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隻好戀戀不捨地分別了。


    到了迪化後,汽車把吳懿昭她們三百多人拉到水磨溝的一個山坡前,讓她們下車。下車一看,沒一間房舍,山坡上全是整整齊齊挖的洞穴。帶隊的幹部說,這就是大家住的地方,我們叫它地窩子,大家先住著,然後等待分配工作。


    這就是住的地方呀,把我們當野人啦!


    這是省城呀,還讓我們住這樣的地方!


    …………


    大家一看那些黑洞口,就嘰嘰喳喳地嚷起來,怎麽說,也不敢進去。


    過了不久,吳懿昭被分配到軍直合作總社八一大樓當營業員。那時,烏魯木齊真是破爛不堪,雪正在化,到處流著黑水,沒一條像樣的街。街上全是土。夏天人一走過,灰塵飛得老高。當時東門外有個五一澡堂,她們去洗澡,完了後回來,頭髮又變黃了,灰土撲滿了,怎麽也梳不開。後來氣得就把頭髮剪短了。


    周楚侯就讀的湖南交通技術學校後來與南京交通學院合併,他也隨之到南京,就讀於土木工程係。吳懿昭每月有四塊津貼費,她除了買點日用品,全部寄給他,使他得以完成本科學業。周楚侯畢業後分到武漢工作。然後,他打報告,主動要求到新疆去。他除了書和一顆追求愛情的心外,什麽也沒帶。他到新疆後,所學專業部隊用不上,就把檔案轉交給新疆省交通廳,他被分到了荒地勘測局。不久,他就參加了塔裏木河流域綜合經濟調查隊,他們是解放後在彭加木之前第一個深入到羅布泊的考察隊。


    當時兵團已在大規模開發塔裏木河,他當時就意識到羅布泊以及塔裏木河下遊的生態將被破壞,並將造成生態災難。可當時,誰管這些呀,誰能聽他的話呢?他們隻以為他是一個書呆子在胡說八道。後來,他的預言真的發生了,羅布泊早已幹涸……他們當時去時,塔裏木河兩岸有大片原始胡楊林,野豬和黃羊成群結隊,他們還見到了斯文·赫定在《亞洲腹地旅行記》中提到的新疆虎。但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隻有沙漠和可怕的死亡……


    周楚侯每次說到這裏,心情都異常沉重,他說,要是他有資金,他準備重返塔裏木河流域考察,把他當年見到的塔裏木河與現在遭到破壞後的塔裏木河對照起來,寫一本書,以提醒人們重視生態保護。


    周楚侯從塔裏木河回來以後,隨即又去勘察新藏公路,從此以後,他就在南北疆各地奔波,新疆所有的公路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那些公路哪裏到哪裏的公裏數他腦子都記得清清楚楚。他們是1956年春天結的婚,到七八年調到修路機械廠,才有了個固定的家,這之前的二十二年中,他在家裏總共沒待兩年。好像是六六年吧,他們全家四口人在四個地方,吳懿昭當時在被服廠上班,周楚侯在烏(魯木齊)喀(什)公路上,大丫頭在二道灣寄宿,兒子才一歲多,全托給了一個保姆。自吳懿昭離開湖南,兩人就靠鴻雁傳書,周楚侯在野外工作,也是經常給吳懿昭寫信,光他給吳懿昭寫的信就裝了好幾箱子——那也是他們家真正的財富。


    周楚侯還參與設計了烏魯木齊的城市建設。他當年在往來新疆的路上,常常在沙漠戈壁上見到海市蜃樓,他起初見了,以為是真的,待走近了,什麽也沒有。他就發誓,以後到新疆,一定要參與設計這樣一座城市。現在這座城市出現了。他常常在晚上和吳懿昭站在窗前,望著那座夜色襯托下被萬家燈火點綴的城市,為它深深陶醉。在看到這座城市時,他就會想到從這裏出發的像脈絡一樣延伸到這廣闊大地每一個角落裏的公路,他們的內心會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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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陶勇:那四個女兵都是犧牲在我身邊的


    那四個人都是剛到新疆不久就犧牲了,她們走了那麽長的路,好不容易到了這裏,沒想到馬上就踏上了另一條道路。


    她們都是犧牲在我身邊的。


    王麗麗得的是傷寒,湯佑芳是肺結核,一個叫李麗華,還有一個叫陸梅的,也都是肺結核,她們一次吐血就吐一盆子,當時什麽藥都沒有,要是有氯黴素和青黴素,她們就會活著。但當時的條件太艱苦了……


    雖然時光已流逝了五十年,我想起她們時,仍覺得自己的心像刀割一樣難受。是的,死去的就死去了。活著的,誰能不被往事觸痛呢?


    我原來是沒有想到要學醫的,正是她們的犧牲,堅定了我治病救人的決心。現在,我可以毫無愧意地說,在石河子,乃至整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我都是有名的外科醫生之一。我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消息不時刊登在新疆和兵團的報紙上。


    彭翠芳:為了愛,決定再次西行(4)


    早在1969年,我就在莫索灣的一個團場醫院成功地為周燦忠進行了斷手再植,那裏的條件非常有限,有人認為能在那樣的條件下使手術成功,的確是個奇蹟。我退休時,石河子人民醫院送給我的寫在退休匾上的文字很好地概括了我的一生:


    手術台上針針線線浸透慈母心血


    無影燈下日日夜夜度過外科生涯


    我是個十分細心的人,我至今還保存著我入伍以來的許多證件和資料。諸如應聘證、試卷、初中課本、畢業證書、立功喜報,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帽徽,甚至包括長寬兩寸的紙片做的拾棉“百斤能手章”——我當年曾連續創造拾棉花百斤以上的紀錄數十次,最高的一天拾棉花一百四十七斤;我還保存著當年進疆路上的歌詞,在hushi學校寫的《和平日記》,以及斷手再植成功後在會上的發言。這些東西雖然沾滿了時間的塵埃,但滲透著那些年代不可磨滅的痕跡。我現在還能背誦當年為工人周燦忠接活斷手後的事跡報告材料,題目是《用毛澤東思想指揮我們戰鬥》——開頭是毛主席語錄,“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人類總得不斷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然後是正文:


    毛澤東思想的春風吹遍五湖四海,毛澤東思想的凱歌響徹祖國大地。在我們的偉大的祖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人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著人間奇蹟。我院革命的醫務人員在上級黨委、院黨支部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發揚了敢想敢幹的革命精神,克服了條件差,技術水平低等困難,勇於擔風險,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帶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成功地為工人周燦忠同誌接活了斷手,為我院用毛澤東思想統帥醫療技術革命提供了新的經驗。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需要把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加以總結,使那些有益的經驗得到推廣,而從那些錯誤的經驗中取得教訓”的教導,現把我們為工人周燦忠同誌接活了斷手的情況作一匯報……


    這些材料在今天看來,其文風無疑顯得幽默而又滑稽,但當年,我在宣讀那每一句話時,都是認真而又充滿激情的——每個字都字正腔圓,每句話都感情充沛。而每一個聽眾,也是嚴肅而又仔細地聽著每一句話。這是一種革命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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