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憐的我也隻能從營部跑回團部。大半個夜晚的奔跑，使我的一雙腳早已血肉模糊，麻木得沒任何感覺了。
我呼出的氣息噴在臉上，頭髮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當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時，我結了霜的頭髮，蒼白的臉色，茫然無神的眼睛，使我像一個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沒有回去過，直到三個月後，掃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營裏，我住集體宿舍，死活不去見他。就這樣抗爭著，轉眼半年過去了。
而他，又不好意思來請我。趙自立事隔多年以後，對我說，我們當時本來就是兩個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說過一兩句話，還是我不願聽的話，也就見過一次麵，去請人家回來，憑什麽呢?他不知道怎麽跟我說，所以不僅是不好意思，他還覺得去請一個生人回來跟自己過日子，特別扭，覺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沒辦法。因此，既然是組織介紹的，還得要組織出麵。
有一天，營長找到我，對我說，王燦輝同誌，我現在告訴你吧，把你們招到這裏來，就是要配對象的。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設新疆的需要。趙自立同誌是兵團的模範指導員，你這樣做，損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後如何帶兵?
婦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我追求的，是自願的婚姻，不是包辦婚姻，如果說他的威信受到了損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針鋒相對，一點也不示弱。
無論怎麽說，我死活也不和趙自立同房。但從此之後，也就不停地有領導找我談話，做我的思想工作。在這種攻勢下，我最後終於難以忍受，同意與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這麽一片戈壁，這戈壁上就這麽一些人，無論自己是否與人家同房，但在別人的意識中，我已是個結了婚的人。在這種選擇對象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我還能選擇誰呢?
但我從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孫子，在照全家福時，我們才在一起照了個相。到那時，我們已走過了四十多年的風雨人生。
鍾瑞蘭：結婚時就抱定了要離婚的想法(1)
由於自己的奮鬥，我在1953年由戰士提為排長。這在當時的女兵中，進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代末要退休時，我也隻是個副指導員。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結婚，我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但無論如何，我為這荒原，為新疆這片土地養育了三個孩子。
我提幹不久，也即建軍節那天，營長對我說，鍾排長，我營機槍連有個排長，也是勞模，你們倆挺合適的，排長配排長，勞模配勞模，應該是一個好姻緣。
我在部隊已整整待了兩年，知道營長的話絕不是玩笑，就說，多謝營長的關心，但我現在還不想結婚，即使要結，彼此也得有個起碼的了解。
結了婚再了解也不遲。今天過節，部隊休息，營裏剛好要主持一次集體婚禮，時間在下午四點鍾，你去準備一下，那排長我負責通知。
我當時一聽就傻了。
營長見我要說什麽，於是果斷地擺了一下手，大聲說，這件事就這麽定了，你要相信組織，組織上為你考慮的事情不會錯。他說完，就背著手走了。
我……我絕望地說出這個字，就說不出後麵的話了。我木樁似的站在那裏，半天才在心裏喊出，我!不!願!意——
但我卻不得不按時到營部去，這是軍隊裏的規矩，任何人都得服從，當我到營部時，已有八對新人在等著婚禮的開始。大多為營裏的連排幹部，他們神色拘謹、靦腆，顯示出一個農民突然被置身於某個盛大場麵時的手足無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則都冷著臉，低著頭，像在為這種“拉郎配”的產生找到一個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們被重重疑惑緊緊地包裹著。那些趕來賀喜的幹部們，則不時地開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但沒一個新娘在笑，歡樂是局外人的。營長、教導員忙得最歡，他們滿臉綻笑，皺紋舒展，掩飾不住一個辛勞一生的老農民終於為兒子們找到媳婦時的那種喜氣洋洋。
中國共產黨那支以貧苦農民為主的軍隊創造了中國新的歷史，在那個漫長的過程中，也創造了無數軍事史上的奇蹟，但那支軍隊中許多人的意識還是農民的，在基層更是這樣。
在他們的意識中，還沒有愛情這個詞語。婚姻的目的還隻是為了繁衍後代、延續香火，所謂的“愛情、自由、人權”等，不過是小資產階級不健康的情調。
我去參加婚禮時，就已下了決心;作為下級，我遵命結婚;作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處置婚姻。也就是說，我在結婚時就已抱定了要離婚的想法。當然，這種想法是伴著內心的流血產生的。在這個想法產生時，我忍不住內心的痛，跑到一叢紅柳後麵，傷心地哭了一場。
婚禮還沒有結束，我就離開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沒過幾天，我打了離婚報告。沒想到，離婚比結婚要難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報告，領導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絕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後，我給在鐵道部工作的哥哥寫了一封信。哥馬上回信勸慰我，說要把我調到北京去，但我拒絕了。我知道，多一個人，對當時的新疆來說，就多一份力量;還有，我要自己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爬起來。我所說的跌倒，就是因為我提出離婚後，領導給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幹部、勞動模範”的帽子。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想法雖然幼稚，卻是真實的。
我堅持要離婚，到1955年，領導終於同意了。當我聽到那個消息時，心情十分複雜。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釋去了生命的重負。我沒有想到，會有另外的東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團的最基層生活，下麵歷來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質人的聚集地。不是個人，而是單位，單位罵我是“老破鞋”，罵了很多年，就因為我離過一次婚，他們就這樣罵我。我現在憶及此事，仍傷心欲絕。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時代，我作為一個卑微的個體，哪怕是正當的行為，也被視為叛逆，而受到長期的淩辱。
離婚之後，我與新疆八一農學院的農業技術員任自立相愛並結合。在“文革”還沒有開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靜而幸福的。“文革”開始後，丈夫作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裏木。生活的艱苦，勞動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壓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時，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九歲，最小的才幾個月。生活的重擔和來自政治運動的衝擊，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夠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運動中非人的折磨和無處不在的歧視。那種絕望來自我生命的最深處，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徹底的絕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鬥。丈夫當時正病重，要送醫院，我求來人能否讓我把病人送到醫院後再去。來人毫不留情地拒絕了我。無奈之下，我隻好讓十一歲的兒子送他父親到醫院。批鬥會開完之後，我去接在醫院陪丈夫的兒子。
我呼出的氣息噴在臉上，頭髮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當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時，我結了霜的頭髮，蒼白的臉色，茫然無神的眼睛，使我像一個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沒有回去過，直到三個月後，掃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營裏，我住集體宿舍，死活不去見他。就這樣抗爭著，轉眼半年過去了。
而他，又不好意思來請我。趙自立事隔多年以後，對我說，我們當時本來就是兩個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說過一兩句話，還是我不願聽的話，也就見過一次麵，去請人家回來，憑什麽呢?他不知道怎麽跟我說，所以不僅是不好意思，他還覺得去請一個生人回來跟自己過日子，特別扭，覺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沒辦法。因此，既然是組織介紹的，還得要組織出麵。
有一天，營長找到我，對我說，王燦輝同誌，我現在告訴你吧，把你們招到這裏來，就是要配對象的。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設新疆的需要。趙自立同誌是兵團的模範指導員，你這樣做，損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後如何帶兵?
婦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我追求的，是自願的婚姻，不是包辦婚姻，如果說他的威信受到了損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針鋒相對，一點也不示弱。
無論怎麽說，我死活也不和趙自立同房。但從此之後，也就不停地有領導找我談話，做我的思想工作。在這種攻勢下，我最後終於難以忍受，同意與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這麽一片戈壁，這戈壁上就這麽一些人，無論自己是否與人家同房，但在別人的意識中，我已是個結了婚的人。在這種選擇對象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我還能選擇誰呢?
但我從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孫子，在照全家福時，我們才在一起照了個相。到那時，我們已走過了四十多年的風雨人生。
鍾瑞蘭：結婚時就抱定了要離婚的想法(1)
由於自己的奮鬥，我在1953年由戰士提為排長。這在當時的女兵中，進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代末要退休時，我也隻是個副指導員。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結婚，我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但無論如何，我為這荒原，為新疆這片土地養育了三個孩子。
我提幹不久，也即建軍節那天，營長對我說，鍾排長，我營機槍連有個排長，也是勞模，你們倆挺合適的，排長配排長，勞模配勞模，應該是一個好姻緣。
我在部隊已整整待了兩年，知道營長的話絕不是玩笑，就說，多謝營長的關心，但我現在還不想結婚，即使要結，彼此也得有個起碼的了解。
結了婚再了解也不遲。今天過節，部隊休息，營裏剛好要主持一次集體婚禮，時間在下午四點鍾，你去準備一下，那排長我負責通知。
我當時一聽就傻了。
營長見我要說什麽，於是果斷地擺了一下手，大聲說，這件事就這麽定了，你要相信組織，組織上為你考慮的事情不會錯。他說完，就背著手走了。
我……我絕望地說出這個字，就說不出後麵的話了。我木樁似的站在那裏，半天才在心裏喊出，我!不!願!意——
但我卻不得不按時到營部去，這是軍隊裏的規矩，任何人都得服從，當我到營部時，已有八對新人在等著婚禮的開始。大多為營裏的連排幹部，他們神色拘謹、靦腆，顯示出一個農民突然被置身於某個盛大場麵時的手足無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則都冷著臉，低著頭，像在為這種“拉郎配”的產生找到一個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們被重重疑惑緊緊地包裹著。那些趕來賀喜的幹部們，則不時地開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但沒一個新娘在笑，歡樂是局外人的。營長、教導員忙得最歡，他們滿臉綻笑，皺紋舒展，掩飾不住一個辛勞一生的老農民終於為兒子們找到媳婦時的那種喜氣洋洋。
中國共產黨那支以貧苦農民為主的軍隊創造了中國新的歷史，在那個漫長的過程中，也創造了無數軍事史上的奇蹟，但那支軍隊中許多人的意識還是農民的，在基層更是這樣。
在他們的意識中，還沒有愛情這個詞語。婚姻的目的還隻是為了繁衍後代、延續香火，所謂的“愛情、自由、人權”等，不過是小資產階級不健康的情調。
我去參加婚禮時，就已下了決心;作為下級，我遵命結婚;作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處置婚姻。也就是說，我在結婚時就已抱定了要離婚的想法。當然，這種想法是伴著內心的流血產生的。在這個想法產生時，我忍不住內心的痛，跑到一叢紅柳後麵，傷心地哭了一場。
婚禮還沒有結束，我就離開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沒過幾天，我打了離婚報告。沒想到，離婚比結婚要難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報告，領導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絕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後，我給在鐵道部工作的哥哥寫了一封信。哥馬上回信勸慰我，說要把我調到北京去，但我拒絕了。我知道，多一個人，對當時的新疆來說，就多一份力量;還有，我要自己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爬起來。我所說的跌倒，就是因為我提出離婚後，領導給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幹部、勞動模範”的帽子。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想法雖然幼稚，卻是真實的。
我堅持要離婚，到1955年，領導終於同意了。當我聽到那個消息時，心情十分複雜。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釋去了生命的重負。我沒有想到，會有另外的東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團的最基層生活，下麵歷來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質人的聚集地。不是個人，而是單位，單位罵我是“老破鞋”，罵了很多年，就因為我離過一次婚，他們就這樣罵我。我現在憶及此事，仍傷心欲絕。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時代，我作為一個卑微的個體，哪怕是正當的行為，也被視為叛逆，而受到長期的淩辱。
離婚之後，我與新疆八一農學院的農業技術員任自立相愛並結合。在“文革”還沒有開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靜而幸福的。“文革”開始後，丈夫作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裏木。生活的艱苦，勞動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壓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時，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九歲，最小的才幾個月。生活的重擔和來自政治運動的衝擊，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夠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運動中非人的折磨和無處不在的歧視。那種絕望來自我生命的最深處，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徹底的絕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鬥。丈夫當時正病重，要送醫院，我求來人能否讓我把病人送到醫院後再去。來人毫不留情地拒絕了我。無奈之下，我隻好讓十一歲的兒子送他父親到醫院。批鬥會開完之後，我去接在醫院陪丈夫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