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涅什馬把他們關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擺脫了僧侶思想的修道院建築術對我們大有用處!)。在那裏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車輛運到了伊萬諾沃。
在伊萬諾沃監獄的大院裏單獨挑出了三名犯人：薩布羅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個，其餘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說，押去槍決，免得增加監獄的負擔。弗拉索夫就這樣同斯米爾諾夫訣別了。
留下來的三個人，在十月的陰冷潮濕的第一監獄院子裏關了四個小時，這時間，一批批犯人被帶走、送來和搜查。實質上還沒有證據表明今天不會槍斃他們。薩布羅夫有一刻以為是來帶去槍決(實際上是帶到監室去)。他沒有叫喊，但把旁邊的人的手掐得那麽使勁，使那人痛得叫了起來。警衛拉著薩布羅夫在地上拖著走，用刺刀在後麵推著。
這個監獄裏有四間死牢——與兒童監室和病號監室同在一個走廊裏!死牢有兩道門——一道是帶有旋轉孔的普通木門，一道是鐵柵欄門。每個門都有兩把鎖(看守和看守長各持一把，必須兩人在場才能把門打開)。四十三號監室隔壁就是偵查員辦公室，死囚們在等待處決的過程中，夜裏還得聽受折磨者刺耳的喊聲。
弗拉索夫進的是六十一號監室。這本是一個單人監室：長五米，寬稍多於一米。兩張鐵床用厚鐵固著在地上，每張床上頭對腳地躺著兩個死囚，還有十四個人橫臥在水泥地上。
留給每個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來等待死亡。雖然早就知道，連死人也有權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這樣，契訶夫還覺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問，是不是馬上就要槍斃。“瞧我們早就蹲在這裏，仍然活著……”
於是開始等待—一像已經知道的那樣：大家整夜不睡覺，垂頭喪氣地等待著押出去處死，傾聽著走廊裏的聲(由於這種拖長的等待，人們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麽人得到赦免，到夜裏人們就特別緊張：那個人高興得嚎啕著走了，而在監室裏，恐懼的氣氛變得更加濃重——因為與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駁回了什麽人的請求，因此夜裏會來把什麽人帶走。
有時夜裏門鎖響了，人們的心嚇得要蹦出來。帶我嗎?不是我!!而看守打開木門卻是為了一件屁事：“把東西從窗台上拿掉!”這一開門不打緊，可能使所有十四個人都早死一年;也許，再這樣開上五十次門——那就不需浪費子彈了!——但是多麽感謝他呀，原來平安無事：“馬上就拿走，首長公民!”
早晨上廁所回來，解除了恐懼後，他們開始入睡。然後，看守送來一桶爛菜湯，說了聲“早上好!”按照獄規，第二道門，即鐵柵欄門，隻有在監獄值班員在場下才能打開，但誰都知道，人們總是要比自己的規定和條令好一些，也懶一些——值班員不出麵，看守總是單獨走進早晨的監室，並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貴!——向犯人們打招呼說：“早上好!”
向死因們打這樣一聲招呼比向人世間任何人打這樣的招呼更加善良!懷著對這個聲音的溫暖和對這桶稀湯的溫暖的謝意，他們現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隻有早晨他們才吃得下東西!白天睡醒後，許多人已經吃不下東西了。有的人收到家裏送來的食物——死刑判決親屬們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這些食物就成了監室裏的公有物，但卻放著沒人碰，在惡濁潮濕的空氣中腐爛)。
白天，監室中還有一次小小的活躍。看守長進來——或者是陰沉的塔拉幹諾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馬卡羅夫——供給寫請求書用的紙張，問有錢的人要不要委託從小賣部代買煙抽。這些問題顯得或者太野蠻，或者過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們當做死因的樣子?
犯人們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畫上點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對別人講述合作社的事情，這些事情在他嘴裏總是帶著喜劇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漸鬆弛下來。(他關於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單獨敘述。)有一個叫雅科夫·彼得羅維奇·科爾巴科夫的犯人，是蘇多格區執委會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線入黨的布爾什維克，他蹲在這裏已有幾十天，毫不改變姿勢，兩人抱緊腦袋，肘靠在膝蓋上，老是盯著牆壁上的某一點(他回憶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輕鬆愉快的!……)。弗拉索夫的愛說話使他生氣：“你怎麽能這樣?”——“你是在做上天堂的準備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譏，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話裏也還保持著北俄人的濃重地方口音。“我隻拿定一個主意——我要對劊子手說：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個!不是審判員，不是檢察長;——就你一個，現在你背著這個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們這些自願的劊子手，也就不會有死刑判決!讓他殺吧，毒蛇!”
科爾巴科夫被槍決了。被處決的還有康斯坦丁·謝爾格耶維奇·阿爾卡季耶夫，前亞歷山大羅夫區(弗拉基米爾省)地政局長。同他的訣別不知為什麽特別沉重。半夜裏警衛隊來了六個人帶他，厲聲地催促，而他這個溫和的有教養的人，久久地在手裏轉著、揉著帽子，拖延離別的時刻——一離別塵世最後的一些人的時刻。當他說出最後的“永別了”這句話的時候，嗓音幾乎已經完全沒有了。
當點出犧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剎那間，其餘的人頓覺輕鬆(“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帶出去，大家馬上變得未必比那個被帶走的人輕鬆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來的人註定是說不出話，也吃不下東西。
然而，那個搗毀了村蘇維埃的格拉西卡卻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這裏也按農民的方式安居下來。他好像不能相信也會被槍斃(他果然沒有被槍決，換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監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內就變得鬚髮盡白了。
當這樣曠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時候——頭髮出長起來了，於是全監室就被帶去理髮，帶去洗澡。監獄生活遵守著它的常規，不管有什麽判決。
有的人已經語無倫次，神智混亂，但他們照樣還得留在這裏等待自己的命運。有誰在死囚牢房裏發了瘋，就瘋瘋癲癲地被槍決。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來得不少。革命後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開始的，它們代替了許多槍決。也有改判為十年的。甚至有減為五年的。在奇蹟的國度裏也可能發生這樣的奇蹟：昨天夜裏還是罪該處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兒園的刑期，輕罪犯人，而且在勞改營裏還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機會。
在他們的監室裏，有一個六十歲的庫班人、前哥薩克大尉b·h·霍緬科，他是“監室的靈魂”，如果死牢裏也可能有靈魂的話：他時常說笑話，鬍子裏露出微笑，不讓人看出心裏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戰爭以後，他已經不適於行伍生活，成了養馬業的專家，在省自治局任職，到了三十年代，在伊萬諾沃地政局下頭擔任“工農紅軍馬匹補給督察員”，責任是注意使軍隊保證得到良好的馬匹。他被捕入獄並被判處槍決，是因為他曾暗害性地建議閹割不滿三歲的馬駒，從而“損害了紅軍的戰鬥力”。——霍緬科提出了上訴。過了五十五天，看守長進來向他指出，他在上訴書上寫的機關不對口。霍緬科當下就把紙貼著牆用看守長的鉛筆塗去了原來的機關，改寫成另一個機關，好像這是一張申請買一盒香菸的條子。這張塗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訴書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緬科等死已經等了四個月。(等上一兩年又有什麽——我們大家不都這樣成年累月地等著死神這個斜眼的傢夥!難道我們的整個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結果給他的批覆是——完全恢復名譽!(在這時期內，伏羅希洛夫正好下了這樣的指示：在不滿三歲時進行閹割。)一會兒是人頭落地，一會兒是歡天喜地!
在伊萬諾沃監獄的大院裏單獨挑出了三名犯人：薩布羅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個，其餘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說，押去槍決，免得增加監獄的負擔。弗拉索夫就這樣同斯米爾諾夫訣別了。
留下來的三個人，在十月的陰冷潮濕的第一監獄院子裏關了四個小時，這時間，一批批犯人被帶走、送來和搜查。實質上還沒有證據表明今天不會槍斃他們。薩布羅夫有一刻以為是來帶去槍決(實際上是帶到監室去)。他沒有叫喊，但把旁邊的人的手掐得那麽使勁，使那人痛得叫了起來。警衛拉著薩布羅夫在地上拖著走，用刺刀在後麵推著。
這個監獄裏有四間死牢——與兒童監室和病號監室同在一個走廊裏!死牢有兩道門——一道是帶有旋轉孔的普通木門，一道是鐵柵欄門。每個門都有兩把鎖(看守和看守長各持一把，必須兩人在場才能把門打開)。四十三號監室隔壁就是偵查員辦公室，死囚們在等待處決的過程中，夜裏還得聽受折磨者刺耳的喊聲。
弗拉索夫進的是六十一號監室。這本是一個單人監室：長五米，寬稍多於一米。兩張鐵床用厚鐵固著在地上，每張床上頭對腳地躺著兩個死囚，還有十四個人橫臥在水泥地上。
留給每個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來等待死亡。雖然早就知道，連死人也有權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這樣，契訶夫還覺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問，是不是馬上就要槍斃。“瞧我們早就蹲在這裏，仍然活著……”
於是開始等待—一像已經知道的那樣：大家整夜不睡覺，垂頭喪氣地等待著押出去處死，傾聽著走廊裏的聲(由於這種拖長的等待，人們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麽人得到赦免，到夜裏人們就特別緊張：那個人高興得嚎啕著走了，而在監室裏，恐懼的氣氛變得更加濃重——因為與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駁回了什麽人的請求，因此夜裏會來把什麽人帶走。
有時夜裏門鎖響了，人們的心嚇得要蹦出來。帶我嗎?不是我!!而看守打開木門卻是為了一件屁事：“把東西從窗台上拿掉!”這一開門不打緊，可能使所有十四個人都早死一年;也許，再這樣開上五十次門——那就不需浪費子彈了!——但是多麽感謝他呀，原來平安無事：“馬上就拿走，首長公民!”
早晨上廁所回來，解除了恐懼後，他們開始入睡。然後，看守送來一桶爛菜湯，說了聲“早上好!”按照獄規，第二道門，即鐵柵欄門，隻有在監獄值班員在場下才能打開，但誰都知道，人們總是要比自己的規定和條令好一些，也懶一些——值班員不出麵，看守總是單獨走進早晨的監室，並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貴!——向犯人們打招呼說：“早上好!”
向死因們打這樣一聲招呼比向人世間任何人打這樣的招呼更加善良!懷著對這個聲音的溫暖和對這桶稀湯的溫暖的謝意，他們現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隻有早晨他們才吃得下東西!白天睡醒後，許多人已經吃不下東西了。有的人收到家裏送來的食物——死刑判決親屬們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這些食物就成了監室裏的公有物，但卻放著沒人碰，在惡濁潮濕的空氣中腐爛)。
白天，監室中還有一次小小的活躍。看守長進來——或者是陰沉的塔拉幹諾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馬卡羅夫——供給寫請求書用的紙張，問有錢的人要不要委託從小賣部代買煙抽。這些問題顯得或者太野蠻，或者過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們當做死因的樣子?
犯人們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畫上點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對別人講述合作社的事情，這些事情在他嘴裏總是帶著喜劇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漸鬆弛下來。(他關於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單獨敘述。)有一個叫雅科夫·彼得羅維奇·科爾巴科夫的犯人，是蘇多格區執委會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線入黨的布爾什維克，他蹲在這裏已有幾十天，毫不改變姿勢，兩人抱緊腦袋，肘靠在膝蓋上，老是盯著牆壁上的某一點(他回憶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輕鬆愉快的!……)。弗拉索夫的愛說話使他生氣：“你怎麽能這樣?”——“你是在做上天堂的準備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譏，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話裏也還保持著北俄人的濃重地方口音。“我隻拿定一個主意——我要對劊子手說：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個!不是審判員，不是檢察長;——就你一個，現在你背著這個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們這些自願的劊子手，也就不會有死刑判決!讓他殺吧，毒蛇!”
科爾巴科夫被槍決了。被處決的還有康斯坦丁·謝爾格耶維奇·阿爾卡季耶夫，前亞歷山大羅夫區(弗拉基米爾省)地政局長。同他的訣別不知為什麽特別沉重。半夜裏警衛隊來了六個人帶他，厲聲地催促，而他這個溫和的有教養的人，久久地在手裏轉著、揉著帽子，拖延離別的時刻——一離別塵世最後的一些人的時刻。當他說出最後的“永別了”這句話的時候，嗓音幾乎已經完全沒有了。
當點出犧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剎那間，其餘的人頓覺輕鬆(“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帶出去，大家馬上變得未必比那個被帶走的人輕鬆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來的人註定是說不出話，也吃不下東西。
然而，那個搗毀了村蘇維埃的格拉西卡卻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這裏也按農民的方式安居下來。他好像不能相信也會被槍斃(他果然沒有被槍決，換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監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內就變得鬚髮盡白了。
當這樣曠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時候——頭髮出長起來了，於是全監室就被帶去理髮，帶去洗澡。監獄生活遵守著它的常規，不管有什麽判決。
有的人已經語無倫次，神智混亂，但他們照樣還得留在這裏等待自己的命運。有誰在死囚牢房裏發了瘋，就瘋瘋癲癲地被槍決。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來得不少。革命後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開始的，它們代替了許多槍決。也有改判為十年的。甚至有減為五年的。在奇蹟的國度裏也可能發生這樣的奇蹟：昨天夜裏還是罪該處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兒園的刑期，輕罪犯人，而且在勞改營裏還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機會。
在他們的監室裏，有一個六十歲的庫班人、前哥薩克大尉b·h·霍緬科，他是“監室的靈魂”，如果死牢裏也可能有靈魂的話：他時常說笑話，鬍子裏露出微笑，不讓人看出心裏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戰爭以後，他已經不適於行伍生活，成了養馬業的專家，在省自治局任職，到了三十年代，在伊萬諾沃地政局下頭擔任“工農紅軍馬匹補給督察員”，責任是注意使軍隊保證得到良好的馬匹。他被捕入獄並被判處槍決，是因為他曾暗害性地建議閹割不滿三歲的馬駒，從而“損害了紅軍的戰鬥力”。——霍緬科提出了上訴。過了五十五天，看守長進來向他指出，他在上訴書上寫的機關不對口。霍緬科當下就把紙貼著牆用看守長的鉛筆塗去了原來的機關，改寫成另一個機關，好像這是一張申請買一盒香菸的條子。這張塗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訴書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緬科等死已經等了四個月。(等上一兩年又有什麽——我們大家不都這樣成年累月地等著死神這個斜眼的傢夥!難道我們的整個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結果給他的批覆是——完全恢復名譽!(在這時期內，伏羅希洛夫正好下了這樣的指示：在不滿三歲時進行閹割。)一會兒是人頭落地，一會兒是歡天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