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幻想家亞歷山大·斯托季克因為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裏學習英語曾有過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卻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他來到流放地，看了看環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蘇聯憲法保證給予每個公民的……受教育權了!於是，他給領導打了一份報告，申請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去學習!國營農場場長(原先當過區委書記)一對於這一無恥的、也許是流放王國歷史上空前的申請，不僅幹脆駁回，而且還對他鄭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會允許你斯托季克去學習!”可是。事有湊巧，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遞解站到各區流放者中間來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雖不是木工，但也報了名，並且被錄用了。他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們住在一起，自己卻在業餘為投考醫學院準備功課。他竟然以優異成績通過了公開考試!在政治審查委員會開會之前沒有人關心他的履歷表。隻是在政審委員會口試時斯托季克才講了自己的簡歷：“我參過軍，上過前線，打過腦……以後從前線回來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嚨幹渴，說不出話來“回來以後呢?”“回來以後我……被……抓進監獄……”他終於擠出了這幾個字。委員會立即變得聲色俱厲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經服滿了刑期呀!我是釋放出來的!我的考試成績很好呀!”一切枉然。而這已經是貝利亞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邊遠地區去越壞，越偏僻的地方越沒有任何人權可言。馬克耶夫在前麵提到的關於肯吉爾勞改營的回憶錄中就講過“圖爾蓋的奴隸”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波利亞科夫的遭遇。這個人在兩次進勞改營之間曾被流放到圖爾蓋沙漠去，那裏的一切權利全掌握在一個哈薩克人集體農莊主席手裏，甚至我們親爹一樣的警備部隊也從未派人到那裏去過。波利亞科夫住在小羊圈裏，和羊在一起，地上鋪著幹草。他的“‘工作”是替農莊主席的四位太大當奴隸，替她們每個人幹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亞科夫怎麽辦呢?從流放地跑出來去控訴嗎?他不但沒有條件離開這荒無人煙的地方，而且即使離開了，這將構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這農莊裏連一個俄羅斯人也沒有。過了幾個月才偶然有一個俄羅斯人稅務員來徵稅。波利亞科夫講的情況使稅務員感到震驚，他同意替他把書麵申訴轉遞區委。不料這個書麵申訴被認為是對蘇維埃政權的“惡意誣衊”，“波利亞科夫為此第二次被判處勞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爾勞改營服刑。他在勞改營裏覺得自己像是已被釋放似的……
我們還不知道“圖爾蓋的奴隸”在流放者中間能不能算是命運最壞的呢。
有人說，同勞改營相比，流放的優越性在於生活的穩定性，有家庭氣息。(不管好壞，你總可以住在這裏，一直住下去，不會隨時把你押到別處去了。)但這也並不盡然。警備隊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說地命令人們遷走，雖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關閉某個流放地點或整個地區。各地區的流放者都記得在不同的年代有過這類事，尤其是戰爭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區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時內整理好行裝，遷到傑姆貝亭地區去!於是你那點可憐的破爛家什，已經習慣的暫時棲身處就得扔掉，統統拋掉!開步走!勇敢地赤足前進!隻要不死掉，你再去積攢吧!……
表麵上看，生活像是輕鬆多了：不必再排隊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點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脫帽;夜間房門不從外麵反鎖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製度。雖然各地寬嚴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開始緩和之前到處都可以感覺到確實存在某種製度。
例如，許多地方的流放者都無權向任何蘇維埃機關提起民事訴訟案，他們隻能向警備隊提出，由它決定這一控訴應由自己解決還是應該提交其它機關。
警備隊的任何軍官召喚時，流放者必須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務立即報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絕執行軍官們交辦的(完全為了其個人利益的)私事。
警備隊軍官們的權利和地位並不比勞改營的軍官們差。恰恰相反，這些軍官沒有什麽可操心的事：這裏沒有設防的隔離區，不必巡邏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著囚犯去勞動，也無須照管這群人的衣食。隻要每月登記兩次，“依法分給犯有新罪行的人寫個材料就夠了。這些軍官有權有勢、懶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少尉每月工資達二千盧布)，因而他們大部分都十分兇狠。
很少聽到過蘇聯的流放地發生過真正的逃跑。因為即使逃跑成功，所換來的公民自由的好處也並不多：流放地當地的自由人的權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樣的。沙皇時代從流放地逃跑後可以輕易地逃往國外，現在不行了。對逃跑的懲罰很嚴。逃跑由特別庭處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對逃跑者特別庭最多判處五年勞改，一九三七年之後判到十年。戰後實行一條新法律，它雖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卻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執行，即：“從流放地逃跑者判處二十年苦役：”無比的嚴酷!
至於什麽算逃跑?什麽不算?——這是由各該地區的警備司令部隨意解釋的。流放者無權逾越的界線也由它來劃定，它規定去砍柴或去來蘑菇可以走出多遠。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奧爾忠尼啟則採礦村就規定：離村往上走(上山)，算是“違反製度”，隻判五年勞改，而如果離村往下走(走向鐵路)則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亞美尼亞人流放者對礦山領導人的蠻橫態度忍無可忍，要到區中心去控告他;當然、他們離村時沒有取得警備隊同意。為了這次“逃跑”，他們每人隻被判六年勞改。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有些老年人無法理解和順應我們這吃人的製度，往往憑著自己單純的想法作出決定，離開指定地點。而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個八十多歲的希臘婦女在戰爭末期從辛菲羅波爾市被流放到烏拉爾山區。戰爭結束後，她聽說兒子回到了辛菲羅波爾，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羅波爾去偷偷同兒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經八十七(!)歲時，當局發現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奧捷爾特種勞改營去了。人們還知道江布爾州的另一個希臘老太婆的事。開始從庫班地區強製遷移希臘人時，這個老年婦女同她的兩個女兒一起被流放。她還有個小女兒因為丈夫是俄羅斯人得以留在庫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後，想在自己死前回庫班去跟小女兒見上一麵，住一陣子。“逃跑”!結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們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學家，叫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對他適用了所謂“阿登納”大赦，但並不是全部適用，仍舊要流放他。其實他是不該流放的。他便到處申訴。但是，問題拖了很久沒有解決。這期間，住在彼爾姆的他的老母親眼睛快要瞎了。由於戰爭和兒子被俘，母親已有十四年沒看見兒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見他一麵。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著苦役刑的危險，決定去看望母親一次，計劃來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個辦法：藉口要到沙漠地帶的放牧區去出差，卻乘上了開往新西伯利亞市的火車。他居住地的人們沒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亞市的出租汽車司機“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動人員告密了。行動人員走過來檢查他的證件，他沒有，隻好坦白。當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監獄土屋，開始對他進一步立案偵訊。這時突然接到有關單位發來的公函：證明他本來是不該流放的。剛一釋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親。可是，已經晚了。
越往邊遠地區去越壞，越偏僻的地方越沒有任何人權可言。馬克耶夫在前麵提到的關於肯吉爾勞改營的回憶錄中就講過“圖爾蓋的奴隸”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波利亞科夫的遭遇。這個人在兩次進勞改營之間曾被流放到圖爾蓋沙漠去，那裏的一切權利全掌握在一個哈薩克人集體農莊主席手裏，甚至我們親爹一樣的警備部隊也從未派人到那裏去過。波利亞科夫住在小羊圈裏，和羊在一起，地上鋪著幹草。他的“‘工作”是替農莊主席的四位太大當奴隸，替她們每個人幹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亞科夫怎麽辦呢?從流放地跑出來去控訴嗎?他不但沒有條件離開這荒無人煙的地方，而且即使離開了，這將構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這農莊裏連一個俄羅斯人也沒有。過了幾個月才偶然有一個俄羅斯人稅務員來徵稅。波利亞科夫講的情況使稅務員感到震驚，他同意替他把書麵申訴轉遞區委。不料這個書麵申訴被認為是對蘇維埃政權的“惡意誣衊”，“波利亞科夫為此第二次被判處勞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爾勞改營服刑。他在勞改營裏覺得自己像是已被釋放似的……
我們還不知道“圖爾蓋的奴隸”在流放者中間能不能算是命運最壞的呢。
有人說，同勞改營相比，流放的優越性在於生活的穩定性，有家庭氣息。(不管好壞，你總可以住在這裏，一直住下去，不會隨時把你押到別處去了。)但這也並不盡然。警備隊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說地命令人們遷走，雖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關閉某個流放地點或整個地區。各地區的流放者都記得在不同的年代有過這類事，尤其是戰爭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區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時內整理好行裝，遷到傑姆貝亭地區去!於是你那點可憐的破爛家什，已經習慣的暫時棲身處就得扔掉，統統拋掉!開步走!勇敢地赤足前進!隻要不死掉，你再去積攢吧!……
表麵上看，生活像是輕鬆多了：不必再排隊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點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脫帽;夜間房門不從外麵反鎖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製度。雖然各地寬嚴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開始緩和之前到處都可以感覺到確實存在某種製度。
例如，許多地方的流放者都無權向任何蘇維埃機關提起民事訴訟案，他們隻能向警備隊提出，由它決定這一控訴應由自己解決還是應該提交其它機關。
警備隊的任何軍官召喚時，流放者必須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務立即報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絕執行軍官們交辦的(完全為了其個人利益的)私事。
警備隊軍官們的權利和地位並不比勞改營的軍官們差。恰恰相反，這些軍官沒有什麽可操心的事：這裏沒有設防的隔離區，不必巡邏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著囚犯去勞動，也無須照管這群人的衣食。隻要每月登記兩次，“依法分給犯有新罪行的人寫個材料就夠了。這些軍官有權有勢、懶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少尉每月工資達二千盧布)，因而他們大部分都十分兇狠。
很少聽到過蘇聯的流放地發生過真正的逃跑。因為即使逃跑成功，所換來的公民自由的好處也並不多：流放地當地的自由人的權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樣的。沙皇時代從流放地逃跑後可以輕易地逃往國外，現在不行了。對逃跑的懲罰很嚴。逃跑由特別庭處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對逃跑者特別庭最多判處五年勞改，一九三七年之後判到十年。戰後實行一條新法律，它雖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卻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執行，即：“從流放地逃跑者判處二十年苦役：”無比的嚴酷!
至於什麽算逃跑?什麽不算?——這是由各該地區的警備司令部隨意解釋的。流放者無權逾越的界線也由它來劃定，它規定去砍柴或去來蘑菇可以走出多遠。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奧爾忠尼啟則採礦村就規定：離村往上走(上山)，算是“違反製度”，隻判五年勞改，而如果離村往下走(走向鐵路)則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亞美尼亞人流放者對礦山領導人的蠻橫態度忍無可忍，要到區中心去控告他;當然、他們離村時沒有取得警備隊同意。為了這次“逃跑”，他們每人隻被判六年勞改。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有些老年人無法理解和順應我們這吃人的製度，往往憑著自己單純的想法作出決定，離開指定地點。而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個八十多歲的希臘婦女在戰爭末期從辛菲羅波爾市被流放到烏拉爾山區。戰爭結束後，她聽說兒子回到了辛菲羅波爾，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羅波爾去偷偷同兒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經八十七(!)歲時，當局發現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奧捷爾特種勞改營去了。人們還知道江布爾州的另一個希臘老太婆的事。開始從庫班地區強製遷移希臘人時，這個老年婦女同她的兩個女兒一起被流放。她還有個小女兒因為丈夫是俄羅斯人得以留在庫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後，想在自己死前回庫班去跟小女兒見上一麵，住一陣子。“逃跑”!結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們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學家，叫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對他適用了所謂“阿登納”大赦，但並不是全部適用，仍舊要流放他。其實他是不該流放的。他便到處申訴。但是，問題拖了很久沒有解決。這期間，住在彼爾姆的他的老母親眼睛快要瞎了。由於戰爭和兒子被俘，母親已有十四年沒看見兒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見他一麵。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著苦役刑的危險，決定去看望母親一次，計劃來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個辦法：藉口要到沙漠地帶的放牧區去出差，卻乘上了開往新西伯利亞市的火車。他居住地的人們沒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亞市的出租汽車司機“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動人員告密了。行動人員走過來檢查他的證件，他沒有，隻好坦白。當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監獄土屋，開始對他進一步立案偵訊。這時突然接到有關單位發來的公函：證明他本來是不該流放的。剛一釋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親。可是，已經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