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役地租製農奴有的有自己的馬，自己的木犁、斧、鐮、紡錘、樹皮編的筐籃、盤碗、衣裳。連家內農奴，據赫爾岑所寫的，也總有幾件多餘的衣服，他們可以當作遺產留給親近的人，這些東西從來是不會被地主沒收的。而犯人卻必須在春天交回冬裝，在秋天交回夏裝。在清點時把他的背囊抖得幹幹淨淨，每一件多餘的衣服都沒收歸公。一把小刀子，一隻飯缽子都不許他占有，而活物裏頭隻準許有虱子。農奴總能抽空下個魚簍子，撈幾條小魚。犯人隻能用勺子從菜場裏撈魚。農奴要麽有一頭叫“布遼奴施卡”的小母牛，要麽有一隻母羊，幾隻母雞。犯人的嘴唇從來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雞蛋幾十年也見不到一隻，見到了恐怕都不認識是什麽東西。
俄羅斯經歷過整整七個世紀的亞細亞式的奴隸製，但是在大部分時間內不知道飢餓為何物。“在俄羅斯沒有餓死的!”—一諺語這樣說。而諺語都不是瞎謅出來的。農奴是奴隸，但是肚子是飽的。而群島卻幾十年如一日地在殘酷的飢餓的壓迫下生活。為了從垃圾箱裏揀來的一隻小鮮魚尾巴，犯人們之間能幹起架來。過聖誕節和復活節，即使最不中用的農奴莊稼漢也能用成豬肉開齋。但是勞改營裏頭等的幹活的好手也隻能得到家裏寄來的鹹肉。
農奴們是一家一戶在一起生活的。把一個農奴賣出去或交換出去而使他骨肉分離被公認和宣告是野蠻行為。俄國的民眾文學對此一貫表示憤慨。曾有過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農奴被迫與家庭分離。但決不是成百萬。一個犯人從被捕的頭一天就離別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況是永遠回不來了。如果兒子和父親(如我們從維特科夫斯基那裏聽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麽頂要緊的是千萬不許他們在同一個勞改點相遇;如果他們偶然碰到一起了——盡快把他們分開!對於那些在勞改營裏發生了短暫的或真正的愛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樣，趕緊用禁閉室懲罰他們，拆散他們，分別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們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絲，也未曾為此在小手絹上灑過一滴無聲的淚珠。(這是因為她們不知道。或者是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
把農奴們由一處遷徙到另一處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許他們打點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動產，然後安安穩穩地坐上大車遷到十五或者四十俄裏之外。但是勞改營的起解卻是像疾風暴雨一樣向犯人襲來的：隻是為了把物品交還勞改營，才給二七分鍾，十分鍾，然後他的整個生活就要被折騰個底朝天，被運到天涯海角的什麽地方，也許是一去不返。一個農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遷徙，經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沒有經歷過遞解的群島土著，你卻找不出一個。許多人竟遷徙過五次，七次，十一次。
農奴有的可以掙脫出去，改交代役租，他們可以遠遠地搬到可惡的老爺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買賣，發財致富，像自由人一樣地生活。但是連免除看管的犯人們也照樣住在營區裏，一大早就要拖著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隊驅趕著大隊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數是卑鄙無恥的寄生蟲(“家僕是下流謬種”)，是靠勞役農奴養活的，但是他們至少自己還不管轄勞役農奴。使犯人感到加倍噁心的是，他們還要受到卑鄙無恥的雜役們的管轄和任意支使。
而且總的說，使農奴的整個境遇比較好過些的一個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顧惜他們：他們是值錢的，是能用勞動給他帶來財富的。勞改營的長官不會對犯人有半點顧惜;他們不是他花錢買的，不能把他們留給子女們當遺產，這批死了，還會送進另一批來。
不，我們不該拿我們的犯人去和地主的農奴相比。應當承認那些人的狀況要安穩和人道得多。群島土著的處境還大致可以和什麽人相比?大約可以和烏拉爾的、阿爾泰的、漢爾琴斯克的工廠農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軍屯村居民相比。(有人連這也不贊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軍屯村裏還有大自然、家庭、節日。隻有古代東方的奴隸製才是恰當的比喻。)
犯人比農奴優越的地方，隻能想起一件事，隻有一件事：犯人，盡管是十二至十五歲的少年罪犯，畢竟不是從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島的。在入獄之前他畢竟是撈到過幾年自由的!至於說到法院的有期判決比終身的奴隸地位優越，那就必須具備許多附帶條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紀——二十五年;如果條文不是第五十八條;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別指令”;如果不再纏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滿以後不會自動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會當上“二進宮”，馬上又從外麵抓回群島來。附帶條件多得如像圍牆上的木樁。我們不禁回想起，過去的老爺們有時竟會因一時的高興而賞給自己的農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於以上的原因，當“米哈伊爾皇上”在盧賓卡告訴我們一個流傳在莫斯科工人當中的笑話：(聯共[布])的意思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二次農奴製”的時候，我們不覺得好笑，而是覺得有深刻的預見性。
共產黨人曾為社會勞動尋找過新的刺激。起先以為這將是完全不圖私利的自覺性和幹勁。所以才這樣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偉大的創舉”。但是實際上它並不是一個新世紀的開端，而是革命的最後一代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痙攣。從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裏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有許多黨員企圖逃避星期六義務勞動，隻得實行了在黨內登記卡上記載參加義務勞動情況的做法。這種激情又維持了十年，對共青團員和我們——當時的少先隊員——還起作用。但是到了後來在我們當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該怎麽辦?到哪裏去尋找刺激手段?金錢，計件製，獎金?但是這些東西散發著刺鼻的不久前的資本主義的氣味，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等到出現了另一代人，這個氣味才會不再使人不舒服，才會作為“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歷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馬克思稱為“超經濟強製”的東西拽了出來。這個寶貴的發現在勞改營和集體農莊裏毫不掩飾地露出了長長的獠牙。
後來出現了一個弗連克爾。好像魔鬼在滾開的鍋裏灑進迷魂藥一樣，他酒進了一個叫做“分級灶”的東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過多少遍的咒語：“無論過去農奴製所依靠的棍棒紀律，還是現在資本主義賴以支持的飢餓紀律，在新的社會製度裏都沒有存在的餘地。”
可是你瞧，“群島”卻實現了兩者的巧妙的結合。
做到這一點總共隻用了三個辦法：1.分級灶;2作業班;3.兩個管理班子。(但第三個管理班子是決不需要的。比如在沃爾庫塔從來隻有一個班子，事情照樣進行得不錯。)
群島就是坐落在這三條鯨魚背上的。
如果說它們是“傳動帶”，群島就是被它們帶著旋轉的。
“分級灶”前麵已經說過。這是麵包和糧食的再分配辦法，目的是要我國犯人拚老命、累斷腰才能爭取到他應得的平均口糧，而這個平均口糧隻相當於寄生性社會裏發給不做事的囚犯的數量。我國的囚犯要想達到自己法定的口糧標準，隻能通過領一百克一塊的獎勵麵包，並且必須被認為是一名突擊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務超過百分之百，還可以得到多領幾勺(從他嘴裏剋扣下來的)稀粥的權利。這真是關於人類天性的多麽無情的學問哪!這些小塊的麵包，這些粗糧做的小餡餅和為掙得它們而耗費的體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類因其永恆的災難性的特點，不善於把事物和它的代價加以權衡。正如一杯廉價的優特加酒能叫一個為別人打仗的士兵前去衝鋒和賣命一樣，一個犯人也會為了這點微薄的施捨而從原木上滑下來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裏，或者在脫土坯時光著腳在冰水裏和泥。他的這兩隻腳將來已經用不著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俄羅斯經歷過整整七個世紀的亞細亞式的奴隸製，但是在大部分時間內不知道飢餓為何物。“在俄羅斯沒有餓死的!”—一諺語這樣說。而諺語都不是瞎謅出來的。農奴是奴隸，但是肚子是飽的。而群島卻幾十年如一日地在殘酷的飢餓的壓迫下生活。為了從垃圾箱裏揀來的一隻小鮮魚尾巴，犯人們之間能幹起架來。過聖誕節和復活節，即使最不中用的農奴莊稼漢也能用成豬肉開齋。但是勞改營裏頭等的幹活的好手也隻能得到家裏寄來的鹹肉。
農奴們是一家一戶在一起生活的。把一個農奴賣出去或交換出去而使他骨肉分離被公認和宣告是野蠻行為。俄國的民眾文學對此一貫表示憤慨。曾有過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農奴被迫與家庭分離。但決不是成百萬。一個犯人從被捕的頭一天就離別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況是永遠回不來了。如果兒子和父親(如我們從維特科夫斯基那裏聽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麽頂要緊的是千萬不許他們在同一個勞改點相遇;如果他們偶然碰到一起了——盡快把他們分開!對於那些在勞改營裏發生了短暫的或真正的愛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樣，趕緊用禁閉室懲罰他們，拆散他們，分別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們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絲，也未曾為此在小手絹上灑過一滴無聲的淚珠。(這是因為她們不知道。或者是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
把農奴們由一處遷徙到另一處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許他們打點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動產，然後安安穩穩地坐上大車遷到十五或者四十俄裏之外。但是勞改營的起解卻是像疾風暴雨一樣向犯人襲來的：隻是為了把物品交還勞改營，才給二七分鍾，十分鍾，然後他的整個生活就要被折騰個底朝天，被運到天涯海角的什麽地方，也許是一去不返。一個農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遷徙，經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沒有經歷過遞解的群島土著，你卻找不出一個。許多人竟遷徙過五次，七次，十一次。
農奴有的可以掙脫出去，改交代役租，他們可以遠遠地搬到可惡的老爺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買賣，發財致富，像自由人一樣地生活。但是連免除看管的犯人們也照樣住在營區裏，一大早就要拖著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隊驅趕著大隊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數是卑鄙無恥的寄生蟲(“家僕是下流謬種”)，是靠勞役農奴養活的，但是他們至少自己還不管轄勞役農奴。使犯人感到加倍噁心的是，他們還要受到卑鄙無恥的雜役們的管轄和任意支使。
而且總的說，使農奴的整個境遇比較好過些的一個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顧惜他們：他們是值錢的，是能用勞動給他帶來財富的。勞改營的長官不會對犯人有半點顧惜;他們不是他花錢買的，不能把他們留給子女們當遺產，這批死了，還會送進另一批來。
不，我們不該拿我們的犯人去和地主的農奴相比。應當承認那些人的狀況要安穩和人道得多。群島土著的處境還大致可以和什麽人相比?大約可以和烏拉爾的、阿爾泰的、漢爾琴斯克的工廠農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軍屯村居民相比。(有人連這也不贊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軍屯村裏還有大自然、家庭、節日。隻有古代東方的奴隸製才是恰當的比喻。)
犯人比農奴優越的地方，隻能想起一件事，隻有一件事：犯人，盡管是十二至十五歲的少年罪犯，畢竟不是從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島的。在入獄之前他畢竟是撈到過幾年自由的!至於說到法院的有期判決比終身的奴隸地位優越，那就必須具備許多附帶條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紀——二十五年;如果條文不是第五十八條;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別指令”;如果不再纏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滿以後不會自動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會當上“二進宮”，馬上又從外麵抓回群島來。附帶條件多得如像圍牆上的木樁。我們不禁回想起，過去的老爺們有時竟會因一時的高興而賞給自己的農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於以上的原因，當“米哈伊爾皇上”在盧賓卡告訴我們一個流傳在莫斯科工人當中的笑話：(聯共[布])的意思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二次農奴製”的時候，我們不覺得好笑，而是覺得有深刻的預見性。
共產黨人曾為社會勞動尋找過新的刺激。起先以為這將是完全不圖私利的自覺性和幹勁。所以才這樣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偉大的創舉”。但是實際上它並不是一個新世紀的開端，而是革命的最後一代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痙攣。從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裏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有許多黨員企圖逃避星期六義務勞動，隻得實行了在黨內登記卡上記載參加義務勞動情況的做法。這種激情又維持了十年，對共青團員和我們——當時的少先隊員——還起作用。但是到了後來在我們當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該怎麽辦?到哪裏去尋找刺激手段?金錢，計件製，獎金?但是這些東西散發著刺鼻的不久前的資本主義的氣味，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等到出現了另一代人，這個氣味才會不再使人不舒服，才會作為“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歷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馬克思稱為“超經濟強製”的東西拽了出來。這個寶貴的發現在勞改營和集體農莊裏毫不掩飾地露出了長長的獠牙。
後來出現了一個弗連克爾。好像魔鬼在滾開的鍋裏灑進迷魂藥一樣，他酒進了一個叫做“分級灶”的東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過多少遍的咒語：“無論過去農奴製所依靠的棍棒紀律，還是現在資本主義賴以支持的飢餓紀律，在新的社會製度裏都沒有存在的餘地。”
可是你瞧，“群島”卻實現了兩者的巧妙的結合。
做到這一點總共隻用了三個辦法：1.分級灶;2作業班;3.兩個管理班子。(但第三個管理班子是決不需要的。比如在沃爾庫塔從來隻有一個班子，事情照樣進行得不錯。)
群島就是坐落在這三條鯨魚背上的。
如果說它們是“傳動帶”，群島就是被它們帶著旋轉的。
“分級灶”前麵已經說過。這是麵包和糧食的再分配辦法，目的是要我國犯人拚老命、累斷腰才能爭取到他應得的平均口糧，而這個平均口糧隻相當於寄生性社會裏發給不做事的囚犯的數量。我國的囚犯要想達到自己法定的口糧標準，隻能通過領一百克一塊的獎勵麵包，並且必須被認為是一名突擊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務超過百分之百，還可以得到多領幾勺(從他嘴裏剋扣下來的)稀粥的權利。這真是關於人類天性的多麽無情的學問哪!這些小塊的麵包，這些粗糧做的小餡餅和為掙得它們而耗費的體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類因其永恆的災難性的特點，不善於把事物和它的代價加以權衡。正如一杯廉價的優特加酒能叫一個為別人打仗的士兵前去衝鋒和賣命一樣，一個犯人也會為了這點微薄的施捨而從原木上滑下來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裏，或者在脫土坯時光著腳在冰水裏和泥。他的這兩隻腳將來已經用不著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