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那些教會案審判是內部案子，不會使進步的歐洲感興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對付過去。
我們已經看到，對於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國家是這樣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築本身以及裏麵掛著的、擺著的、畫著的一切，都歸國家所有，而留給教會的隻是聖經上規定的那種一無所有的教會。早在一九一八年，當政治上的勝利看來已經比預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時候，就著手去沒收教會的財產。然而這一倉促之舉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憤怒。在國內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再去建立一條反對教徒的內部戰線，那是不明智的。共產黨人與基督教徒的對話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在國內戰爭末期，作為它的一種自然後果，在伏爾加河流域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饑荒。因為這不很使這次戰爭的勝利者增光，所以我國的書刊上隻含含糊糊地提它兩行。然而這次饑荒達到了人吃人、父母吃親生子女的程度這樣的饑荒甚至在大混亂時期的俄羅斯也是沒有見過的(因為當時，據歷史記載，一連數載都有尚未脫粒的穀垛被壓在冰雪下過冬)。一部關於這種饑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們見到的和知道的關於革命和國內戰爭的一切完全改觀。但是，既沒有電影，也沒有小說，又沒有統計研究這是竭力要人們忘掉的，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們已經習慣於把任何饑荒的原因推在富農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誰是富農呢?柯羅連科在《致盧那察爾斯基的書信集》中(盡管後者答應過，但我國從來沒有出版過這個集子)解釋造成國內遍地餓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說：這是由於一切生產率的下降(勞動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於農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喪失了哪怕給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將來會有人算清這筆帳：根據布列斯特和約，從失去抗議聲的俄國，甚至從未來的饑荒區，用了好多個月好多節車皮給繼續在西方作戰的德意誌帝國供應了多少糧食。
一條筆直的、短短的因果鏈條：伏爾加河流域一帶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於我們當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憲會議。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於從人民的災難中也能取得成功。這確是神機妙算須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現在讓神甫們去養活伏爾加流域吧!他們是基督教徒，他們是慈悲為懷的!
1.拒絕就把整個饑荒嫁禍於他們，並可以把教會摧毀;
2.同意我們就把教堂徹底打掃幹淨;
3.在兩種場合都可充實貨幣儲備。
而且，這條妙計看來還是教會自己的行為給提醒的。正如吉洪總主教所陳述，還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饑荒剛發生的時候，教會就成立了救濟饑民的教區委員會和全俄委員會，開始募集錢款。但是，容許來自教會的直接救濟送到饑民嘴裏，那就等於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被查禁了，而錢款則收歸國庫。總主教還向羅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這也被製止了，解釋說，隻有蘇維埃政權才有權同外國人進行談判。而且何必大驚小怪;報紙上寫著，當局自己有一切辦法來應付饑荒。
而在伏爾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門框。最後，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會(國家救濟饑民委員會)向教會提出建議，為饑民捐獻教會的貴重物品，不是所有貴重物品，與教儀有關的物品不必捐獻。總主教同意了，救委會製訂了一項實施細則：一切捐獻必須是自願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總主教發表文告;允許各教區委員會捐獻無關教儀的貴重物品。
這樣一來，一切又可能化為蒙蔽無產階級意誌的妥協。
思想如迅雷閃電!思想變成法令。全俄中執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從教堂收取一切貴重物品為了饑民!
總主教給加裏寧寫信加裏寧沒有答覆。於是，總主教於二月二十六日發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從教會的觀點看，這類行動是瀆神行為，因此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收取。
過了半個世紀的漫長的歲月後，現在不難對總主教提出責備。基督教會的領導人當然不該為這樣一些思想分心：蘇維埃政權有沒有其他的資源，或者，是誰把伏爾加流域搞得沒有飯吃;他們也不該抓住這些貴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復活(如果還能復活)完全不在這些東西上麵。但是也應當為這個不幸的總主教設身處地想一下。他的當選已經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在短短的幾年內領導著備受排擠、迫害、處決而他又受託保存的教會。
這時報紙上立刻發動了對總主教及高級教職人員的穩操勝券的圍攻，說他們正利用饑荒的瘦骨嶙峋的手來槍殺伏爾加流域!總主教抵抗得越頑強，他的地位也就變得越虛弱。三月，在宗教界內部也開展了一個讓出貴重物品、同當局協調一致的運動。參加救委會中央的安東寧·格拉諾夫斯基主教向加裏寧表達了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擔心：“教徒們感到不安的是，教會的貴重物品可能會用於與他們心靈格格不久的狹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進學說一般原則的有經驗的讀者會同意這是很可能的。因為共產國際和正在解放中的東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並不亞於伏爾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漢明也處於無疑的激奮狀態中：“這是上帝之物，我們自己會全部交出來。”但是不要來收取，讓這作為一種自願捐獻吧。他還要求建立神職人員和教徒們的監督：伴隨貴重物品直到它們變成供給饑民的糧食。他感到苦惱的是，與此同時又不要違背總主教對這件事的譴責態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氣氣地進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會的會議上，據目睹者說，甚至出現了一種歡樂的氣氛。文漢明宣告：“東正教會決意把一切都交出來救濟饑民”，隻是認為強製收取是瀆神行為。但他這麽一來，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會主席卡納特契科夫擔保說，這會引起蘇維埃政權對教會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過心房，大家都站立起來。大主教說：“最主要的重負是不和與仇視。但俄國人匯合為一體的時候將會到來。我將親自帶領善男信女從喀山聖母身上取下金袍，流著甜蜜的眼淚把它們貢獻出來。”他祝福救委會的布爾什維克委員們，而他們也光著腦袋把他送到大門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報》證實了談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結局，讚揚了大主教。“在斯莫爾尼宮裏商定，教會的樽爵、金袍將在教徒們麵前重鑄成金錠。”
又塗抹成了某種妥協!基督教的毒氣毒害著革命的意誌。伏爾加河流域的饑民們不需要這種團結一致和這種自動捐獻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會的立場不穩的班子被撤換了，報紙開始衝著“壞神甫”“教會公侯”狂吠，對教會代表們說明：不需要你們的什麽捐獻!不需要同你們搞什麽談判!一切都屬於當局它認為需要什麽就取走什麽。
於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樣，開始了伴隨著衝突的強製收取。
現在就有了合法理由來開始教會案的審判產
8莫斯科教會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點在綜合技術博物館，莫斯科革命法庭，審判長別克，檢察長盧寧和隆吉諾夫。十七名被控告散發總主教文告的受審人，包括大司祭們和俗人。這個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貴重物品還重大。a·h·藻澤爾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裏的全部貴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則上堅持總主教文告的看法，認為強製收取是讀神行為於是就成了審判的中心人物馬上就要被槍決(這也就證明：重要的不是給饑民們飯吃，而是在方便時刻把教會摧毀)。
我們已經看到，對於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國家是這樣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築本身以及裏麵掛著的、擺著的、畫著的一切，都歸國家所有，而留給教會的隻是聖經上規定的那種一無所有的教會。早在一九一八年，當政治上的勝利看來已經比預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時候，就著手去沒收教會的財產。然而這一倉促之舉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憤怒。在國內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再去建立一條反對教徒的內部戰線，那是不明智的。共產黨人與基督教徒的對話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在國內戰爭末期，作為它的一種自然後果，在伏爾加河流域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饑荒。因為這不很使這次戰爭的勝利者增光，所以我國的書刊上隻含含糊糊地提它兩行。然而這次饑荒達到了人吃人、父母吃親生子女的程度這樣的饑荒甚至在大混亂時期的俄羅斯也是沒有見過的(因為當時，據歷史記載，一連數載都有尚未脫粒的穀垛被壓在冰雪下過冬)。一部關於這種饑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們見到的和知道的關於革命和國內戰爭的一切完全改觀。但是，既沒有電影，也沒有小說，又沒有統計研究這是竭力要人們忘掉的，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們已經習慣於把任何饑荒的原因推在富農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誰是富農呢?柯羅連科在《致盧那察爾斯基的書信集》中(盡管後者答應過，但我國從來沒有出版過這個集子)解釋造成國內遍地餓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說：這是由於一切生產率的下降(勞動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於農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喪失了哪怕給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將來會有人算清這筆帳：根據布列斯特和約，從失去抗議聲的俄國，甚至從未來的饑荒區，用了好多個月好多節車皮給繼續在西方作戰的德意誌帝國供應了多少糧食。
一條筆直的、短短的因果鏈條：伏爾加河流域一帶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於我們當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憲會議。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於從人民的災難中也能取得成功。這確是神機妙算須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現在讓神甫們去養活伏爾加流域吧!他們是基督教徒，他們是慈悲為懷的!
1.拒絕就把整個饑荒嫁禍於他們，並可以把教會摧毀;
2.同意我們就把教堂徹底打掃幹淨;
3.在兩種場合都可充實貨幣儲備。
而且，這條妙計看來還是教會自己的行為給提醒的。正如吉洪總主教所陳述，還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饑荒剛發生的時候，教會就成立了救濟饑民的教區委員會和全俄委員會，開始募集錢款。但是，容許來自教會的直接救濟送到饑民嘴裏，那就等於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被查禁了，而錢款則收歸國庫。總主教還向羅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這也被製止了，解釋說，隻有蘇維埃政權才有權同外國人進行談判。而且何必大驚小怪;報紙上寫著，當局自己有一切辦法來應付饑荒。
而在伏爾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門框。最後，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會(國家救濟饑民委員會)向教會提出建議，為饑民捐獻教會的貴重物品，不是所有貴重物品，與教儀有關的物品不必捐獻。總主教同意了，救委會製訂了一項實施細則：一切捐獻必須是自願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總主教發表文告;允許各教區委員會捐獻無關教儀的貴重物品。
這樣一來，一切又可能化為蒙蔽無產階級意誌的妥協。
思想如迅雷閃電!思想變成法令。全俄中執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從教堂收取一切貴重物品為了饑民!
總主教給加裏寧寫信加裏寧沒有答覆。於是，總主教於二月二十六日發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從教會的觀點看，這類行動是瀆神行為，因此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收取。
過了半個世紀的漫長的歲月後，現在不難對總主教提出責備。基督教會的領導人當然不該為這樣一些思想分心：蘇維埃政權有沒有其他的資源，或者，是誰把伏爾加流域搞得沒有飯吃;他們也不該抓住這些貴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復活(如果還能復活)完全不在這些東西上麵。但是也應當為這個不幸的總主教設身處地想一下。他的當選已經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在短短的幾年內領導著備受排擠、迫害、處決而他又受託保存的教會。
這時報紙上立刻發動了對總主教及高級教職人員的穩操勝券的圍攻，說他們正利用饑荒的瘦骨嶙峋的手來槍殺伏爾加流域!總主教抵抗得越頑強，他的地位也就變得越虛弱。三月，在宗教界內部也開展了一個讓出貴重物品、同當局協調一致的運動。參加救委會中央的安東寧·格拉諾夫斯基主教向加裏寧表達了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擔心：“教徒們感到不安的是，教會的貴重物品可能會用於與他們心靈格格不久的狹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進學說一般原則的有經驗的讀者會同意這是很可能的。因為共產國際和正在解放中的東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並不亞於伏爾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漢明也處於無疑的激奮狀態中：“這是上帝之物，我們自己會全部交出來。”但是不要來收取，讓這作為一種自願捐獻吧。他還要求建立神職人員和教徒們的監督：伴隨貴重物品直到它們變成供給饑民的糧食。他感到苦惱的是，與此同時又不要違背總主教對這件事的譴責態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氣氣地進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會的會議上，據目睹者說，甚至出現了一種歡樂的氣氛。文漢明宣告：“東正教會決意把一切都交出來救濟饑民”，隻是認為強製收取是瀆神行為。但他這麽一來，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會主席卡納特契科夫擔保說，這會引起蘇維埃政權對教會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過心房，大家都站立起來。大主教說：“最主要的重負是不和與仇視。但俄國人匯合為一體的時候將會到來。我將親自帶領善男信女從喀山聖母身上取下金袍，流著甜蜜的眼淚把它們貢獻出來。”他祝福救委會的布爾什維克委員們，而他們也光著腦袋把他送到大門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報》證實了談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結局，讚揚了大主教。“在斯莫爾尼宮裏商定，教會的樽爵、金袍將在教徒們麵前重鑄成金錠。”
又塗抹成了某種妥協!基督教的毒氣毒害著革命的意誌。伏爾加河流域的饑民們不需要這種團結一致和這種自動捐獻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會的立場不穩的班子被撤換了，報紙開始衝著“壞神甫”“教會公侯”狂吠，對教會代表們說明：不需要你們的什麽捐獻!不需要同你們搞什麽談判!一切都屬於當局它認為需要什麽就取走什麽。
於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樣，開始了伴隨著衝突的強製收取。
現在就有了合法理由來開始教會案的審判產
8莫斯科教會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點在綜合技術博物館，莫斯科革命法庭，審判長別克，檢察長盧寧和隆吉諾夫。十七名被控告散發總主教文告的受審人，包括大司祭們和俗人。這個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貴重物品還重大。a·h·藻澤爾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裏的全部貴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則上堅持總主教文告的看法，認為強製收取是讀神行為於是就成了審判的中心人物馬上就要被槍決(這也就證明：重要的不是給饑民們飯吃，而是在方便時刻把教會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