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需要幹淨的內衣,


    請不要把門打開!


    我大概真的是,


    一隻可惡的野獸!


    我不知道怎樣對待,


    怎樣把你:


    像鳥一樣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麽人去演主角!拿破崙不會再次受到嘲弄,俄羅斯的愛國主義不會再次受到頌揚j戲根本不會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樂會不開了。這樣,業餘文娛活動就進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裏的集合和幽會終止了。直到下一次來潮。


    它就這樣像抽風似地活著。


    有時,一切都已經排練好,所有的參加者都完整無缺,在音樂會前誰也沒有被捕,但是北鐵勞改營文教科長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節目單看到:格林卡的《懷疑》。


    “什麽——什麽?懷疑?不許有任何懷疑!不一不,你們求也沒用!”——說著就親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卻想要念我心愛的恰茨基“的一段獨白——“但法官是誰?”我從童年時代起就已習慣念這段獨白——而且純粹是從朗誦的角度去評價它的,我沒有發覺它會有諷今的意味,我連想都沒有這樣想過。但是事情沒有發展到把“但法官是誰?”寫上節目單並被他們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長前來觀看排練,聽到下麵這一句就已經跳了起來:


    “他們對自由生活的敵意是毫不妥協的。”


    當我念到:


    一請向我們指出,祖國的父輩們在什麽地方……


    莫非是這些明搶暗奪罪行累累的人們?……”


    他頓著腳做著手勢,要我立即從台上滾下來。


    我在少年時代幾乎當了演員,隻是因為嗓音太弱才沒有當成。現今在勞改營裏我不時參加演出,力求在這短暫的、不真實的忘懷中恢復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奮的女人的麵孔。當我聽到古拉格係統裏存在著由犯人組成的脫產的專門戲班子——真正的農奴劇院!——就渴望能進這種班子去,藉以使自己得到解救並輕鬆地喘喘氣。


    在每個省勞改營管理局屬下都有農奴劇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幾個。最著名的是——內務部上校馬穆洛夫的霍夫林諾農奴劇院。馬穆洛夫死死釘住不讓一個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員從紅普列斯尼亞遞解監獄漏出去。他的代理人還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這樣在自己手下湊成了一個大話劇班子和初具規模的歌劇團。這是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東西——“我的劇院比鄰居的好!”在別斯庫德尼科沃勞改營裏也有一個劇院,但遠遜於此。地主們帶著自己的演員彼此往來作客,藉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時,米哈伊爾·格林瓦爾德忘記了用什麽調來為女歌手伴奏。馬穆洛夫當即給了他十晝夜的冷禁閉室,格林瓦爾德在那裏得了病。


    在沃爾庫塔、諾裏爾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島嶼上,都有這樣的農奴劇院。在那裏,這些劇院幾乎成了城市劇院,差點兒成為模範劇院,它們在城市的劇場裏為自由人演出節目。在頭幾排位子上坐著當地內務機關的大頭頭和他們的太太,帶著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著自己的奴隸們。押解隊員則帶著自動步槍坐在幕後的包廂裏。演出後,贏得掌聲的演員被運回勞改營,犯有過錯的,則送進禁閉室。有時連掌聲也不讓享受一下。在馬加丹劇院裏,遠北建設總局局長尼基舍夫中途製止當時頗有名聲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聽眾還禮:“夠了,科津,沒有什麽可點頭哈腰的,走!”(科津企圖上吊自殺,被人從繩索上救了下來。)


    在戰後年代有許多知名演員通過了群島,除利津外,還有:電影演員托卡爾斯卡妮、奧庫涅夫斯卡啞、卓婭·費多羅娃。對於魯斯蘭諾娃的被捕入獄,群島上一度議論紛紛。關於她在哪些遞解站上蹲過,被送進了哪個勞改營,傳聞互相矛盾。有人擔保說,她在科雷馬拒絕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屬實。


    列寧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戰爭初期在盧加附近的自己的別墅裏陷入了占領區,後來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為德國人舉行過音樂會(他的妻子,鋼琴家,當即就在列寧格勒被捕,死於雷賓斯克勞改營)。戰後,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國罪得到了十年,被送進伯朝拉鐵路勞改營。在那裏,長官把他像名人一樣養著:住在單獨的小房間裏,配備兩名勤務員,給他的配給口糧中包括黃油、生雞蛋和熱葡萄酒。他常到勞改營長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處作客吃飯。他在那裏演唱,但據說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為人民而不是為契卡人員歌唱的。”——於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種勞改營(刑滿後他已經高攀不上列寧格勒以往的那種音樂會了)。


    在湊集莫斯科民兵隊伍時對著名的鋼琴家托皮林也沒有留情,讓他拿著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別旦式步槍走進了維亞茲馬包圍圈產但是,在被俘期間,集中營司令官,一個熱愛音樂的德軍少校憐憫了他,幫助他取得東部勞工的身份,從而開始了音樂會演出活動。為此,托皮林當然在我們這裏得到了標準的十年(從勞改營出來以後他沒有重新爬起來)。


    住在“水兵的安寧”大街、經常到各勞改點演出的莫斯科勞改營管理局歌舞團突然臨時調到我們卡盧加關卡勞改營來了。多好的機會呀!我現在要同他們拉上關係,我現在可以擠到他們那裏去了!


    哦,多麽奇怪的感覺!在勞改營的食堂裏觀看當了犯人的職業演員的演出!鬧笑,微笑,歌唱,白色的連衣裙,黑色的常禮服……但是——他們的刑期多長?他們是按什麽條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賊?或是觸犯了“大眾化”的五十八條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賄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員一般隻有一次再現:即再現劇中人,而這裏的演員則需要做雙重表演,兩次再現,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員,然後才是扮演劇中人。犯人演員背負著監獄的重壓——他意識到他是農奴,首長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個農奴女演員的關係而把他關禁閉,送到伐木場或發配到萬裏迢迢的科雷馬。除了背著這一個沉重的磨盤,犯人演員還和自由演員一樣忍受著另一個重壓,那就是硬讓一些空洞無物的所謂戲劇和無生命力的思想的機械宣傳破壞性地通過自己的肺葉和喉管。


    歌舞團的主要女演員尼娜·b是觸犯了五十八條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們很快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學院藝術學係的教師,教過她也教過我。她沒有讀完大學,現在還很年輕。她濫用女演員的特權,用化妝品和那些可厭的棉墊肩破壞著自己的外貌,當時在外麵所有的婦女都用這種棉墊肩把自己搞得醜陋不堪,而土著婦女卻避免了這種遭遇,她們的肩膀隻因抬擔架而發達起來。


    在歌舞團裏,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員一樣,有一個情人(大劇院的舞蹈演員),但還有一個戲劇藝術上的教父——奧斯瓦爾德·格拉祖諾夫(格拉茲涅克),瓦赫坦戈夫劇院最老的演員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許是自願被)德國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別墅裏抓住。三年戰爭期間他們是在自己的小祖國裏加市度過的,在拉脫維亞的劇院裏演出。我們的軍隊來到後,兩人都按背叛大祖國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現在兩人都在歌舞團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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