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新疆當時的情況，未婚男軍人那麽多，且多數人年齡偏大，而已到婚齡的漢族婦女又是那麽少，內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來新疆的，所以軍人的婚姻問題，也隻能按職務按年齡按參加革命的時間，分批逐步解決。1951年11月，新疆軍區(規定)：凡1949年進疆的軍隊幹部、戰士和一切轉業地方機關、工廠工作的原有軍籍人員的家屬子女，均可接入新疆。當年，有一千多名家屬來疆隨軍。1953年，新疆軍區所屬部隊，分別整編為國防部隊和生產部隊，都是現役部隊，隻是執行任務不同。1953年7月，新疆軍區政治部幹部部製發國防部隊婚姻條例，規定凡具備現任營以上職務幹部;具有三年軍齡的二十六歲以上的連、排幹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紅軍戰士;三十歲以上並有六年戰鬥歷史的老戰士等四個條件之一者，可將家中愛人接來部隊。後來，隨著婦女的增加，生活條件的改善，又放寬規定，凡是幹部都可以結婚或家屬隨軍。老戰士多數調到生產部隊去了。到1955年，軍隊幹部的婚姻問題基本解決，生產部隊的戰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隨之，大批招收婦女進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結束了。後來結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還有一些是院校分配來的女學員。
當時的確是沒有辦法，駐新疆的絕大多數部隊要在這裏紮下根來屯墾戍邊，二十萬幹部戰士的婚姻問題解決不了，軍心難穩。王震也不能讓他們打著光棍在這裏吃苦受累搞建設。再說，新疆地域遼闊，地廣人稀，王震高瞻遠矚，著眼長遠，認為要開發建設新疆，也必須從內地遷移相當數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軍六師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徵召女兵。他認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學生，來後可以先解決團營幹部的婚姻問題。他給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大力協助。王首道、黃克誠對新疆軍區招聘團的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把營盤街的一棟樓撥出來，作招聘團辦事處，還在《新湖南報》上不斷刊登消息報導，動員女青年參軍。因為報上隻說到新疆後可以進俄文學校、可以當紡織女工，當拖拉機手，沒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聞訊趕來，爭先恐後地來到營盤街報名應徵，使辛棄疾和左宗棠曾屯過兵紮過寨的營盤街一時間也成了長沙最熱鬧的去處。
王慶國：父親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1)
“革命的來臨並沒有披著節日的盛裝，倒像個風塵僕僕的士兵，或者像個外科醫生。革命翻耕了幾千年來發黴生活習慣的底層”。巴烏斯托斯基的話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實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來盡快到來——像童話中的情景，一夜之間就有新鮮的空氣，有花園和森林，有嶄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現;陽光、風和鮮花代替監獄、挨餓和難以承受的沒有盡頭的勞作;到處是愉快地創造財富的工人，被太陽曬得紅黑的健康的農民，幸福的老人，快樂的兒童，永遠追求著的藝術家……
這些希望讓我快樂，不時有一種革命的衝動，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懼。雖然剛解放時，一切看起來還是平和的，但由於我出生在國民黨將軍家庭，使我總覺得有風暴會隨時從不遠處刮來。
我父親王作凡畢業於黃埔陸軍學校第五期，後到南京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過。後出任國民黨軍五十七軍副軍長、代軍長，中將軍銜，參加過中緬邊境對日作戰。抗戰結束後，五十七軍解散，他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高參，名分不錯，但是閑職。父親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張中國人打中國人，反對民族內耗。淮海戰役打響後，國防部以給他提升兩級為條件，要他參戰，他不去。他說，你們不用升我的官了，就這高參我都不想當了，我想解甲歸田了。
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國民黨政府一片混亂，往台灣撤退時，父親不願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絕，他說，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們這麽多人擠飛機，我還去擠幹什麽。來通知他的軍官揶揄地說，那給你一架專機行不行?父親脾氣暴烈，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誌的原因，他大聲對那位軍官說，不要說一架專機，就是給一艘航空母艦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親帶著全家從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剛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從睡夢中被驚醒了，隻見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突然包圍了整個院子，人數不少於一個連。全家人當時嚇壞了。我心想，他們肯定要槍斃父親了，先槍斃了父親，然後是母親，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這裏，我害怕得流下了淚。
父親倒很從容，他自己出去接見了解放軍，並將幾名代表迎進堂屋。家裏的其他人則心驚膽戰地躲在堂屋後麵。他招呼那幾名代表坐下後，說，你們不用包圍我們，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擔所有的懲處。
他們又談了一些什麽，氣氛還可以，一點激烈的爭吵也沒有發生。然後，解放軍就撤走了。
沒過幾天，父親決定把全家搬到長沙去。他說，這裏不能住了，遇到的這個解放軍連長很講道理，假如遇到一個莽撞些的咋辦?長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話，可能要好辦一些。
去長沙後，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有一天來到我們臨時租的房子裏，對我父親說，作凡老兄啊，你現在有兩條路，一是去台灣，二是去北京找毛潤之先生，你們三九年見過麵，對於內戰，你參與很少，他至少會給你一條活路。
父親嘆息了一聲說，在延安時，潤之先生讓我留下，我沒有答應，現在到了這種境況，再去求他，我怎麽好意思?我如果願意去台灣，早就去了。唉，沒想到自己戎馬半生，最後卻不知道該在哪裏落腳啦。
我當時已能體會父親複雜的心境，但時間把這一切慢慢地沖淡了。全家人逐漸從驚惶中走了出來。五○年元月，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長沙省立高級工學學校化工係，這無疑給父母帶來了一絲慰藉。
學校的校園很大，四野文工團當時就住在學校裏。這是我第一次這麽近地接觸解放軍。我發現他們之間團結、友愛，也沒有官兵界限，覺得與國民黨部隊不同，這使我十分感動，也從內心對這支軍隊萌生了敬意。以後接觸多了，我就產生了一個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參軍該多好啊。但因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隻敢想一想而已。
後來，我在《新湖南報》上看到了新疆軍區到長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覆覆地看了好幾遍，特別注意“不論家庭出身好壞，一律歡迎”這一條。我覺得自己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這時，同學唐天忠剛好來找我。她興奮地對我說，她準備報名參軍，到新疆去，還有好幾個同學也要去，問我去不去。
去!我當即答應。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興得叫了起來。然後，她又擔心地問道，假如你家裏不同意怎麽辦?
我先不告訴他們。
好，為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就應該這樣，我也沒有跟父母說。
當時的確是沒有辦法，駐新疆的絕大多數部隊要在這裏紮下根來屯墾戍邊，二十萬幹部戰士的婚姻問題解決不了，軍心難穩。王震也不能讓他們打著光棍在這裏吃苦受累搞建設。再說，新疆地域遼闊，地廣人稀，王震高瞻遠矚，著眼長遠，認為要開發建設新疆，也必須從內地遷移相當數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軍六師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徵召女兵。他認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學生，來後可以先解決團營幹部的婚姻問題。他給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大力協助。王首道、黃克誠對新疆軍區招聘團的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把營盤街的一棟樓撥出來，作招聘團辦事處，還在《新湖南報》上不斷刊登消息報導，動員女青年參軍。因為報上隻說到新疆後可以進俄文學校、可以當紡織女工，當拖拉機手，沒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聞訊趕來，爭先恐後地來到營盤街報名應徵，使辛棄疾和左宗棠曾屯過兵紮過寨的營盤街一時間也成了長沙最熱鬧的去處。
王慶國：父親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1)
“革命的來臨並沒有披著節日的盛裝，倒像個風塵僕僕的士兵，或者像個外科醫生。革命翻耕了幾千年來發黴生活習慣的底層”。巴烏斯托斯基的話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實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來盡快到來——像童話中的情景，一夜之間就有新鮮的空氣，有花園和森林，有嶄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現;陽光、風和鮮花代替監獄、挨餓和難以承受的沒有盡頭的勞作;到處是愉快地創造財富的工人，被太陽曬得紅黑的健康的農民，幸福的老人，快樂的兒童，永遠追求著的藝術家……
這些希望讓我快樂，不時有一種革命的衝動，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懼。雖然剛解放時，一切看起來還是平和的，但由於我出生在國民黨將軍家庭，使我總覺得有風暴會隨時從不遠處刮來。
我父親王作凡畢業於黃埔陸軍學校第五期，後到南京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過。後出任國民黨軍五十七軍副軍長、代軍長，中將軍銜，參加過中緬邊境對日作戰。抗戰結束後，五十七軍解散，他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高參，名分不錯，但是閑職。父親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張中國人打中國人，反對民族內耗。淮海戰役打響後，國防部以給他提升兩級為條件，要他參戰，他不去。他說，你們不用升我的官了，就這高參我都不想當了，我想解甲歸田了。
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國民黨政府一片混亂，往台灣撤退時，父親不願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絕，他說，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們這麽多人擠飛機，我還去擠幹什麽。來通知他的軍官揶揄地說，那給你一架專機行不行?父親脾氣暴烈，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誌的原因，他大聲對那位軍官說，不要說一架專機，就是給一艘航空母艦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親帶著全家從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剛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從睡夢中被驚醒了，隻見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突然包圍了整個院子，人數不少於一個連。全家人當時嚇壞了。我心想，他們肯定要槍斃父親了，先槍斃了父親，然後是母親，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這裏，我害怕得流下了淚。
父親倒很從容，他自己出去接見了解放軍，並將幾名代表迎進堂屋。家裏的其他人則心驚膽戰地躲在堂屋後麵。他招呼那幾名代表坐下後，說，你們不用包圍我們，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擔所有的懲處。
他們又談了一些什麽，氣氛還可以，一點激烈的爭吵也沒有發生。然後，解放軍就撤走了。
沒過幾天，父親決定把全家搬到長沙去。他說，這裏不能住了，遇到的這個解放軍連長很講道理，假如遇到一個莽撞些的咋辦?長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話，可能要好辦一些。
去長沙後，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有一天來到我們臨時租的房子裏，對我父親說，作凡老兄啊，你現在有兩條路，一是去台灣，二是去北京找毛潤之先生，你們三九年見過麵，對於內戰，你參與很少，他至少會給你一條活路。
父親嘆息了一聲說，在延安時，潤之先生讓我留下，我沒有答應，現在到了這種境況，再去求他，我怎麽好意思?我如果願意去台灣，早就去了。唉，沒想到自己戎馬半生，最後卻不知道該在哪裏落腳啦。
我當時已能體會父親複雜的心境，但時間把這一切慢慢地沖淡了。全家人逐漸從驚惶中走了出來。五○年元月，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長沙省立高級工學學校化工係，這無疑給父母帶來了一絲慰藉。
學校的校園很大，四野文工團當時就住在學校裏。這是我第一次這麽近地接觸解放軍。我發現他們之間團結、友愛，也沒有官兵界限，覺得與國民黨部隊不同，這使我十分感動，也從內心對這支軍隊萌生了敬意。以後接觸多了，我就產生了一個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參軍該多好啊。但因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隻敢想一想而已。
後來，我在《新湖南報》上看到了新疆軍區到長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覆覆地看了好幾遍，特別注意“不論家庭出身好壞，一律歡迎”這一條。我覺得自己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這時，同學唐天忠剛好來找我。她興奮地對我說，她準備報名參軍，到新疆去，還有好幾個同學也要去，問我去不去。
去!我當即答應。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興得叫了起來。然後，她又擔心地問道，假如你家裏不同意怎麽辦?
我先不告訴他們。
好，為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就應該這樣，我也沒有跟父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