，我明天上午給指戰員講話，講完後就回迪化，我給你留個地址，有機會就來找我。完了，又輕嘆了一口氣說，唉，這交通如此不方便，也不一定有機會啊!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你比你叔公有出息。十五歲就當hushi了，我十九歲才在黎元洪的都督府當了一名衛兵，二十歲時才一個二等兵呢!
過了兩個月，明六叔公托人給我帶來了一支博士牌鋼筆，鼓勵我好好學習，勤奮工作。
事隔多年以後，我再追憶往事時，認為那個時代是真正的純真時代，每個人的心，都像深山裏的泉水一樣明澈，很少受任何私慾的汙染。要是像現在這樣，我就不會仍待在這個邊陲小城，早就升官發財了。但如果那樣，我叔公也不會是人們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內心也就不會像現在這麽安寧。後來想一想，也有後悔的地方，就是他問我有什麽困難時，我應該說想去讀書。有了文化知識，我想我能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當時年紀小，正是讀書的時候。這要求在當時是不過分的。因為好多人都去農學院或醫學院學習了，可我當時沒有想起來。
陶先運：沒人知道我是陶峙嶽的侄孫女(3)
慢慢地，人們都知道我是陶峙嶽的侄孫女了。這使我隻能更嚴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給別人留下什麽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樣幹活，並且爭取比別人幹得多，幹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給棉花打頂一天打十幾畝。有好多人見我那樣，就說，唉呀，你好傻喲，傻得不透氣喲，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員，你不找他，到這裏來跟我們吃啥苦喲!
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對我說，滿運呀，你沒找叔公?我說沒有。他說，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說，他當他的司令，我當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就是這麽單純。我們那個時代的社會，就是這麽單純的社會。有些像什麽烏什麽邦似的，對，烏托邦似的。
1953年10月，我發現自己的津貼漲到了十八元，我問自己的錢怎麽多了，人家告訴我說我提幹了。不久，我就隨招聘團去山東徵召山東婦女入伍，以解決大批起義老兵的婚姻問題。二十五師徵召了五百多人。但山東婦女們一到新疆，看到房無一間，瓦無一片，條件艱苦，又哭又鬧，最後師部命令帶婦女的同誌必須和婦女一起下去，做她們的工作，直到她們安心為止。這樣，我就到了連隊。
而隨著戰士年齡的增長，我們在徵召女兵時對年齡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歲、二十三四歲的婚齡婦女占絕大多數。她們大多來自農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難做，我當時才十七歲，我領著部分大姐大嫂們到了獨立營。從此，我就一直在勞動一線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勞動獲得過“三八紅旗手”、“先進生產者”等許多榮譽，並榮立過一等功。
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因為明六叔公，我沒能逃脫“文革”的劫難。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來。關進了一個安了鐵門、已變成地牢的地窩子裏。造反派對我進行嚴刑逼供，讓我檢舉明六叔公的罪狀。我寧死不屈。
國慶節那天，他們把我吊起來說，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別想活著從這地窩子爬出去。
他們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過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潑醒，但我一句話也沒說。
最後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過來。我醒來後，渾身是傷，難以動彈，地窩子裏沒有一絲光線，如地獄一般黑暗。我想用死來抗爭，但又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一定要盡力活著。隻要我活著，我就可以抗爭，我死了，他們想怎麽說就怎麽說，他們就能輕易地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我靠著這種信念，忍受了對我的非人折磨，熬過了長達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時光。
十年浩劫之中，無論受到怎樣的歧視和冷遇，批鬥和打擊，我都忍受著，以非凡的承受苦難的能力忍受著我經歷的苦難。這些，在“文革”一開始就回到湖南、被有關方麵保護起來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明六叔公已於1989年以九十七歲高齡仙逝。我作為他的滿孫女，與我的兒孫們仍在新疆這座軍墾小城石河子平靜地生活著。
回顧自己的路，我1951年進疆，1991年退休，在這塊土地上紮紮實實地幹了四十年，農場的所有活兒我都幹過，這裏留下了我的豆蔻年華，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榮、歡樂與痛苦，留下了我的兒孫，我是真正的兵團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實，內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沒有我們這一代軍墾戰士，就沒有新疆這些美麗富饒的綠洲。
毛燦奇：見不到毛主席，我決不留長髮(1)
我到達焉耆後，被分在二軍六師十七團，雖說是一手拿槍，一手拿鍬，但除了一身軍裝，除了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沒日沒夜地勞動，軍事訓練幾乎沒有。
一進甘肅，就是撲麵而來的荒涼。但我們當時所到達的地方，則是徹底的荒涼。住的是地窩子，麵對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灘和鹽鹼灘相間的荒原。到處是狼、馬蚤子和蛇。有些鹼灘很深，有個故事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去後，政委卻不在辦公室，隻有一個年近花甲的軍人在那裏用鐵鉤掏爐子。見我站在門口，老人就說，你們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進來坐。
我坐好後，老人遞給我一茶缸水，讓我坐到爐火邊來。老人已把爐火伺候得很旺。他和藹地問我，你叫什麽名字?
陶先運。
你爸爸的名字呢?
陶叔寬。
你還有兩個伯伯吧?
是的，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
我一說完，老人就有些激動地說，孩子，我是你叔公啊!
這麽近地見到親人，我激動得不行，我用顫抖的聲音叫了一聲，明六叔公。然後說，我爸臨走時給我講過，說您在新疆當總帥，讓我找您。
那你怎麽沒來?
我……我想和其他女兵一樣。
好滿運，有出息!
我前年曾回過陶家大屋的。
我聽說過，是我爸用貨車接叔公回來的。人家說你是將軍，可連個警衛也沒有。記得您到每家都看了看，就走了，我們這些小孩子當時還不清楚您是誰呢!
我是順路回家看看，這兩年家裏怎麽樣啊?
還好。
你這棉衣看來不太合身，鞋子也不太合腳。
再長一長個子，就差不多了。
你現在做麽子事呀?
當hushi。
hushi都幹些麽子事?
掃地，發藥，倒屎尿，掏爐子。
這工作能適應嗎?
能的。
我們爺孫倆用老家話談了很久，然後，明六叔公摸著我的頭，問道，孩子，有麽子困難沒有?
我像怕回答慢了似的，連連說，叔公，沒有的，沒有的。
是不是沒有?有就跟叔公說。
真沒有的。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外麵冷，有狼，我給你在師部找個地方住。頓了頓又說，先運，我明天上午給指戰員講話，講完後就回迪化，我給你留個地址，有機會就來找我。完了，又輕嘆了一口氣說，唉，這交通如此不方便，也不一定有機會啊!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你比你叔公有出息。十五歲就當hushi了，我十九歲才在黎元洪的都督府當了一名衛兵，二十歲時才一個二等兵呢!
過了兩個月，明六叔公托人給我帶來了一支博士牌鋼筆，鼓勵我好好學習，勤奮工作。
事隔多年以後，我再追憶往事時，認為那個時代是真正的純真時代，每個人的心，都像深山裏的泉水一樣明澈，很少受任何私慾的汙染。要是像現在這樣，我就不會仍待在這個邊陲小城，早就升官發財了。但如果那樣，我叔公也不會是人們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內心也就不會像現在這麽安寧。後來想一想，也有後悔的地方，就是他問我有什麽困難時，我應該說想去讀書。有了文化知識，我想我能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當時年紀小，正是讀書的時候。這要求在當時是不過分的。因為好多人都去農學院或醫學院學習了，可我當時沒有想起來。
陶先運：沒人知道我是陶峙嶽的侄孫女(3)
慢慢地，人們都知道我是陶峙嶽的侄孫女了。這使我隻能更嚴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給別人留下什麽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樣幹活，並且爭取比別人幹得多，幹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給棉花打頂一天打十幾畝。有好多人見我那樣，就說，唉呀，你好傻喲，傻得不透氣喲，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員，你不找他，到這裏來跟我們吃啥苦喲!
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對我說，滿運呀，你沒找叔公?我說沒有。他說，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說，他當他的司令，我當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就是這麽單純。我們那個時代的社會，就是這麽單純的社會。有些像什麽烏什麽邦似的，對，烏托邦似的。
1953年10月，我發現自己的津貼漲到了十八元，我問自己的錢怎麽多了，人家告訴我說我提幹了。不久，我就隨招聘團去山東徵召山東婦女入伍，以解決大批起義老兵的婚姻問題。二十五師徵召了五百多人。但山東婦女們一到新疆，看到房無一間，瓦無一片，條件艱苦，又哭又鬧，最後師部命令帶婦女的同誌必須和婦女一起下去，做她們的工作，直到她們安心為止。這樣，我就到了連隊。
而隨著戰士年齡的增長，我們在徵召女兵時對年齡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歲、二十三四歲的婚齡婦女占絕大多數。她們大多來自農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難做，我當時才十七歲，我領著部分大姐大嫂們到了獨立營。從此，我就一直在勞動一線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勞動獲得過“三八紅旗手”、“先進生產者”等許多榮譽，並榮立過一等功。
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因為明六叔公，我沒能逃脫“文革”的劫難。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來。關進了一個安了鐵門、已變成地牢的地窩子裏。造反派對我進行嚴刑逼供，讓我檢舉明六叔公的罪狀。我寧死不屈。
國慶節那天，他們把我吊起來說，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別想活著從這地窩子爬出去。
他們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過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潑醒，但我一句話也沒說。
最後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過來。我醒來後，渾身是傷，難以動彈，地窩子裏沒有一絲光線，如地獄一般黑暗。我想用死來抗爭，但又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一定要盡力活著。隻要我活著，我就可以抗爭，我死了，他們想怎麽說就怎麽說，他們就能輕易地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我靠著這種信念，忍受了對我的非人折磨，熬過了長達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時光。
十年浩劫之中，無論受到怎樣的歧視和冷遇，批鬥和打擊，我都忍受著，以非凡的承受苦難的能力忍受著我經歷的苦難。這些，在“文革”一開始就回到湖南、被有關方麵保護起來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明六叔公已於1989年以九十七歲高齡仙逝。我作為他的滿孫女，與我的兒孫們仍在新疆這座軍墾小城石河子平靜地生活著。
回顧自己的路，我1951年進疆，1991年退休，在這塊土地上紮紮實實地幹了四十年，農場的所有活兒我都幹過，這裏留下了我的豆蔻年華，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榮、歡樂與痛苦，留下了我的兒孫，我是真正的兵團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實，內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沒有我們這一代軍墾戰士，就沒有新疆這些美麗富饒的綠洲。
毛燦奇：見不到毛主席，我決不留長髮(1)
我到達焉耆後，被分在二軍六師十七團，雖說是一手拿槍，一手拿鍬，但除了一身軍裝，除了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沒日沒夜地勞動，軍事訓練幾乎沒有。
一進甘肅，就是撲麵而來的荒涼。但我們當時所到達的地方，則是徹底的荒涼。住的是地窩子，麵對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灘和鹽鹼灘相間的荒原。到處是狼、馬蚤子和蛇。有些鹼灘很深，有個故事可以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