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她心裏怎麽想的，她怎麽走開的——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多麽典型啊。還有那個狠心的民警，那個狠心的穿棉襖的女人，那個不給他們車票的售票員，那個不肯送他們進市內醫院的女護土，那個在勞改營裏給他們開證明的昏頭昏腦的自由雇員。
嚴峻而險惡的歲月來臨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會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時代那樣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兒”。要叫，大約隻會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馬加丹的小學生們朝押解過路的女犯隊伍扔石頭(蘇羅夫采娃回憶)。
我國從前或別國現在有沒有這麽多使人厭惡和寒心的住宅裏的和家庭裏的糾紛?這種事情每一個讀者都能說出一大堆，我們僅略舉
羅斯托夫市多洛馬諾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樓裏住著一個叫維拉·克拉蘇茨卡婭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後死在獄中的。她的鄰居安娜·斯托利貝格知道這件事——整整十八年，從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為抓著這個把柄而洋洋得意，經常用威脅的話折磨克拉蘇茨卡婭;在廚房裏和走廊上碰到她就會用噝噝的聲音對她說：“我說要你活你才能活。我隻要說一個字，‘黑烏鴉’就會來接你。”隻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蘇茨卡婭才決定給檢察長寫了一封控告信。從此斯托利貝格不說了。但她們仍繼續合住一個單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謝苗諾夫一九五0年被捕後，他妻子當年冬天就把眼他們住在一起的婆婆瑪麗亞·伊裏尼奇娜·謝苗諾娃趕出了家門：“滾吧，老妖婆!你的兒子是人民的敵人!”(六年以後丈夫從勞改營回來。她和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娜佳一起半夜裏把隻穿著內褲的丈夫趕到大街上。娜佳在這件事上特別積極，因為她需要給自己的丈夫騰出空間。她把長褲朝她爸爸的臉上摔過去，嘴裏喊著：“滾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羅斯拉夫爾去投靠她的無子女的女兒。女兒、女婿很快就對老太婆感到厭煩了。女婿瓦西裏·費多羅維奇·梅捷爾金，消防隊員，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裏用兩個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臉，夾得緊緊地讓她扭不了頭，以朝她臉上吐唾沫取樂，一直到把口水吐幹，同時竭力吐到她眼裏和嘴裏。當他火氣更大的時候，便把生殖器掏出來朝老太婆臉上符，還說：“給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對從勞改營回來的兄弟解釋說：“瓦復喝醉了。叫我拿這喝醉酒的人有什麽辦法?”後來為了申請分配一套新單元(“需要帶洗澡間的。我們沒地方給老媽媽洗澡!總不能讓她老人家到外麵澡堂子裏去洗吧!”)對老太婆的態度才開始過得去。“以有老人為理由”得到一套單元以後，他們用大櫥小櫃把各個房間塞得滿滿的，把媽媽趕進立櫃和牆壁之間的三十五公分寬的夾縫裏，要她老躺在裏頭，不許探頭探腦。謝苗諾夫這時住在兒子家裏。他沒問過兒子，就冒險把老媽媽接進家來。孫子進屋，奶奶朝他跪下，說：“沃沃奇卡!你不會把我趕出去吧?”孫子做了一個難者的表情說：“好吧，我結婚以前你可以在這兒住。”孫女娜佳—一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況也可以順便在這裏談談。她在這期間念完了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歷史語文學係，入了黨，當了科斯特羅馬省涅雅市區報編輯。她還是個詩人，一九六一年當她還在柳比姆市的時候曾用詩歌形式給自己的行為做了辯護：
既然要鬥，就當真地鬥!
是你親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說八道，
我才不聽那一套!
在生活中邁步向前，
我隻需要冷靜的算盤。
但是黨組織要求她把和父親的關係“正常化”，於是她就忽然開始給父親寫信。喜出望外的父親回了她一封諒解一切的信，她馬上拿去給黨組織著。他們看了以後，在她的名字下麵打了個勾。從此她隻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兩個大節日給他去一封賀節信。
這場悲劇涉及了七個人。這就是我國獄外社會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較有教養的家庭裏是不會把僅穿著內衣的無辜受害的親屬趕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們會以他為恥，他們會對他的充滿怨氣的“錯誤”世界觀感到麻煩。
還可以列舉下去。還可以指出存在著：
10.奴隸心理。上麵提到的那個巴比奇在寫給檢察長的申訴書裏是這樣說的：“我理解，在戰爭期間，我們的政權機關負擔著比審查個人案件更為重要的任務。”
還有許多別的。
但是這裏我們也要承認：如果史達林時代的這一切不是自發產生的，如果這全是他親自為我們一條一條地設計出來的——他可真算得了是個天才。
在這個惡臭陰濕的世界裏，隻有劊子手和最無恥的背叛者春風得意，而剩餘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別無其他的勇氣，青年們的皮膚曬成古銅色而靈魂卻在發黴，一隻灰綠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來揪住什麽人的衣領，把他塞進一隻匣子。在這樣的世界上，成百萬被群島奪去了丈夫、兒子或父親的婦女們在迷們和盲目中徘徊。她們比誰都更加驚恐不安。她們害怕閃亮的人名牌、辦公室的房門、電話鈴、敲門聲。她們害怕郵遞員、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誰認為她們妨礙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們趕出住宅、工作單位和城市。
有時候她們輕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麵理解“剝奪通信權”的判決詞上，以為十年過去，他就會來信。她們在監獄門外排隊。她們跑到一百多公裏以外的什麽地方，因為聽說那裏接受寄往監獄的郵包。有時候是她們自己死在她們獄中的親人之前。有時候是她們根據退回來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醫院死亡”的條子知道了親人的死期。有時候像奧利加·恰夫恰瓦澤那樣千裏迢迢奔赴西伯利亞給丈夫的墳頭上帶去一杯家鄉的黃土——隻不過已經沒人能指給她，究竟在哪一個土包下埋著她的丈夫和另外三個人的遺骸。有時候像澤爾馬·茹古爾那樣，給伏羅希洛夫之類的人寫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們忘了伏羅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體死亡之前死掉了。
這些女人身邊有年幼的孩子，每個孩子長到一定時期都絕對需要爸爸回來，過了這個關鍵時期就會遲了。可是爸爸總不回來。
用學生練習本上撕下的一張斜格紙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紅色和藍色鉛筆交替著寫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鉛筆放下來休息，然後又拿另一頭寫。稜稜角角的幼稚的帶間隔的字跡，有時候一個字被寫成了兩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應該怎樣寫我很快就要
上學了過了第一個冬天你就快回來吧不然
我們可不好啦我們沒有爸爸媽媽說你一會兒
出差一會兒有病你幹嘛不從醫院跑出來這兒的
奧列什卡從醫院隻穿襯衫就跑出來啦媽媽會給
嚴峻而險惡的歲月來臨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會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時代那樣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兒”。要叫，大約隻會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馬加丹的小學生們朝押解過路的女犯隊伍扔石頭(蘇羅夫采娃回憶)。
我國從前或別國現在有沒有這麽多使人厭惡和寒心的住宅裏的和家庭裏的糾紛?這種事情每一個讀者都能說出一大堆，我們僅略舉
羅斯托夫市多洛馬諾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樓裏住著一個叫維拉·克拉蘇茨卡婭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後死在獄中的。她的鄰居安娜·斯托利貝格知道這件事——整整十八年，從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為抓著這個把柄而洋洋得意，經常用威脅的話折磨克拉蘇茨卡婭;在廚房裏和走廊上碰到她就會用噝噝的聲音對她說：“我說要你活你才能活。我隻要說一個字，‘黑烏鴉’就會來接你。”隻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蘇茨卡婭才決定給檢察長寫了一封控告信。從此斯托利貝格不說了。但她們仍繼續合住一個單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謝苗諾夫一九五0年被捕後，他妻子當年冬天就把眼他們住在一起的婆婆瑪麗亞·伊裏尼奇娜·謝苗諾娃趕出了家門：“滾吧，老妖婆!你的兒子是人民的敵人!”(六年以後丈夫從勞改營回來。她和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娜佳一起半夜裏把隻穿著內褲的丈夫趕到大街上。娜佳在這件事上特別積極，因為她需要給自己的丈夫騰出空間。她把長褲朝她爸爸的臉上摔過去，嘴裏喊著：“滾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羅斯拉夫爾去投靠她的無子女的女兒。女兒、女婿很快就對老太婆感到厭煩了。女婿瓦西裏·費多羅維奇·梅捷爾金，消防隊員，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裏用兩個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臉，夾得緊緊地讓她扭不了頭，以朝她臉上吐唾沫取樂，一直到把口水吐幹，同時竭力吐到她眼裏和嘴裏。當他火氣更大的時候，便把生殖器掏出來朝老太婆臉上符，還說：“給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對從勞改營回來的兄弟解釋說：“瓦復喝醉了。叫我拿這喝醉酒的人有什麽辦法?”後來為了申請分配一套新單元(“需要帶洗澡間的。我們沒地方給老媽媽洗澡!總不能讓她老人家到外麵澡堂子裏去洗吧!”)對老太婆的態度才開始過得去。“以有老人為理由”得到一套單元以後，他們用大櫥小櫃把各個房間塞得滿滿的，把媽媽趕進立櫃和牆壁之間的三十五公分寬的夾縫裏，要她老躺在裏頭，不許探頭探腦。謝苗諾夫這時住在兒子家裏。他沒問過兒子，就冒險把老媽媽接進家來。孫子進屋，奶奶朝他跪下，說：“沃沃奇卡!你不會把我趕出去吧?”孫子做了一個難者的表情說：“好吧，我結婚以前你可以在這兒住。”孫女娜佳—一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況也可以順便在這裏談談。她在這期間念完了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歷史語文學係，入了黨，當了科斯特羅馬省涅雅市區報編輯。她還是個詩人，一九六一年當她還在柳比姆市的時候曾用詩歌形式給自己的行為做了辯護：
既然要鬥，就當真地鬥!
是你親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說八道，
我才不聽那一套!
在生活中邁步向前，
我隻需要冷靜的算盤。
但是黨組織要求她把和父親的關係“正常化”，於是她就忽然開始給父親寫信。喜出望外的父親回了她一封諒解一切的信，她馬上拿去給黨組織著。他們看了以後，在她的名字下麵打了個勾。從此她隻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兩個大節日給他去一封賀節信。
這場悲劇涉及了七個人。這就是我國獄外社會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較有教養的家庭裏是不會把僅穿著內衣的無辜受害的親屬趕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們會以他為恥，他們會對他的充滿怨氣的“錯誤”世界觀感到麻煩。
還可以列舉下去。還可以指出存在著：
10.奴隸心理。上麵提到的那個巴比奇在寫給檢察長的申訴書裏是這樣說的：“我理解，在戰爭期間，我們的政權機關負擔著比審查個人案件更為重要的任務。”
還有許多別的。
但是這裏我們也要承認：如果史達林時代的這一切不是自發產生的，如果這全是他親自為我們一條一條地設計出來的——他可真算得了是個天才。
在這個惡臭陰濕的世界裏，隻有劊子手和最無恥的背叛者春風得意，而剩餘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別無其他的勇氣，青年們的皮膚曬成古銅色而靈魂卻在發黴，一隻灰綠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來揪住什麽人的衣領，把他塞進一隻匣子。在這樣的世界上，成百萬被群島奪去了丈夫、兒子或父親的婦女們在迷們和盲目中徘徊。她們比誰都更加驚恐不安。她們害怕閃亮的人名牌、辦公室的房門、電話鈴、敲門聲。她們害怕郵遞員、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誰認為她們妨礙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們趕出住宅、工作單位和城市。
有時候她們輕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麵理解“剝奪通信權”的判決詞上，以為十年過去，他就會來信。她們在監獄門外排隊。她們跑到一百多公裏以外的什麽地方，因為聽說那裏接受寄往監獄的郵包。有時候是她們自己死在她們獄中的親人之前。有時候是她們根據退回來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醫院死亡”的條子知道了親人的死期。有時候像奧利加·恰夫恰瓦澤那樣千裏迢迢奔赴西伯利亞給丈夫的墳頭上帶去一杯家鄉的黃土——隻不過已經沒人能指給她，究竟在哪一個土包下埋著她的丈夫和另外三個人的遺骸。有時候像澤爾馬·茹古爾那樣，給伏羅希洛夫之類的人寫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們忘了伏羅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體死亡之前死掉了。
這些女人身邊有年幼的孩子，每個孩子長到一定時期都絕對需要爸爸回來，過了這個關鍵時期就會遲了。可是爸爸總不回來。
用學生練習本上撕下的一張斜格紙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紅色和藍色鉛筆交替著寫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鉛筆放下來休息，然後又拿另一頭寫。稜稜角角的幼稚的帶間隔的字跡，有時候一個字被寫成了兩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應該怎樣寫我很快就要
上學了過了第一個冬天你就快回來吧不然
我們可不好啦我們沒有爸爸媽媽說你一會兒
出差一會兒有病你幹嘛不從醫院跑出來這兒的
奧列什卡從醫院隻穿襯衫就跑出來啦媽媽會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