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麗婭·伊萬諾夫娜·斯托利亞羅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從卡爾特種勞改營獲釋。她不能馬上離開，因為還沒有領到身份證。但她沒有買糧食的卡片，沒有住處，能找到的工作隻有伐木砍柴。勞改營的朋友們捐助給她的幾個盧布很快就吃光了，她隻好又回到勞改營裏來。她對警衛人員撒謊說是回來取東西的(這裏的老規矩是宗法式的，隻要頭頭答應就行了)，於是她回到了原來的工棚!她高興極了!女伴們圍攏過來，從廚房裏要來一點爛菜湯，(啊。真好吃!)有說有笑，大家聽她講述她在外麵怎樣無依無靠，衣食無著：不，不，還是勞改營裏日子好過些。晚點名的時間到了。多一個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後還是允許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須“滾出去”!
斯托利亞羅娃在勞改營時一直積極勞動，不知疲倦。(她是年輕時從巴黎回蘇聯來的，很快就被抓進監獄。所以現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國的景象!)由於“她勞動積極”，當局以優越條件釋放了她：沒有限定她必須到什麽地方會居住。那些必須到指定地點去居住的人總還能找到一個安身之處，因為民警局無權把他們趕到別處去。但是持有“完全釋放”證明的斯托利亞羅娃卻成了一隻人人追打的喪家犬。各處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戶。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過去很要好的熟人家裏也隻受到茶點招待，誰也不開口要留她住下。她隻好到火車站去過夜。(候車室裏糟糕的不僅是夜間常有民警來趕人，而且黎明前清掃時還要把所有的人都趕出去。此外，大概每個被釋放的囚犯都記得自己在大火車站候車室所體驗過的恐懼心情：一看到民警走過來，心裏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麽嚴厲2民警當然會感覺到此人原先是個囚犯，他馬上會問你：“你的證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釋放證沒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們這裏是不存在所謂權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隻有證件!所以他現在把你的釋放證一拿走，你就完了。這是我們的切身體驗。)後來，斯托利亞羅娃打算到盧加市的手套工廠去當一名工人，該廠生產的手套幸好不是給工人階級使用的，而是給德國人戰俘用的。這總可以吧?但是，工廠廠長不但沒有錄用她，反而當眾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鑽進我們的組織!我們懂得你們這一套!我們讀過舍伊寧的小說!”(啊，你這個胖子告伊寧!你噎死才好呢!)
這是惡性循環：沒有戶口找不到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給報戶口。沒有工作也就領不到糧食卡片。按規定，內務部有責任安置釋放後的囚犯，但是坐過牢的人不知道這條規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據這條去麻煩內務部，因為誰也怕再被關起來……
真是：人身獲自由，終日淚交流。
我在羅斯托夫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裏福諾夫，他總是縮著脖子，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十分膽小，人們千萬別在走廊裏招呼他。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坐過牢。在走廊裏喊他一聲，對他來說就像是行動人員的叫喊。
戰後，羅斯托夫醫學院有一位被釋放回來的醫生，他堅信自己不可避免地會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殺了。體驗過勞改營生活的人，了解這種生活的人，選擇這條道路不足為奇。走這條路的痛苦並不更大些。
那些過早地獲得釋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維尼爾·鮑裏索夫一九四六年獲釋後並沒有去什麽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鄉的農村。他從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學們，在街之都盡量避開他，不願意停下來同他打聲招呼，(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線作戰時還都是無畏的戰士呢!)實在躲不開時，就勉強應付兩句，急急忙忙離去。任何人都沒有問過他這些年是怎樣度過的。(雖然大家關於古拉格群島的情況似乎知道得並不比關於中非的情況更多，但卻沒有人問及。我們的自由社會如此訓練有素，這一點我們的子孫們將來能夠理解嗎?)不過，終於有一位大學時期的老朋友邀請他了，請他晚上，天黑之後，到家裏去喝杯菜。真是難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這種不明顯的溫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鮑裏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閑談中，阿維尼爾·鮑裏索夫請他的朋友把相簿拿來看看，共同回憶一下過去。朋友拿出來了。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驚奇地看到阿維尼爾突然站起來，不等茶炊裏的茶煮好就匆匆離去了。是啊，阿維尼爾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臉都被墨水抹黑了。鮑裏索夫此時此地該作何感想呢?!
阿維尼爾·鮑裏索夫的地位後來又有所升遷，他當了幼兒園的主任。這個幼兒園裏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陣亡戰士的孤兒。當這些孩子聽到另一些有錢幹部的子女給主任起了個外號叫“管監獄的”，他們哭得十分傷心。(我們這裏沒有人會向孩子們解釋：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們的家長倒很可能是“管監獄的”，而阿維尼爾則是“的監獄的”。如果是上一世紀的俄羅斯人民，就絕不會如此缺乏對祖國語言的語感了!’)
又例如，阿·卡爾捷爾雖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於肺結核病不能勞動而被勞改營除名了。他拿著一張“黑籍”公民證，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戶口，到處找不到工作，疾病註定他將慢慢地死去，誰也不要他。這時，突然來了徵兵委員會。急需兵員。_很急。卡爾捷爾患的是開放性肺結核，可他卻宣稱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為一個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幾乎一直服役到戰爭結束。隻是後來在野戰醫院裏“第三處”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們發現了這個在戰場上奮不顧身的戰士……是“人民的敵人”。一九四九年已經決定名單，要重新逮捕他，多虧軍事委員會裏有幾個好人救了他。
在史達林時代，最好的釋放就是走出勞改營大門之後立即留在原地參加勞動。當地的生產單位大都了解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內務部的人在街上遇見時也認為這是他們已經檢查過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煩。
但是，並不盡然。一九三八年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從巴姆勞改營被釋放後自願留在原地，當了一名自由僱傭的工程師。行動科科長羅森布利特就對他說：
“你被釋放了。但是你要記住，你總是走在鋼絲上的。稍有差錯，你就會再成為囚犯。為此甚至無須再經過審判。所以，你小心點兒!別以為你是什麽又由公民了!”
這些留在勞改營附近的聰明囚犯把監獄看作自由的另一種形式而自願選擇了它。在某些荒涼邊遠地區，諸如內羅布和納雷姆等地，至今還有幾十萬這樣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們也不會覺得很難過，反正就在旁邊嘛!
在科雷馬一帶則根本無須選擇，因為這裏全體群眾都是被束縛在這裏的——囚犯被釋放的同時就得簽署自願的保證：今後繼續留在原地勞動。(科雷馬的人要取得進入“宗主國大陸”的批準書比得到釋放還難。)例如，娜·維·蘇羅夫采娃不幸滿刑了。昨天她還在勞改營附設的兒童保育院勞動，那裏暖和，可以吃飽。今大既已獲得釋放，那就得去地裏勞動，因為沒有別的工作。昨天她還肯定有一張床可睡，有份口糧可領，今天則不然：口糧不發了，住處沒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爛地板上。(這是在科雷馬呀!)幸虧兒童保育院的朋友們幫了忙：她們很長時間一直把自己節省下的口糧偷偷送給她這個自由人吃。蘇羅夫采娃在談到自己獲釋時的新感受時，說這是“自由狀態的壓迫”。後來，她才慢慢地能夠自主了，甚至成了……房產主”!在這張照片上我們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邊。可是這種“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樂意鑽進去的。
斯托利亞羅娃在勞改營時一直積極勞動，不知疲倦。(她是年輕時從巴黎回蘇聯來的，很快就被抓進監獄。所以現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國的景象!)由於“她勞動積極”，當局以優越條件釋放了她：沒有限定她必須到什麽地方會居住。那些必須到指定地點去居住的人總還能找到一個安身之處，因為民警局無權把他們趕到別處去。但是持有“完全釋放”證明的斯托利亞羅娃卻成了一隻人人追打的喪家犬。各處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戶。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過去很要好的熟人家裏也隻受到茶點招待，誰也不開口要留她住下。她隻好到火車站去過夜。(候車室裏糟糕的不僅是夜間常有民警來趕人，而且黎明前清掃時還要把所有的人都趕出去。此外，大概每個被釋放的囚犯都記得自己在大火車站候車室所體驗過的恐懼心情：一看到民警走過來，心裏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麽嚴厲2民警當然會感覺到此人原先是個囚犯，他馬上會問你：“你的證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釋放證沒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們這裏是不存在所謂權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隻有證件!所以他現在把你的釋放證一拿走，你就完了。這是我們的切身體驗。)後來，斯托利亞羅娃打算到盧加市的手套工廠去當一名工人，該廠生產的手套幸好不是給工人階級使用的，而是給德國人戰俘用的。這總可以吧?但是，工廠廠長不但沒有錄用她，反而當眾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鑽進我們的組織!我們懂得你們這一套!我們讀過舍伊寧的小說!”(啊，你這個胖子告伊寧!你噎死才好呢!)
這是惡性循環：沒有戶口找不到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給報戶口。沒有工作也就領不到糧食卡片。按規定，內務部有責任安置釋放後的囚犯，但是坐過牢的人不知道這條規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據這條去麻煩內務部，因為誰也怕再被關起來……
真是：人身獲自由，終日淚交流。
我在羅斯托夫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裏福諾夫，他總是縮著脖子，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十分膽小，人們千萬別在走廊裏招呼他。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坐過牢。在走廊裏喊他一聲，對他來說就像是行動人員的叫喊。
戰後，羅斯托夫醫學院有一位被釋放回來的醫生，他堅信自己不可避免地會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殺了。體驗過勞改營生活的人，了解這種生活的人，選擇這條道路不足為奇。走這條路的痛苦並不更大些。
那些過早地獲得釋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維尼爾·鮑裏索夫一九四六年獲釋後並沒有去什麽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鄉的農村。他從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學們，在街之都盡量避開他，不願意停下來同他打聲招呼，(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線作戰時還都是無畏的戰士呢!)實在躲不開時，就勉強應付兩句，急急忙忙離去。任何人都沒有問過他這些年是怎樣度過的。(雖然大家關於古拉格群島的情況似乎知道得並不比關於中非的情況更多，但卻沒有人問及。我們的自由社會如此訓練有素，這一點我們的子孫們將來能夠理解嗎?)不過，終於有一位大學時期的老朋友邀請他了，請他晚上，天黑之後，到家裏去喝杯菜。真是難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這種不明顯的溫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鮑裏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閑談中，阿維尼爾·鮑裏索夫請他的朋友把相簿拿來看看，共同回憶一下過去。朋友拿出來了。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驚奇地看到阿維尼爾突然站起來，不等茶炊裏的茶煮好就匆匆離去了。是啊，阿維尼爾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臉都被墨水抹黑了。鮑裏索夫此時此地該作何感想呢?!
阿維尼爾·鮑裏索夫的地位後來又有所升遷，他當了幼兒園的主任。這個幼兒園裏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陣亡戰士的孤兒。當這些孩子聽到另一些有錢幹部的子女給主任起了個外號叫“管監獄的”，他們哭得十分傷心。(我們這裏沒有人會向孩子們解釋：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們的家長倒很可能是“管監獄的”，而阿維尼爾則是“的監獄的”。如果是上一世紀的俄羅斯人民，就絕不會如此缺乏對祖國語言的語感了!’)
又例如，阿·卡爾捷爾雖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於肺結核病不能勞動而被勞改營除名了。他拿著一張“黑籍”公民證，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戶口，到處找不到工作，疾病註定他將慢慢地死去，誰也不要他。這時，突然來了徵兵委員會。急需兵員。_很急。卡爾捷爾患的是開放性肺結核，可他卻宣稱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為一個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幾乎一直服役到戰爭結束。隻是後來在野戰醫院裏“第三處”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們發現了這個在戰場上奮不顧身的戰士……是“人民的敵人”。一九四九年已經決定名單，要重新逮捕他，多虧軍事委員會裏有幾個好人救了他。
在史達林時代，最好的釋放就是走出勞改營大門之後立即留在原地參加勞動。當地的生產單位大都了解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內務部的人在街上遇見時也認為這是他們已經檢查過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煩。
但是，並不盡然。一九三八年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從巴姆勞改營被釋放後自願留在原地，當了一名自由僱傭的工程師。行動科科長羅森布利特就對他說：
“你被釋放了。但是你要記住，你總是走在鋼絲上的。稍有差錯，你就會再成為囚犯。為此甚至無須再經過審判。所以，你小心點兒!別以為你是什麽又由公民了!”
這些留在勞改營附近的聰明囚犯把監獄看作自由的另一種形式而自願選擇了它。在某些荒涼邊遠地區，諸如內羅布和納雷姆等地，至今還有幾十萬這樣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們也不會覺得很難過，反正就在旁邊嘛!
在科雷馬一帶則根本無須選擇，因為這裏全體群眾都是被束縛在這裏的——囚犯被釋放的同時就得簽署自願的保證：今後繼續留在原地勞動。(科雷馬的人要取得進入“宗主國大陸”的批準書比得到釋放還難。)例如，娜·維·蘇羅夫采娃不幸滿刑了。昨天她還在勞改營附設的兒童保育院勞動，那裏暖和，可以吃飽。今大既已獲得釋放，那就得去地裏勞動，因為沒有別的工作。昨天她還肯定有一張床可睡，有份口糧可領，今天則不然：口糧不發了，住處沒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爛地板上。(這是在科雷馬呀!)幸虧兒童保育院的朋友們幫了忙：她們很長時間一直把自己節省下的口糧偷偷送給她這個自由人吃。蘇羅夫采娃在談到自己獲釋時的新感受時，說這是“自由狀態的壓迫”。後來，她才慢慢地能夠自主了，甚至成了……房產主”!在這張照片上我們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邊。可是這種“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樂意鑽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