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這些都回憶起來。但實際情況就是上麵所說的那樣。正因為我當時並不屬於專搞體育活動和跳舞的一類年輕人，又不屬於一頭鑽進自己的科學和公式裏去的狂熱者之類，所以這就顯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為一直是對政治非常感興趣的。剛剛十歲的時候，我這個黃口孺子就膽敢不相信維辛斯基了，我曾對當時的幾次著名的法庭公審安排得那麽妥帖表示過驚異。但是，並沒有什麽東西推動我繼續思考下去，沒有東西推動我把那幾次小小的(當時曾顯得聲勢浩大的)莫斯科公審同整個國土上滾動著的鎮壓的巨輪聯繫起來(犧牲在這個巨輪下的人數也好像並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隊中度過的：排麵包隊、牛奶隊、糧食隊(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有肉)。但是，我當時還不能把現象聯繫起來看，還認識不到缺乏糧食就意味著農村的破產，也不懂得這是為什麽。當時我們有另外一種公式：這叫做“暫時的困難”。在我們那個大城市裏，每天夜裏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裏是從來不到外麵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們的家屬自然不會掛出黑旗來，而我那些同學們也決不會提起他們被捕的父親。
從報紙上看，一切都完美無缺，朝氣蓬勃。
何況年輕人本來就是願意接受“一切都好”這種想法的。
現在我才明白，當時布羅涅維茨基夫婦要想對我們談點什麽，該有多麽危險。但是他，這個曾經遭受過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最殘酷的打擊的老工程師，還是對我們多少吐露了一點點：他在監獄裏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監獄，不止在一個勞改營裏呆過。但他隻是懷著激動的心情對我們談了其中最早的一個傑茲卡茲甘勞改營，談到被汙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氣，談到大批屠殺，談到多次遞交莫斯科的申訴書都如石沉大海。甚至“傑茲-卡茲-甘”這個詞，也像它的無情歷史一樣，一聽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銼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麽樣呢?這個傑茲卡茲甘是否多少改變了我和妻子對世界的看法呢?沒有。當然沒有。因為那不是發生在我們身旁的事，不是親身經歷呀。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傳的。最省事的辦法是不去想它。最輕鬆的是把它忘掉。)
當布羅涅維茨基已經解除監禁時，當時還很年輕的、他現在的妻子來到了傑茲卡茲甘。就在這裏，在鐵絲網的陰影下，他們結婚了。戰爭爆發前夕，他們奇蹟般地獲得了自由，來到了這個莫羅佐夫斯克市，當然，是帶著有汙點的公民證來的。布羅涅維茨基在某個小小的建築事務所找了個工作，他妻子當了會計。
不久，我從莫羅佐夫斯克參了軍，我的妻子也離開了那個小鎮。接著，莫羅佐夫斯克鎮落入德國人手中。後來它又被蘇軍收復了。記得我在前線時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說：“你會想到嗎?聽說在德國人占領莫羅佐夫斯克鎮期間，布羅漢維茨基還當了偽鎮長呢!真卑鄙!”我那時也很吃驚，心裏也認為：“真卑鄙!”
但是，經過許多年之後，當我躺在某處監獄裏的烏黑的鋪板上回憶往事的時候，我又記起了布羅涅維茨基。這時我就不再懷著從前那種孩子般輕率的心情譴責他了。他曾經被無理地剝奪了工作;後來給他的工作與他的能力極不相稱;人們把他逮捕入獄，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臉。他該怎麽辦呢?他還應該相信這一切都是進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他的親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國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無所謂，是嗎?
透過向我們投擲過來的一小團稱為“個人迷信”的雲霧，通過我們本身在其間起了變化的時間層次(光線通過許多層次時是會發生折射和輻射的呀)，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當時的自己，已經不是這些年代和我們自己原來的樣子了。把史達林神化。對一切東西都毫無保留地給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體人民，而隻是黨、共青團、城市裏的青年學生和那些知識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滅和被遣散的知識分子的人們)，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階層(工人階級)，因為他們家裏的有線轉播喇叭是從早晨的莫斯科克裏姆林宮斯帕斯克門樓上的鍾聲開始，直到深夜的《國際歌》為止一直不關閉的。對這些人來說，廣播員列維坦的聲音已經變成他們的良心之聲了。(我這裏說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階層，因為還有不少人對於工業生產方麵頒布的有關“二十分鍾遲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廠的作法，是並不擁護的。)但是，當時在城市中也還有少數人(其實也並不很少，總有幾百萬吧)，他們，隻要有膽量，也曾厭惡地拔出廣播喇叭的插頭，他們在每一份報紙的每一頁上都隻看到滿紙的謊言。他們把投票選舉日當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這少數人看來，我們現在實行的專政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也不是人民的專政，更不是蘇維埃式的專政(因為有人還記得“蘇維埃”這個詞最初的正確含義)，而隻不過是共產黨少數的掠奪性專政，而且帶有極粗野的性質。
人類幾乎不會不帶情緒地、不帶感情地認識問題。人一旦看出某個東西不好，他幾乎不可能強迫自己同時看到它好的一麵。我們過去的生活中並不盡是使人難堪的醜惡東西，報紙上的話也並非每個字都是謊言。但是，這些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到處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圍著的少數人，如今卻把整個國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醜惡，把報紙上的各欄從頭到尾部看成謊言了。還要提醒一下，當時西方電台還沒有俄語廣播(而且，當時收音機的數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們的唯一消息來源隻有我們的報紙和官方廣播。布羅漢維茨基夫婦和類似他們的人們正是把這些看成了難以擺脫的、無盡無休的謊言，或者是懦怯的隱瞞。當時我們的報紙關於國外所報導的一切，不論是關於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毀滅的報導，還是關於西方社會黨人的背叛行徑，關於整個西班牙一致奮起反抗佛朗哥政權的報導(一九四二年則報導說：尼赫魯要求印度獨立是他的背叛意圖的表現，因為據說印度獨立便會削弱我們當時的盟國大英帝國)——原來也都是謊言。按照“誰不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敵人”這個公式進行的極端可憎的宣傳，甚至從來都不想區別瑪麗亞·斯皮裏多諾娃的立場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場，不想區分是列昂·布呂姆還是希特勒，是英國國會還是德國(一九三三年前的)國會。既然如此，那麽，當報紙上宣傳德國廣場上焚書的火堆在燃燒，說古條頓族的某種獸行又已復活的時候(不要忘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皇的宣傳就編造過許多關幹條頓人獸行的故事了)，為什麽布羅涅維茨基就應該把這些幻想故事般的報導同其他報導區別開，並且信以為真呢?為什麽他應該在德國的納粹主義身上看到那種獸性的東西呢?(現在咒罵德國納粹主義的語言幾乎就是從前咒罵彭加勒、畢蘇斯基、英國保守黨人等時所使用的同樣一些極端語言呀!)而且這種獸性的表現不也就是布羅涅維茨基本人、整個古拉格群島、俄羅斯的大城市和農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非常現實地體驗過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躪吧?還有，報紙上關於希特勒分子的報導也未免轉變得太快了——忽而，報導說：蘇德兩國的親善的哨兵在可惡的波蘭人的領土上友好會師了。接著，報紙上便對這些“反對英法大銀行家”的德國勇士們掀起一片頌揚的浪潮，還要在《真理報》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講話全文;可是，忽而在某個早上(就是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報紙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標題：整個歐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鐵蹄下呻吟!這些都隻能證實報紙上的謊言是多麽輕率，而絕不能使布羅漢維茨基之類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親自領教過的我國劊子手之外還存在另外一些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劊子手。而且，即使這時為了說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訊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麵前，那麽，能夠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過是：對俄國來說，希特勒不過是第二號危險，而絕對地，在史達林在世時，不是第一號危險。何況b.b.c並沒有把電訊稿送給他呀，而對他發布消息的卻隻有蘇聯情報局，這個局的威信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樣的。至於被疏散的人們帶來的各種傳聞，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從德國來的，也不是從被占領區來的。當時從被占領區還沒有回來過一個活證人)。因此，布羅涅維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夠算是第一手材料的，隻有他經歷過的傑茲卡茲甘勞改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飢餓、消滅富農運動，還有摧毀教堂。這樣，布羅漢維茨基(以及多少萬像他這樣的孤立的個人)隨著德國軍隊的迫近就產生了一種感覺，覺得他們期待的時機到來了，而且這種時機是唯一的、不會再來的，是已經二十年不曾對它抱過希望的，它是我們一生中，與緩慢的歷史進程相比十分短暫的一生中，隻可能遇到一次的機會;在這個時刻他(他們)能夠宣布自己不贊同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情，不贊同在他的國家裏發生的、幹下的、哄鬧著強行貫徹並踐踏過去的那一切東西;他希望自己能夠通過某種還模糊不清的道路為他那處在毀滅中的國家做一點什麽事，為了復興俄羅斯人的某種社會秩序做一點事情。不錯，布羅漢維茨基把過去的事全都記住了。他什麽也沒有原諒。他絕不可能對那個政權，那個殘酷毒打了整個俄羅斯的、給俄羅斯造成了集體農莊式的貧困、帶來了道德墮落、而今又使它經受著空前的戰爭慘敗的政權感到親近。因此，在我們談話時他隻能強壓住激動的呼吸，眼望著像我這樣的，象我們這樣的不懂事的初生犢兒，感到自己實在沒有力量使我們改變看法。他在期待著某個人的出現，他期待著，不管是誰，隻要能換掉史達林的政權就行!(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對立麵轉化現象：別的什麽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惡的、自己的這一套!難道還能設想出世界上有誰會比我們的人更壞嗎?順便提一下，這事發生在頓河州，而頓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樣等待著德國人到來的。)於是，這個當了一輩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羅涅維茨基，在他已經年過六旬的時候卻決定邁出這政治性的一步：
從報紙上看，一切都完美無缺，朝氣蓬勃。
何況年輕人本來就是願意接受“一切都好”這種想法的。
現在我才明白，當時布羅涅維茨基夫婦要想對我們談點什麽，該有多麽危險。但是他，這個曾經遭受過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最殘酷的打擊的老工程師，還是對我們多少吐露了一點點：他在監獄裏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監獄，不止在一個勞改營裏呆過。但他隻是懷著激動的心情對我們談了其中最早的一個傑茲卡茲甘勞改營，談到被汙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氣，談到大批屠殺，談到多次遞交莫斯科的申訴書都如石沉大海。甚至“傑茲-卡茲-甘”這個詞，也像它的無情歷史一樣，一聽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銼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麽樣呢?這個傑茲卡茲甘是否多少改變了我和妻子對世界的看法呢?沒有。當然沒有。因為那不是發生在我們身旁的事，不是親身經歷呀。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傳的。最省事的辦法是不去想它。最輕鬆的是把它忘掉。)
當布羅涅維茨基已經解除監禁時，當時還很年輕的、他現在的妻子來到了傑茲卡茲甘。就在這裏，在鐵絲網的陰影下，他們結婚了。戰爭爆發前夕，他們奇蹟般地獲得了自由，來到了這個莫羅佐夫斯克市，當然，是帶著有汙點的公民證來的。布羅涅維茨基在某個小小的建築事務所找了個工作，他妻子當了會計。
不久，我從莫羅佐夫斯克參了軍，我的妻子也離開了那個小鎮。接著，莫羅佐夫斯克鎮落入德國人手中。後來它又被蘇軍收復了。記得我在前線時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說：“你會想到嗎?聽說在德國人占領莫羅佐夫斯克鎮期間，布羅漢維茨基還當了偽鎮長呢!真卑鄙!”我那時也很吃驚，心裏也認為：“真卑鄙!”
但是，經過許多年之後，當我躺在某處監獄裏的烏黑的鋪板上回憶往事的時候，我又記起了布羅涅維茨基。這時我就不再懷著從前那種孩子般輕率的心情譴責他了。他曾經被無理地剝奪了工作;後來給他的工作與他的能力極不相稱;人們把他逮捕入獄，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臉。他該怎麽辦呢?他還應該相信這一切都是進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他的親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國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無所謂，是嗎?
透過向我們投擲過來的一小團稱為“個人迷信”的雲霧，通過我們本身在其間起了變化的時間層次(光線通過許多層次時是會發生折射和輻射的呀)，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當時的自己，已經不是這些年代和我們自己原來的樣子了。把史達林神化。對一切東西都毫無保留地給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體人民，而隻是黨、共青團、城市裏的青年學生和那些知識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滅和被遣散的知識分子的人們)，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階層(工人階級)，因為他們家裏的有線轉播喇叭是從早晨的莫斯科克裏姆林宮斯帕斯克門樓上的鍾聲開始，直到深夜的《國際歌》為止一直不關閉的。對這些人來說，廣播員列維坦的聲音已經變成他們的良心之聲了。(我這裏說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階層，因為還有不少人對於工業生產方麵頒布的有關“二十分鍾遲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廠的作法，是並不擁護的。)但是，當時在城市中也還有少數人(其實也並不很少，總有幾百萬吧)，他們，隻要有膽量，也曾厭惡地拔出廣播喇叭的插頭，他們在每一份報紙的每一頁上都隻看到滿紙的謊言。他們把投票選舉日當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這少數人看來，我們現在實行的專政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也不是人民的專政，更不是蘇維埃式的專政(因為有人還記得“蘇維埃”這個詞最初的正確含義)，而隻不過是共產黨少數的掠奪性專政，而且帶有極粗野的性質。
人類幾乎不會不帶情緒地、不帶感情地認識問題。人一旦看出某個東西不好，他幾乎不可能強迫自己同時看到它好的一麵。我們過去的生活中並不盡是使人難堪的醜惡東西，報紙上的話也並非每個字都是謊言。但是，這些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到處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圍著的少數人，如今卻把整個國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醜惡，把報紙上的各欄從頭到尾部看成謊言了。還要提醒一下，當時西方電台還沒有俄語廣播(而且，當時收音機的數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們的唯一消息來源隻有我們的報紙和官方廣播。布羅漢維茨基夫婦和類似他們的人們正是把這些看成了難以擺脫的、無盡無休的謊言，或者是懦怯的隱瞞。當時我們的報紙關於國外所報導的一切，不論是關於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毀滅的報導，還是關於西方社會黨人的背叛行徑，關於整個西班牙一致奮起反抗佛朗哥政權的報導(一九四二年則報導說：尼赫魯要求印度獨立是他的背叛意圖的表現，因為據說印度獨立便會削弱我們當時的盟國大英帝國)——原來也都是謊言。按照“誰不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敵人”這個公式進行的極端可憎的宣傳，甚至從來都不想區別瑪麗亞·斯皮裏多諾娃的立場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場，不想區分是列昂·布呂姆還是希特勒，是英國國會還是德國(一九三三年前的)國會。既然如此，那麽，當報紙上宣傳德國廣場上焚書的火堆在燃燒，說古條頓族的某種獸行又已復活的時候(不要忘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皇的宣傳就編造過許多關幹條頓人獸行的故事了)，為什麽布羅涅維茨基就應該把這些幻想故事般的報導同其他報導區別開，並且信以為真呢?為什麽他應該在德國的納粹主義身上看到那種獸性的東西呢?(現在咒罵德國納粹主義的語言幾乎就是從前咒罵彭加勒、畢蘇斯基、英國保守黨人等時所使用的同樣一些極端語言呀!)而且這種獸性的表現不也就是布羅涅維茨基本人、整個古拉格群島、俄羅斯的大城市和農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非常現實地體驗過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躪吧?還有，報紙上關於希特勒分子的報導也未免轉變得太快了——忽而，報導說：蘇德兩國的親善的哨兵在可惡的波蘭人的領土上友好會師了。接著，報紙上便對這些“反對英法大銀行家”的德國勇士們掀起一片頌揚的浪潮，還要在《真理報》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講話全文;可是，忽而在某個早上(就是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報紙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標題：整個歐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鐵蹄下呻吟!這些都隻能證實報紙上的謊言是多麽輕率，而絕不能使布羅漢維茨基之類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親自領教過的我國劊子手之外還存在另外一些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劊子手。而且，即使這時為了說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訊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麵前，那麽，能夠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過是：對俄國來說，希特勒不過是第二號危險，而絕對地，在史達林在世時，不是第一號危險。何況b.b.c並沒有把電訊稿送給他呀，而對他發布消息的卻隻有蘇聯情報局，這個局的威信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樣的。至於被疏散的人們帶來的各種傳聞，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從德國來的，也不是從被占領區來的。當時從被占領區還沒有回來過一個活證人)。因此，布羅涅維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夠算是第一手材料的，隻有他經歷過的傑茲卡茲甘勞改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飢餓、消滅富農運動，還有摧毀教堂。這樣，布羅漢維茨基(以及多少萬像他這樣的孤立的個人)隨著德國軍隊的迫近就產生了一種感覺，覺得他們期待的時機到來了，而且這種時機是唯一的、不會再來的，是已經二十年不曾對它抱過希望的，它是我們一生中，與緩慢的歷史進程相比十分短暫的一生中，隻可能遇到一次的機會;在這個時刻他(他們)能夠宣布自己不贊同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情，不贊同在他的國家裏發生的、幹下的、哄鬧著強行貫徹並踐踏過去的那一切東西;他希望自己能夠通過某種還模糊不清的道路為他那處在毀滅中的國家做一點什麽事，為了復興俄羅斯人的某種社會秩序做一點事情。不錯，布羅漢維茨基把過去的事全都記住了。他什麽也沒有原諒。他絕不可能對那個政權，那個殘酷毒打了整個俄羅斯的、給俄羅斯造成了集體農莊式的貧困、帶來了道德墮落、而今又使它經受著空前的戰爭慘敗的政權感到親近。因此，在我們談話時他隻能強壓住激動的呼吸，眼望著像我這樣的，象我們這樣的不懂事的初生犢兒，感到自己實在沒有力量使我們改變看法。他在期待著某個人的出現，他期待著，不管是誰，隻要能換掉史達林的政權就行!(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對立麵轉化現象：別的什麽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惡的、自己的這一套!難道還能設想出世界上有誰會比我們的人更壞嗎?順便提一下，這事發生在頓河州，而頓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樣等待著德國人到來的。)於是，這個當了一輩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羅涅維茨基，在他已經年過六旬的時候卻決定邁出這政治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