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長是個老紅軍。他身經百戰，渾身帶著十多年戰爭的傷疤，是一個慈祥的長輩。從文工團到工程處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來，自然不想讓我下去，就問我，你下去工作，有什麽技術啊?
我說，我什麽技術也沒有，但我可以學，不行的話，當工人也行。
他說，你是個知識分子，我們共產黨優待知識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來，你就安心在科裏工作吧。
我這人心直口快，我說，共產黨也是我的共產黨，何況，我考上中專還沒念就當兵了，也不算知識分子。
他聽我這麽說，趕緊說，是我們大家的共產黨，但不管怎樣，你要留在科裏。你認為你不是知識分子，可我是把你當知識分子看待的。我們科裏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聽他這麽說，我便留下了。
但沒過多久，我看了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後，又夢想去當一名教師，我跟科長講了，他嘆了一口氣，用無奈的口氣對我說，你們知識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書育人，可能是我們新中國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這樣，我到工程處第二子弟學校當了一名教師。
王慶國：父親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帶著背包，坐著一架馬車去學校時，心裏十分高興，因為電影中的女教師也是坐著馬車去上班的。
我來新疆後，每年都能收到一兩封家人寫給我的信，這些信都是從澳門轉過來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後，嚇了我一跳。信中稱我為王慶國將軍，要我為他們服務。我既害怕，又生氣，當天上完課後，我就從學校往工程處趕，當時兩地相距好幾裏地。街上的塵土一踩，揚得老高。我小跑著，身後留下了一長溜塵煙。到了保衛科，找到孫科長，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把信交給他，說，報告孫科長，我這裏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裏的東西可嚇人了。
他看後，笑了一笑。
我說，你還笑，我都嚇得不行了!
他說，小王，不用管它，這是敵人慣用的伎倆，我們了解你，你是個好同誌，組織是相信你的。
聽完他的話，我激動得哭了。那種被信任的感覺在當時對我來說，是多麽重要啊。我由衷地說，謝謝組織，我一定好好工作，決不辜負組織對我的信任!
我在學校開始時教體育課和音樂課。那時，小學的孩子大多是從口內農村接來的，有的十五六歲才啟蒙。我那時紮倆小辮，個子還沒學生高。學生們野慣了，根本不聽我的話，一上音樂課，他們就瞎哼哼，南腔北調。上體育課時，他們就跟我比個兒，一說要罰他們，他們就順著烏魯木齊河跑。我不顧一切地追，他們跑得比兔子還要快。我一個女孩子，要追上他們自然非常吃力，但我發誓一定要追上他們，不然，他們下一步會更不聽我的話。
任何工作其實都是充滿艱辛的，遠沒有文學藝術中所表現的那麽浪漫。但我從此卻愛上了教書這一行。沒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勞動了。想當初，我自己要下去勞動，科長不讓，如今卻被趕到了工地上，心裏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來，我發誓要當青年突擊手。那時，兩個禮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們知道我當過教師，對我很是尊重，他們照顧我幹最輕的油漆活兒。我不領情，主動要求去打混凝土，因為我認為打混凝土創造的價值比刷油漆高，創造的價值高，才可能成為突擊手。我最終如願以償，我的照片——滿懷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貼到了光榮榜上。我被評為兵團優秀團員，我所在的團支部被評為先進團支部。
第二年我調到印刷廠當校對，六○年初又調到建新報社，但我仍想教書，六二年，經過我的一再要求，我終於調回了學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堅持上課，哪怕教室裏隻有一個學生，哪怕有時一個學生也沒有，我也願意對著空蕩蕩的教室，把我要講的課講完。這是我的職責，也是我作為教師唯一可以用來抗議愚昧無知的方式。
因為我父親曾到延安考察過，所以我有幸被列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鬥者似乎不管這些。有一天，我正在給同學上課，來了幾個紅衛兵，剛走出教室，他們就把我的頭蒙起來，嘴裏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漢“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發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這些年少的學生有些我曾經教過，平時他們是好孩子，好學生，但現在，他們的獸性全都被引誘了出來，如同打開了的“潘多拉”盒子，讓整個時代、整個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他們先對我進行了一陣拳打腳踢，用軍用武裝帶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渾身皮開肉綻，好幾次暈倒。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我承認自己是“美蔣特務”。我死活也不承認。最後，他們見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槍斃算了。接著，我就聽見了拉槍栓、推子彈上膛的聲音。
我在心裏長嘆了一聲，心想，我剛剛三十歲就完蛋了，我倒沒有什麽，隻可憐了我的三個孩子——他們最小的才四歲。但願他們以後能知道，我是想憑自己的微薄之力捍衛真理而死的。
他們一直蒙著我的頭，用繩子牽著我，在學校裏轉來轉去，轉了一陣，問我願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氣。然後他們讓我站定，槍栓響了，我睜著眼睛，希望能感覺一絲一線透過布紋的太陽光線。
白天的酷熱裹著我，汗水滲得傷口鑽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囂使這種酷熱更難抵擋。
槍沒有響。
一個人說，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給你五分鍾時間考慮!
我沒有什麽好考慮的。我平靜地說。
他們還沒有開槍。
他們又揪著我轉，其中有三次停下來，拉了三次槍栓。
然後我聽見一個人說，哎，把這個老頑固放了吧，槍斃了她四次，她的靈魂已被槍斃了，把她的軀殼放回去算了。
他們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頭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裏十二點多了……
回想起來，我能活到現在，真是幸運，這可能是母親在一直為我祈禱吧。1980年，我們母女在香港見了麵，那已是三十年之後了。1984年，母親曾回長沙定居，後終因想念台灣的兒女孫子，回到了台灣。四年之後，她像是要補償與我數十年的母女分離，要求回到我的身邊，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親飄搖一生，最後終老天山，在這個遙遠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個親人的骨殖。記得詩人周濤說過一句話，一個人隻要沒有個死去的親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這地方的人。看了這句話，我就想，難道母親從大海中的島上來這萬裏之遙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給我換取一塊故土嗎?
我不知道。
毛淑奇：年齡最小的女兵隻有十一歲(1)
我與妹妹毛燦奇是兩姊妹，我們是一起參軍，一起來新疆的。
那時候不知怎麽搞的，就想當兵，我妹妹更是想瘋了。在看到新疆軍區到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
我說，我什麽技術也沒有，但我可以學，不行的話，當工人也行。
他說，你是個知識分子，我們共產黨優待知識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來，你就安心在科裏工作吧。
我這人心直口快，我說，共產黨也是我的共產黨，何況，我考上中專還沒念就當兵了，也不算知識分子。
他聽我這麽說，趕緊說，是我們大家的共產黨，但不管怎樣，你要留在科裏。你認為你不是知識分子，可我是把你當知識分子看待的。我們科裏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聽他這麽說，我便留下了。
但沒過多久，我看了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後，又夢想去當一名教師，我跟科長講了，他嘆了一口氣，用無奈的口氣對我說，你們知識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書育人，可能是我們新中國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這樣，我到工程處第二子弟學校當了一名教師。
王慶國：父親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帶著背包，坐著一架馬車去學校時，心裏十分高興，因為電影中的女教師也是坐著馬車去上班的。
我來新疆後，每年都能收到一兩封家人寫給我的信，這些信都是從澳門轉過來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後，嚇了我一跳。信中稱我為王慶國將軍，要我為他們服務。我既害怕，又生氣，當天上完課後，我就從學校往工程處趕，當時兩地相距好幾裏地。街上的塵土一踩，揚得老高。我小跑著，身後留下了一長溜塵煙。到了保衛科，找到孫科長，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把信交給他，說，報告孫科長，我這裏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裏的東西可嚇人了。
他看後，笑了一笑。
我說，你還笑，我都嚇得不行了!
他說，小王，不用管它，這是敵人慣用的伎倆，我們了解你，你是個好同誌，組織是相信你的。
聽完他的話，我激動得哭了。那種被信任的感覺在當時對我來說，是多麽重要啊。我由衷地說，謝謝組織，我一定好好工作，決不辜負組織對我的信任!
我在學校開始時教體育課和音樂課。那時，小學的孩子大多是從口內農村接來的，有的十五六歲才啟蒙。我那時紮倆小辮，個子還沒學生高。學生們野慣了，根本不聽我的話，一上音樂課，他們就瞎哼哼，南腔北調。上體育課時，他們就跟我比個兒，一說要罰他們，他們就順著烏魯木齊河跑。我不顧一切地追，他們跑得比兔子還要快。我一個女孩子，要追上他們自然非常吃力，但我發誓一定要追上他們，不然，他們下一步會更不聽我的話。
任何工作其實都是充滿艱辛的，遠沒有文學藝術中所表現的那麽浪漫。但我從此卻愛上了教書這一行。沒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勞動了。想當初，我自己要下去勞動，科長不讓，如今卻被趕到了工地上，心裏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來，我發誓要當青年突擊手。那時，兩個禮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們知道我當過教師，對我很是尊重，他們照顧我幹最輕的油漆活兒。我不領情，主動要求去打混凝土，因為我認為打混凝土創造的價值比刷油漆高，創造的價值高，才可能成為突擊手。我最終如願以償，我的照片——滿懷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貼到了光榮榜上。我被評為兵團優秀團員，我所在的團支部被評為先進團支部。
第二年我調到印刷廠當校對，六○年初又調到建新報社，但我仍想教書，六二年，經過我的一再要求，我終於調回了學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堅持上課，哪怕教室裏隻有一個學生，哪怕有時一個學生也沒有，我也願意對著空蕩蕩的教室，把我要講的課講完。這是我的職責，也是我作為教師唯一可以用來抗議愚昧無知的方式。
因為我父親曾到延安考察過，所以我有幸被列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鬥者似乎不管這些。有一天，我正在給同學上課，來了幾個紅衛兵，剛走出教室，他們就把我的頭蒙起來，嘴裏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漢“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發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這些年少的學生有些我曾經教過，平時他們是好孩子，好學生，但現在，他們的獸性全都被引誘了出來，如同打開了的“潘多拉”盒子，讓整個時代、整個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他們先對我進行了一陣拳打腳踢，用軍用武裝帶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渾身皮開肉綻，好幾次暈倒。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我承認自己是“美蔣特務”。我死活也不承認。最後，他們見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槍斃算了。接著，我就聽見了拉槍栓、推子彈上膛的聲音。
我在心裏長嘆了一聲，心想，我剛剛三十歲就完蛋了，我倒沒有什麽，隻可憐了我的三個孩子——他們最小的才四歲。但願他們以後能知道，我是想憑自己的微薄之力捍衛真理而死的。
他們一直蒙著我的頭，用繩子牽著我，在學校裏轉來轉去，轉了一陣，問我願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氣。然後他們讓我站定，槍栓響了，我睜著眼睛，希望能感覺一絲一線透過布紋的太陽光線。
白天的酷熱裹著我，汗水滲得傷口鑽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囂使這種酷熱更難抵擋。
槍沒有響。
一個人說，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給你五分鍾時間考慮!
我沒有什麽好考慮的。我平靜地說。
他們還沒有開槍。
他們又揪著我轉，其中有三次停下來，拉了三次槍栓。
然後我聽見一個人說，哎，把這個老頑固放了吧，槍斃了她四次，她的靈魂已被槍斃了，把她的軀殼放回去算了。
他們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頭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裏十二點多了……
回想起來，我能活到現在，真是幸運，這可能是母親在一直為我祈禱吧。1980年，我們母女在香港見了麵，那已是三十年之後了。1984年，母親曾回長沙定居，後終因想念台灣的兒女孫子，回到了台灣。四年之後，她像是要補償與我數十年的母女分離，要求回到我的身邊，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親飄搖一生，最後終老天山，在這個遙遠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個親人的骨殖。記得詩人周濤說過一句話，一個人隻要沒有個死去的親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這地方的人。看了這句話，我就想，難道母親從大海中的島上來這萬裏之遙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給我換取一塊故土嗎?
我不知道。
毛淑奇：年齡最小的女兵隻有十一歲(1)
我與妹妹毛燦奇是兩姊妹，我們是一起參軍，一起來新疆的。
那時候不知怎麽搞的，就想當兵，我妹妹更是想瘋了。在看到新疆軍區到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