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警衛部隊的射手們中間還會形成某種互相競賽的心理：你打死了一個，得了獎，買了黃油。那我不是也可以打死一個，也領獎去買黃油嗎?想回家鄉去看望一下自己心愛的姑娘嗎?那就朝著這灰色動物中的某個開一槍吧，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月的假期回去一趟。
我們在普通勞改營時早就了解這種情況。但沒想到特種勞改營裏卻有了一些創新：像這位烏茲別克人的朋友那樣直接朝隊伍開槍，像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奧澤爾營崗樓上發生的事件那樣，或者從盼望塔上直接朝營區開槍。
是啊，他們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這是政治指導員們的工作成果。
一九五三年五月，肯吉爾營的拿衝鋒鎗的孩子們突然無緣無故地朝著已經回到營門正等待入門前搜查的囚犯隊伍打了一梭子彈。當場十六人受傷，但是，假如單是受傷還好!孩子們使用的是早已被所有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公約所禁止的爆炸子彈(“炸子兒”)：子彈從身上出去的時候造成一個漏鬥狀的窟窿，內髒被炸開，下顎骨和肢骨被炸碎。
為什麽定要給特種勞改營的警戒部隊配備爆炸子彈?這是經誰批準的?這些我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
可是，警衛部隊的人們看到在我的小說裏囚犯們給他們和看守起的外號是“鸚鵡”，而且現在這個名詞已經被社會所接受，他們簡直氣得不亦樂乎。不!囚犯們應該愛那些警衛和看守，應該把他們叫做護身天使才對!
這些孩子們當中也有一位沒有生氣。(不錯，他是其中的優秀分子。)他決心維護真理。他叫弗拉季連·紮多爾內，一九三三年生，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曾在內務部軍事警戒部隊服役，一直在內羅勃拉格擔任警衛。他給我寫來好幾封信，他說：
“這些年輕人並不是自己要到警衛部隊去服役的，他們是被兵役局召去服兵役的，兵役局把他們派到內務部。他們受到射擊和警戒放哨的訓練。他們受凍，在夜裏偷偷哭泣：讓內羅勃拉格和它的一切統統見鬼去吧!他們才不需要這些東西呢!因此，不要責怪那些年輕人吧!他們是士兵，是在為祖國而服役;盡管在他們那荒唐而可怕的服役工作中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理解(請問，難道也有一些能夠理解的嗎?要麽就全可理解，要麽就全不可理解!——作者注)，但是他們是宣過誓的，他們的職務也並於輕鬆啊。”
他的話誠摯而有理。發人深思。他仿佛豎起了一些木樁子把那些孩子們保護起來了。這些木樁子就是：誓言、為祖國而服役、他們是士兵!
但是，那也應該說：在他們身上做人的一般基礎也未免過於薄弱了吧，甚至可以說絲毫沒有這種基礎，因為它連抵製誓言和政治課的力量都沒有。並不是從任何一代人中，也不是從任何一個民族中都能培育出這種孩子們來的。
應該不應該在執行命令的時候相信別人勝於相信自己的良心呢?這難道不是二十世紀的主要問題嗎?一個人可以不可以沒有自己的是非善惡觀念;而僅僅以鉛印命令中或首長口頭指示中的善惡是非為標準?誓言!誓言是以顫抖的聲音莊重地宣讀過的咒語，它的意義在於保衛人民免遭惡人殘害;但是，它卻又是多麽容易被利用來為惡人服務而反對人民啊!
讓我們回憶一下瓦西裏·費拉索夫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打算對他的劊子手說出的話吧：隻你一個人有罪!人們在殺人，這隻怪你一個人!我的死也全由你一個人負責，你一輩子就記住這句話生活下去吧!世界上如果沒有你們這些行刑的劊子手，也就木會有死刑!
如果沒有警衛部隊，也就不會有勞改營了!
當然，不論當代人還是歷史，都不會不看到罪責是有等級的。當然，誰都明白，士兵們的長官應負較大罪責;他們上麵的行動特派員的罪責還要大些，發出指令和命令的人罪責更大，而指示別人去發出命令的那些人罪責最大。
但是，射擊的、警衛的、端著衝鋒鎗對準我們的畢竟木是他們，而是這些孩子們!用皮靴向著倒在地上的囚犯頭部亂踢的畢竟也是這些孩子們!……
弗拉季連在信中還說：
“人們向我們的頭腦裏灌輸，強迫我們背誦帶&lsquo’字樣的一九四三年條例，即一九四三年製定的絕密的警衛部隊條例，這個條例的規定十分嚴酷而可怕。何況我們又是宣了誓的。還有行動人員和政治協理員的監視，還有小匯報和告密。每一個射手也都是建立了個人檔案的……被圍牆和鐵絲網隔開的穿黑棉衣的人們和穿軍大衣的人們同樣都是被囚禁的人，不過前者是囚禁二十五年，後者是三年而且。”
他這幾句話講得似乎很有力量，他說那些警衛部隊的射手們仿佛也是被囚禁在那裏的，隻不過並非由軍事法庭，而是由兵役局囚禁起來的。但是，不對，並不都是“同樣”的，因為穿軍大衣的人可以用衝鋒鎗“很出色地”朝著穿黑棉衣的人，甚至朝著他們的人群，掃射。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一點。
這個弗拉季連還解釋說：
“年輕人當中有各種各樣的入。當然，也有狹隘、無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認真的人。順便提一下，在這方麵特別賣力氣的是那些從少數民族中召集來的新兵——巴什基爾人、布裏亞特人、亞庫特人。但大多數士兵則是些漠不關心的人。他們隻是默默地服從，執行自己的任務，他們最喜歡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郵遞員送郵件來的時刻。最後，也有一些好小夥子，他們同情囚犯，認為他們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們的職務在人民群眾中是不受歡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時一般都不穿製服。”
弗拉季連還用自己的經歷來說明了他的這些想法。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盡管像他這樣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其實，弗拉季連之所以被分配到警衛部隊，是由於懶惰的特別處的疏忽。他的繼父沃伊尼諾原是個老幹部，從事工會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親因此被開除了黨籍。他的生父當時是全俄肅反委員會屬下的一個旅長、一九一七年入黨的黨員，這時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兒子完全斷絕關係(這樣他總算勉強保住了黨票，但還是丟掉了內務部部隊的將軍軍銜)。弗拉季連的母親為了洗刷自己的汙點，在戰爭期間自願成為供血站的供血者;(沒關係，她的血不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可以輸用!)弗拉季連本人“從兒童時期就憎恨戴藍滾邊帽子的內務部軍人，可是現在這藍滾邊帽子卻戴到自己頭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靈上深深印下了那個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著和父親一樣製服的人們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亂翻亂扔的情景。”他在信中還說：
“我不是個好警衛戰士：我同囚犯們講話，也替他們辦事。我有時就把槍放在他們的烤火堆旁，替他們到小賣部去買東西或替他們把信投入郵筒。我想，在獨立勞改點裏，在普羅梅朱托契娜婭、梅薩柯爾特、帕爾瑪等處，人們一定還會記得我弗拉季連這個衛兵的。囚犯作業班班長有一次對我說;‘請你留心觀察人們，傾聽一下他們的苦衷吧，那你就會明白……而我本來就是把這些政治犯當作自己的爺爺、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實在厭惡那些軍官們。我發牢騷，生氣，我對射手們說：‘他們才是人民的真正敵人呢!’因為這些事，因為我不服從命令(“怠工”)，因為我同囚犯什1講話，他們就開始審查我了……那個細高個子中尉薩穆京……打我嘴巴，因為我不肯簽署關於囚犯信件問題的供詞，他就用石製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個二級拳擊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啞鈴!假如這個瘦猴在拳擊場上遇到我的話，哼!……但是，當時有兩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過，這個時候審查我的人已經顧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內務部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時候。最後，沒有給我判刑，但卻給我發了一張無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證’——上麵寫明我是根據第四十七條丁項被革職的：‘由於極端的無紀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壞內務部條例，被內務部機關革職。’這樣，我在警戒營的禁閉室裏挨凍和遭受毒打之後，被拋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虧一位獲釋的作業隊長阿爾森照料了我。”
我們在普通勞改營時早就了解這種情況。但沒想到特種勞改營裏卻有了一些創新：像這位烏茲別克人的朋友那樣直接朝隊伍開槍，像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奧澤爾營崗樓上發生的事件那樣，或者從盼望塔上直接朝營區開槍。
是啊，他們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這是政治指導員們的工作成果。
一九五三年五月，肯吉爾營的拿衝鋒鎗的孩子們突然無緣無故地朝著已經回到營門正等待入門前搜查的囚犯隊伍打了一梭子彈。當場十六人受傷，但是，假如單是受傷還好!孩子們使用的是早已被所有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公約所禁止的爆炸子彈(“炸子兒”)：子彈從身上出去的時候造成一個漏鬥狀的窟窿，內髒被炸開，下顎骨和肢骨被炸碎。
為什麽定要給特種勞改營的警戒部隊配備爆炸子彈?這是經誰批準的?這些我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
可是，警衛部隊的人們看到在我的小說裏囚犯們給他們和看守起的外號是“鸚鵡”，而且現在這個名詞已經被社會所接受，他們簡直氣得不亦樂乎。不!囚犯們應該愛那些警衛和看守，應該把他們叫做護身天使才對!
這些孩子們當中也有一位沒有生氣。(不錯，他是其中的優秀分子。)他決心維護真理。他叫弗拉季連·紮多爾內，一九三三年生，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曾在內務部軍事警戒部隊服役，一直在內羅勃拉格擔任警衛。他給我寫來好幾封信，他說：
“這些年輕人並不是自己要到警衛部隊去服役的，他們是被兵役局召去服兵役的，兵役局把他們派到內務部。他們受到射擊和警戒放哨的訓練。他們受凍，在夜裏偷偷哭泣：讓內羅勃拉格和它的一切統統見鬼去吧!他們才不需要這些東西呢!因此，不要責怪那些年輕人吧!他們是士兵，是在為祖國而服役;盡管在他們那荒唐而可怕的服役工作中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理解(請問，難道也有一些能夠理解的嗎?要麽就全可理解，要麽就全不可理解!——作者注)，但是他們是宣過誓的，他們的職務也並於輕鬆啊。”
他的話誠摯而有理。發人深思。他仿佛豎起了一些木樁子把那些孩子們保護起來了。這些木樁子就是：誓言、為祖國而服役、他們是士兵!
但是，那也應該說：在他們身上做人的一般基礎也未免過於薄弱了吧，甚至可以說絲毫沒有這種基礎，因為它連抵製誓言和政治課的力量都沒有。並不是從任何一代人中，也不是從任何一個民族中都能培育出這種孩子們來的。
應該不應該在執行命令的時候相信別人勝於相信自己的良心呢?這難道不是二十世紀的主要問題嗎?一個人可以不可以沒有自己的是非善惡觀念;而僅僅以鉛印命令中或首長口頭指示中的善惡是非為標準?誓言!誓言是以顫抖的聲音莊重地宣讀過的咒語，它的意義在於保衛人民免遭惡人殘害;但是，它卻又是多麽容易被利用來為惡人服務而反對人民啊!
讓我們回憶一下瓦西裏·費拉索夫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打算對他的劊子手說出的話吧：隻你一個人有罪!人們在殺人，這隻怪你一個人!我的死也全由你一個人負責，你一輩子就記住這句話生活下去吧!世界上如果沒有你們這些行刑的劊子手，也就木會有死刑!
如果沒有警衛部隊，也就不會有勞改營了!
當然，不論當代人還是歷史，都不會不看到罪責是有等級的。當然，誰都明白，士兵們的長官應負較大罪責;他們上麵的行動特派員的罪責還要大些，發出指令和命令的人罪責更大，而指示別人去發出命令的那些人罪責最大。
但是，射擊的、警衛的、端著衝鋒鎗對準我們的畢竟木是他們，而是這些孩子們!用皮靴向著倒在地上的囚犯頭部亂踢的畢竟也是這些孩子們!……
弗拉季連在信中還說：
“人們向我們的頭腦裏灌輸，強迫我們背誦帶&lsquo’字樣的一九四三年條例，即一九四三年製定的絕密的警衛部隊條例，這個條例的規定十分嚴酷而可怕。何況我們又是宣了誓的。還有行動人員和政治協理員的監視，還有小匯報和告密。每一個射手也都是建立了個人檔案的……被圍牆和鐵絲網隔開的穿黑棉衣的人們和穿軍大衣的人們同樣都是被囚禁的人，不過前者是囚禁二十五年，後者是三年而且。”
他這幾句話講得似乎很有力量，他說那些警衛部隊的射手們仿佛也是被囚禁在那裏的，隻不過並非由軍事法庭，而是由兵役局囚禁起來的。但是，不對，並不都是“同樣”的，因為穿軍大衣的人可以用衝鋒鎗“很出色地”朝著穿黑棉衣的人，甚至朝著他們的人群，掃射。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一點。
這個弗拉季連還解釋說：
“年輕人當中有各種各樣的入。當然，也有狹隘、無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認真的人。順便提一下，在這方麵特別賣力氣的是那些從少數民族中召集來的新兵——巴什基爾人、布裏亞特人、亞庫特人。但大多數士兵則是些漠不關心的人。他們隻是默默地服從，執行自己的任務，他們最喜歡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郵遞員送郵件來的時刻。最後，也有一些好小夥子，他們同情囚犯，認為他們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們的職務在人民群眾中是不受歡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時一般都不穿製服。”
弗拉季連還用自己的經歷來說明了他的這些想法。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盡管像他這樣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其實，弗拉季連之所以被分配到警衛部隊，是由於懶惰的特別處的疏忽。他的繼父沃伊尼諾原是個老幹部，從事工會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親因此被開除了黨籍。他的生父當時是全俄肅反委員會屬下的一個旅長、一九一七年入黨的黨員，這時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兒子完全斷絕關係(這樣他總算勉強保住了黨票，但還是丟掉了內務部部隊的將軍軍銜)。弗拉季連的母親為了洗刷自己的汙點，在戰爭期間自願成為供血站的供血者;(沒關係，她的血不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可以輸用!)弗拉季連本人“從兒童時期就憎恨戴藍滾邊帽子的內務部軍人，可是現在這藍滾邊帽子卻戴到自己頭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靈上深深印下了那個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著和父親一樣製服的人們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亂翻亂扔的情景。”他在信中還說：
“我不是個好警衛戰士：我同囚犯們講話，也替他們辦事。我有時就把槍放在他們的烤火堆旁，替他們到小賣部去買東西或替他們把信投入郵筒。我想，在獨立勞改點裏，在普羅梅朱托契娜婭、梅薩柯爾特、帕爾瑪等處，人們一定還會記得我弗拉季連這個衛兵的。囚犯作業班班長有一次對我說;‘請你留心觀察人們，傾聽一下他們的苦衷吧，那你就會明白……而我本來就是把這些政治犯當作自己的爺爺、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實在厭惡那些軍官們。我發牢騷，生氣，我對射手們說：‘他們才是人民的真正敵人呢!’因為這些事，因為我不服從命令(“怠工”)，因為我同囚犯什1講話，他們就開始審查我了……那個細高個子中尉薩穆京……打我嘴巴，因為我不肯簽署關於囚犯信件問題的供詞，他就用石製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個二級拳擊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啞鈴!假如這個瘦猴在拳擊場上遇到我的話，哼!……但是，當時有兩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過，這個時候審查我的人已經顧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內務部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時候。最後，沒有給我判刑，但卻給我發了一張無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證’——上麵寫明我是根據第四十七條丁項被革職的：‘由於極端的無紀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壞內務部條例，被內務部機關革職。’這樣，我在警戒營的禁閉室裏挨凍和遭受毒打之後，被拋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虧一位獲釋的作業隊長阿爾森照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