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米爾諾夫在最後陳述中，沒有提出任何請求，也沒有表示絲毫悔過。現在所能記憶起來的，這是一個堅強的人，並且過於爽直，所以就沒有能夠保住腦袋闖過一九三七年這一關。
當薩布羅夫請求保留他一條命的時候——“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氣惱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說：“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沒有放過最後的機會發表一篇毫不客氣的言論。
“我不認為你們是法庭，我認為你們是一群戲子，正在按寫好的台詞演一出審判的鬧劇。你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卑鄙挑釁勾當的執行者。不管我對你們說些什麽，反正你們都會把我判處槍決。我隻是相信，時間一到，你們也會站到我們的地位上來!”
從晚上七點鍾直到夜裏一點鍾，法庭一直在擬寫判決書，在俱樂部的大廳裏點著煤油燈，在馬刀下坐著受審人，人群沒有散去，嗡嗡地議論著。
判決寫的時間長，讀的時間也長，那裏麵堆積著各種各樣異想天開的暗害活動、聯繫和圖謀。斯米爾諾夫、烏尼魏爾、薩布羅夫和弗拉索夫被判處槍決，有兩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結論導致在卡德鎮又破獲了一個共青團暗害組織(立即把有關人員提了起來;記得那年輕的商品鑑定員嗎?)，在伊萬諾沃又破獲了一個地下組織中心，它本身當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縱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裏去)。
在說出“判處槍決”這幾個莊嚴的字以後，審判員作了一下停頓，好讓鼓掌——但在大廳裏卻是一種陰森森的緊張氣氛，聽到的是不相幹的人們的嘆息聲和啜泣聲、親屬的叫聲和昏厥，甚至從坐著黨員的前兩排座位上也沒有響起掌聲來，這已經是太不成體統了。大廳裏的人們向著法庭叫喊：“老天爺呀，你們在幹什麽事情呀?!”烏尼魏爾的妻子放聲號哭起來。這時在半明半暗的大廳裏，人群中起了騷動。弗拉索夫向著前兩排喊道：
“你們為什麽，畜牲，不鼓掌?黨員們!”
警衛隊的排政治指導員跑過去用手槍戳他的臉。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奪掉手槍，這時一個民警跑過來把自己的犯了錯誤的政治指導員推到一邊。押解隊長發出號令“拿起武器!”——於是民警警衛隊的三十支馬槍和本地內務人員的手槍一齊對準了被告和群眾(群眾真像是就要撲過去搶走被判刑的人們)。
大廳裏隻點著幾盞煤油燈，晦暗的光線加強了普遍的混亂和恐懼。如果沒有被審判說服，那也被現在對準了他們的馬槍徹底說服了的人群張皇失措地擠成一團，不僅向門口擁去，而且還從窗口往外爬。木頭嘎吱作響，玻璃發出清脆的破裂聲。烏尼魏爾的妻子被踩得幾乎失去知覺，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聲終於沒有響起來……
讓一條小小的附註專門獻給八歲的小姑娘卓婭·弗拉索娃。她沒命地愛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學(別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審判後隻活了一年(以前沒有害過病)。在這一年裏她一次也沒有笑過，走在路上總是低著頭，老太婆們預言：“老往地裏瞧，快死啦。”她死於腦膜炎，臨死的時候還不斷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裏呀?還我爸爸!”
當我們計算犧牲在勞改營裏的幾百萬人時，我們總是忘記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僅不能立即槍決，而且現在還要保護得更好，因為他們已經再也不會失去什麽了，而為了執行槍決應當把他們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項任務——經過夜裏的街道把他們押送到內務機關去，是這樣完成的：每個被判刑的人由五人護送。一人提燈。一人舉著手槍走在前麵。兩人架著一名死刑犯，空下來的一隻手還要拿著手槍。還有一個走在後麵，把槍對準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餘的民警則間隔一定的距離分布，以防群眾的襲擊。
現在每個明智的人都會同意，如果一個勁兒地搞公開的審判——內務人民委員部永遠完成不了自己的偉大任務。
這就是公開的政治審判在我國行不通的原因。
下一頁
上一頁
回目錄
第十一章 處以“最高措施”
--------------------------------------------------------------------------------
死刑在俄國有一段曲折的歷史。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刑律中規定有五十種情節最高可適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軍事條令中已經有二百個這樣的條款了。伊莉莎白女皇雖然沒有廢除死刑，但一次也沒有使用過：據說她在登基時曾許下不殺一人的誓願。因此她在位的整個二十年間就沒有處死過一個人。盡管進行了七年戰爭!仍是避免了死刑。對於雅各賓共和國出現以前半個世紀的十八世紀中葉說來，這確乎是一個令人驚奇的事例。誠然，我們已經慣於嘲笑自己過去的一切;從來也不承認過去有什麽善良的行為，善良的意圖。所以也完全可以給伊莉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賊”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亞。但我們要為女皇說句辯護的話：她怎能違背社會觀念去作更激進的改革呢?也許今天的死刑犯為了能在陽光下活下去甘願選擇上述全套的刑罰，而我們卻出於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這個辦法?也許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讀者還會傾向於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國勞改營生活要比伊莉莎白女皇的刑罰更難受。
用我們現在的術語來說，伊莉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類的觀點，而葉卡捷琳娜二世則是——階級觀點(因而比較正確)。她覺得完全不處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皇位和製度，在遇到發生政治叛亂的情況下(米羅維奇、莫斯科鼠疫暴亂、普加喬夫)，她認為採用死刑是完全適宜的。而對於刑事罪犯，對於普通罪犯——為什麽不可以認為已經廢除了死刑呢?
在保羅皇帝的時候，廢除死刑得到了確認(有過多次戰爭，但團隊裏卻沒有軍事法庭)。在亞歷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長年代，隻對戰爭中犯下的軍職罪實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馬上會有人對我們說：列隊鞭打致死呢?沒有話說，不宣布的殺人當然是有過的，一次工會會員大會也可以置人於死地!但由司法人員表決決定你的死活的事情——從普加喬夫到十二月黨人這半個世紀內，在我們國家裏甚至國事罪犯都沒有遇到過。)
五名十二月黨人的鮮血激起了我們國家的嗅覺。從那時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沒有廢除過，也沒有忘掉過，它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確認，還得到了陸軍刑律和海軍刑律的補充。
這個時期內在俄國有多少人被處死刑呢?我們已經援引過(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義活動家的統計。現在再補充以俄國刑法專家h·c·塔甘采夫的經過核實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國是一種非常手段。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這三十年內(這正是民意黨人和恐怖行動——而不是在公用廚房裏談論出來的意圖——的時期，大規模罷工和農民騷動的時期;未來革命的各政黨建立和鞏固的時期)，共處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說，全國一年處死將近十七人(這是與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鎮壓的幾年內，死刑的數字陡然上升，震驚了俄國人的想像力，使托爾斯泰為之淚下，使柯羅連科和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義憤填膺：從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處死將近二千二百人(一個月四十五人!)。塔甘采夫的書裏把這稱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斷了)。
當薩布羅夫請求保留他一條命的時候——“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氣惱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說：“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沒有放過最後的機會發表一篇毫不客氣的言論。
“我不認為你們是法庭，我認為你們是一群戲子，正在按寫好的台詞演一出審判的鬧劇。你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卑鄙挑釁勾當的執行者。不管我對你們說些什麽，反正你們都會把我判處槍決。我隻是相信，時間一到，你們也會站到我們的地位上來!”
從晚上七點鍾直到夜裏一點鍾，法庭一直在擬寫判決書，在俱樂部的大廳裏點著煤油燈，在馬刀下坐著受審人，人群沒有散去，嗡嗡地議論著。
判決寫的時間長，讀的時間也長，那裏麵堆積著各種各樣異想天開的暗害活動、聯繫和圖謀。斯米爾諾夫、烏尼魏爾、薩布羅夫和弗拉索夫被判處槍決，有兩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結論導致在卡德鎮又破獲了一個共青團暗害組織(立即把有關人員提了起來;記得那年輕的商品鑑定員嗎?)，在伊萬諾沃又破獲了一個地下組織中心，它本身當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縱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裏去)。
在說出“判處槍決”這幾個莊嚴的字以後，審判員作了一下停頓，好讓鼓掌——但在大廳裏卻是一種陰森森的緊張氣氛，聽到的是不相幹的人們的嘆息聲和啜泣聲、親屬的叫聲和昏厥，甚至從坐著黨員的前兩排座位上也沒有響起掌聲來，這已經是太不成體統了。大廳裏的人們向著法庭叫喊：“老天爺呀，你們在幹什麽事情呀?!”烏尼魏爾的妻子放聲號哭起來。這時在半明半暗的大廳裏，人群中起了騷動。弗拉索夫向著前兩排喊道：
“你們為什麽，畜牲，不鼓掌?黨員們!”
警衛隊的排政治指導員跑過去用手槍戳他的臉。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奪掉手槍，這時一個民警跑過來把自己的犯了錯誤的政治指導員推到一邊。押解隊長發出號令“拿起武器!”——於是民警警衛隊的三十支馬槍和本地內務人員的手槍一齊對準了被告和群眾(群眾真像是就要撲過去搶走被判刑的人們)。
大廳裏隻點著幾盞煤油燈，晦暗的光線加強了普遍的混亂和恐懼。如果沒有被審判說服，那也被現在對準了他們的馬槍徹底說服了的人群張皇失措地擠成一團，不僅向門口擁去，而且還從窗口往外爬。木頭嘎吱作響，玻璃發出清脆的破裂聲。烏尼魏爾的妻子被踩得幾乎失去知覺，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聲終於沒有響起來……
讓一條小小的附註專門獻給八歲的小姑娘卓婭·弗拉索娃。她沒命地愛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學(別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審判後隻活了一年(以前沒有害過病)。在這一年裏她一次也沒有笑過，走在路上總是低著頭，老太婆們預言：“老往地裏瞧，快死啦。”她死於腦膜炎，臨死的時候還不斷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裏呀?還我爸爸!”
當我們計算犧牲在勞改營裏的幾百萬人時，我們總是忘記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僅不能立即槍決，而且現在還要保護得更好，因為他們已經再也不會失去什麽了，而為了執行槍決應當把他們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項任務——經過夜裏的街道把他們押送到內務機關去，是這樣完成的：每個被判刑的人由五人護送。一人提燈。一人舉著手槍走在前麵。兩人架著一名死刑犯，空下來的一隻手還要拿著手槍。還有一個走在後麵，把槍對準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餘的民警則間隔一定的距離分布，以防群眾的襲擊。
現在每個明智的人都會同意，如果一個勁兒地搞公開的審判——內務人民委員部永遠完成不了自己的偉大任務。
這就是公開的政治審判在我國行不通的原因。
下一頁
上一頁
回目錄
第十一章 處以“最高措施”
--------------------------------------------------------------------------------
死刑在俄國有一段曲折的歷史。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刑律中規定有五十種情節最高可適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軍事條令中已經有二百個這樣的條款了。伊莉莎白女皇雖然沒有廢除死刑，但一次也沒有使用過：據說她在登基時曾許下不殺一人的誓願。因此她在位的整個二十年間就沒有處死過一個人。盡管進行了七年戰爭!仍是避免了死刑。對於雅各賓共和國出現以前半個世紀的十八世紀中葉說來，這確乎是一個令人驚奇的事例。誠然，我們已經慣於嘲笑自己過去的一切;從來也不承認過去有什麽善良的行為，善良的意圖。所以也完全可以給伊莉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賊”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亞。但我們要為女皇說句辯護的話：她怎能違背社會觀念去作更激進的改革呢?也許今天的死刑犯為了能在陽光下活下去甘願選擇上述全套的刑罰，而我們卻出於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這個辦法?也許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讀者還會傾向於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國勞改營生活要比伊莉莎白女皇的刑罰更難受。
用我們現在的術語來說，伊莉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類的觀點，而葉卡捷琳娜二世則是——階級觀點(因而比較正確)。她覺得完全不處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皇位和製度，在遇到發生政治叛亂的情況下(米羅維奇、莫斯科鼠疫暴亂、普加喬夫)，她認為採用死刑是完全適宜的。而對於刑事罪犯，對於普通罪犯——為什麽不可以認為已經廢除了死刑呢?
在保羅皇帝的時候，廢除死刑得到了確認(有過多次戰爭，但團隊裏卻沒有軍事法庭)。在亞歷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長年代，隻對戰爭中犯下的軍職罪實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馬上會有人對我們說：列隊鞭打致死呢?沒有話說，不宣布的殺人當然是有過的，一次工會會員大會也可以置人於死地!但由司法人員表決決定你的死活的事情——從普加喬夫到十二月黨人這半個世紀內，在我們國家裏甚至國事罪犯都沒有遇到過。)
五名十二月黨人的鮮血激起了我們國家的嗅覺。從那時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沒有廢除過，也沒有忘掉過，它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確認，還得到了陸軍刑律和海軍刑律的補充。
這個時期內在俄國有多少人被處死刑呢?我們已經援引過(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義活動家的統計。現在再補充以俄國刑法專家h·c·塔甘采夫的經過核實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國是一種非常手段。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這三十年內(這正是民意黨人和恐怖行動——而不是在公用廚房裏談論出來的意圖——的時期，大規模罷工和農民騷動的時期;未來革命的各政黨建立和鞏固的時期)，共處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說，全國一年處死將近十七人(這是與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鎮壓的幾年內，死刑的數字陡然上升，震驚了俄國人的想像力，使托爾斯泰為之淚下，使柯羅連科和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義憤填膺：從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處死將近二千二百人(一個月四十五人!)。塔甘采夫的書裏把這稱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