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為了思索和受難!”
我們正是在受難，在思索，我們的生活中再沒有別的東西。而抵達這個理想境界卻原來是那麽容易啊……
我們當然在晚上也爭論，丟下同蘇濟的棋局，扔下書籍。衝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為問題都是爆炸性的，例如——關於戰爭的結局。瞧，看守不說話、沒有表情地走了進來，放下了窗上的藍色偽裝簾子。現在，在第二層簾子的後麵，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禮炮來。我們既看不見禮花齊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歐洲地圖，但試圖在腦子裏繪出一幅詳圖並猜測哪些城市已經拿下。這些禮炮特別使尤裏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喚命運來改正他所犯下的錯誤，他堅持說戰爭決不是正在結束，現在紅軍馬上就要和英美軍互相衝突，隻有那時才開始真正的戰爭。監室裏的人對這種預言非常感興趣。結局是什麽呢?尤裏擔保說，結局是紅軍輕而易舉地被擊潰(它意味著我們被解放?或被槍斃?)。我對此堅決不同意，於是我們就特別激烈地爭論起來。他的理由——我們的軍隊已經疲憊不堪、失血過多、裝備不良，而主要的是，對盟軍作戰已經不會那樣堅決。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隊為例堅持說，與其說軍隊已疲憊不堪，不如說它已積累起了經驗，現在是又強大又兇猛，因而在這種場合會比打德國人還要幹脆地把盟軍打個落花流水。“永遠不會!”尤裏喊起來(但用低嗓門)。“那麽阿登呢?”我也喊起來(低嗓門)。法斯堅科插了進來並嘲笑我們，說我們兩人都不理解西方，現在根本沒有什麽人能夠迫使盟軍對我們作戰。
但晚上畢竟不那麽想爭論，倒想聽點什麽有趣的東西，甚至調和的東西，大家和睦地說說話。
監獄中最心愛的話題之一，就是談論監獄的傳統，談論以前是怎麽坐牢的。我們有法斯堅科，因此我們聽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們感動的是，從前當政治犯是一種驕傲，不僅真的親屬不和他們脫離關係，而且還有一些素不相識的姑娘裝作未婚妻前來探監。從前那種每逢節日給囚犯們送物品的普遍傳統呢?在俄國，不先給無名囚犯們送點東西去供他們共同享用，哪家也不會開齋。送會聖誕節的火腿、大餡餅、烤餅、甜麵包。一個貧窮的老太婆也會拿去十個上色的雞蛋，她的心裏才覺得鬆快。這種俄羅斯的仁慈之心丟到哪裏去了呢?它被自覺性所代替了!我們的人民被嚇得那麽厲害，那麽不可救藥，已經不會關心那些受苦受難的人。現在這已經成為奇聞。現在你要在某個機關裏建議為本地監獄的犯人舉辦一次節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將會被認為幾乎是反蘇的暴動!瞧我們野獸化到了什麽程度!
這些節日禮物對囚犯們意味著什麽呀!難道這隻是美味的食物嗎?它們使人感到溫暖，感到外麵在想著你，關心你。
法斯堅科告訴我們，在蘇維埃時期也存在過一個政治紅十學會，——對這件事，我們不是不相信他說的話，而是有點難以設想。他說，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國去，在那裏募錢(在我們這裏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後在國內購買食品送給沒有親屬的政治犯。給一切政治犯嗎?馬上說明白：不是，不結反革命分子(譬如，這意思就是不給工程師們，不給牧師們)，而隻給過去的政黨的成員。原來如此，那就幹脆直說吧!……不過，政治紅十字會的成員，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個個給關進去了……
晚上不等待審訊時還有一個樂意談的題目——關於釋放。是呀，據說，竟有釋放犯人這等怪事。澤一夫拿著東西從我們這裏給帶走了——說不定是釋放?偵查不可能終結得這麽快。(過了十天，他又回來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來他在那裏很快就簽了名，於是又把他送回這裏)喂，聽著，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說你的案子是雞毛蒜皮嗎?——一定要上我老婆那裏去一趟，見到以後，讓她在送來的牢飯裏頭做個暗號，譬如說放上兩個蘋果……——現在蘋果哪裏也沒有——那就三個麵包圈吧——說不定在莫斯科麵包圈也買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個土豆(這樣約定好了。後來果真叫h拿著東西走了，而m也在牢飯裏頭得到了四個土豆。驚人!絕妙!他被釋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嚴重得多——那末說我也可能快了?……實際上隻不過是第五個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裏，而h已經被關在輪船的底艙裏運往科雷馬去了)。
我們就這樣東拉西扯地閑聊，回憶某件可笑的事情——在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裏的，完全不是你經驗範圍內的有意思的人中間，你感到又愉快又愜意——而與此同時，已經度過了不聲不響的晚點名，眼鏡也收去了——電燈眨了三次服。這就是說——過五分鍾就到睡覺時間!
趕快，趕快，鑽進被子!好像在前線，不知道炮彈會不會馬上、一分鍾之後將狂風暴雨般地落在你身邊一樣——我oj在這裏也不能預料自己是否麵!閑著一個決定命運的審訊之夜。我們躺下，把一隻手放在被子上麵，我們努力把各種念頭從腦子裏趕出去。睡覺!
在四月的一個晚上，在我們送走了葉夫圖霍維奇以後不久，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門鎖響了。心收縮了起來：叫誰呀?現在看守就會用噝噝的聲音傳呼：“c開頭的!”，“3開頭的!”。可是看守沒有發出噝聲。門打開了。我們抬起頭。門旁站著一個新來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著一身簡陋的藍色衣服，戴著一頂藍色的鴨舌帽。他沒有任何東西。他仍然若失地環視四周。
他不安地問：“哪一號監室?”
“五十三號。”
他戰慄了一下。
我們問：“從外麵來?”
他痛苦地搖搖頭說：“不——是……”
“什麽時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們哈哈大笑起來。他有著一張稍帶傻氣的、很柔和的麵孔，眉毛幾乎完全是白的。
“為了什麽?”
(這是一個不誠實的問題，不能期待對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這樣，為了點小事……”
人人都這樣回答，人人都是為了點小事坐牢。特別是受偵查人本人總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為了什麽?”
“我。……寫了個號召書。致俄國人民的。”
“什——麽???”(這樣的“小事”我們從來還沒有碰到過!)
“會槍斃嗎?”——他的臉拉長了。他拿住那一直沒有脫下的鴨舌帽簷揪來揪去。
我們安慰說;“大概不會吧;現在誰也不槍斃。十年是準的。”
我們那位忠於階級原則的社會民主黨人問他：“你是工人?職員?”
“工人。”
法斯堅科伸出了一隻手，勝利地對我感嘆說：
我們正是在受難，在思索，我們的生活中再沒有別的東西。而抵達這個理想境界卻原來是那麽容易啊……
我們當然在晚上也爭論，丟下同蘇濟的棋局，扔下書籍。衝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為問題都是爆炸性的，例如——關於戰爭的結局。瞧，看守不說話、沒有表情地走了進來，放下了窗上的藍色偽裝簾子。現在，在第二層簾子的後麵，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禮炮來。我們既看不見禮花齊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歐洲地圖，但試圖在腦子裏繪出一幅詳圖並猜測哪些城市已經拿下。這些禮炮特別使尤裏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喚命運來改正他所犯下的錯誤，他堅持說戰爭決不是正在結束，現在紅軍馬上就要和英美軍互相衝突，隻有那時才開始真正的戰爭。監室裏的人對這種預言非常感興趣。結局是什麽呢?尤裏擔保說，結局是紅軍輕而易舉地被擊潰(它意味著我們被解放?或被槍斃?)。我對此堅決不同意，於是我們就特別激烈地爭論起來。他的理由——我們的軍隊已經疲憊不堪、失血過多、裝備不良，而主要的是，對盟軍作戰已經不會那樣堅決。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隊為例堅持說，與其說軍隊已疲憊不堪，不如說它已積累起了經驗，現在是又強大又兇猛，因而在這種場合會比打德國人還要幹脆地把盟軍打個落花流水。“永遠不會!”尤裏喊起來(但用低嗓門)。“那麽阿登呢?”我也喊起來(低嗓門)。法斯堅科插了進來並嘲笑我們，說我們兩人都不理解西方，現在根本沒有什麽人能夠迫使盟軍對我們作戰。
但晚上畢竟不那麽想爭論，倒想聽點什麽有趣的東西，甚至調和的東西，大家和睦地說說話。
監獄中最心愛的話題之一，就是談論監獄的傳統，談論以前是怎麽坐牢的。我們有法斯堅科，因此我們聽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們感動的是，從前當政治犯是一種驕傲，不僅真的親屬不和他們脫離關係，而且還有一些素不相識的姑娘裝作未婚妻前來探監。從前那種每逢節日給囚犯們送物品的普遍傳統呢?在俄國，不先給無名囚犯們送點東西去供他們共同享用，哪家也不會開齋。送會聖誕節的火腿、大餡餅、烤餅、甜麵包。一個貧窮的老太婆也會拿去十個上色的雞蛋，她的心裏才覺得鬆快。這種俄羅斯的仁慈之心丟到哪裏去了呢?它被自覺性所代替了!我們的人民被嚇得那麽厲害，那麽不可救藥，已經不會關心那些受苦受難的人。現在這已經成為奇聞。現在你要在某個機關裏建議為本地監獄的犯人舉辦一次節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將會被認為幾乎是反蘇的暴動!瞧我們野獸化到了什麽程度!
這些節日禮物對囚犯們意味著什麽呀!難道這隻是美味的食物嗎?它們使人感到溫暖，感到外麵在想著你，關心你。
法斯堅科告訴我們，在蘇維埃時期也存在過一個政治紅十學會，——對這件事，我們不是不相信他說的話，而是有點難以設想。他說，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國去，在那裏募錢(在我們這裏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後在國內購買食品送給沒有親屬的政治犯。給一切政治犯嗎?馬上說明白：不是，不結反革命分子(譬如，這意思就是不給工程師們，不給牧師們)，而隻給過去的政黨的成員。原來如此，那就幹脆直說吧!……不過，政治紅十字會的成員，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個個給關進去了……
晚上不等待審訊時還有一個樂意談的題目——關於釋放。是呀，據說，竟有釋放犯人這等怪事。澤一夫拿著東西從我們這裏給帶走了——說不定是釋放?偵查不可能終結得這麽快。(過了十天，他又回來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來他在那裏很快就簽了名，於是又把他送回這裏)喂，聽著，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說你的案子是雞毛蒜皮嗎?——一定要上我老婆那裏去一趟，見到以後，讓她在送來的牢飯裏頭做個暗號，譬如說放上兩個蘋果……——現在蘋果哪裏也沒有——那就三個麵包圈吧——說不定在莫斯科麵包圈也買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個土豆(這樣約定好了。後來果真叫h拿著東西走了，而m也在牢飯裏頭得到了四個土豆。驚人!絕妙!他被釋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嚴重得多——那末說我也可能快了?……實際上隻不過是第五個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裏，而h已經被關在輪船的底艙裏運往科雷馬去了)。
我們就這樣東拉西扯地閑聊，回憶某件可笑的事情——在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裏的，完全不是你經驗範圍內的有意思的人中間，你感到又愉快又愜意——而與此同時，已經度過了不聲不響的晚點名，眼鏡也收去了——電燈眨了三次服。這就是說——過五分鍾就到睡覺時間!
趕快，趕快，鑽進被子!好像在前線，不知道炮彈會不會馬上、一分鍾之後將狂風暴雨般地落在你身邊一樣——我oj在這裏也不能預料自己是否麵!閑著一個決定命運的審訊之夜。我們躺下，把一隻手放在被子上麵，我們努力把各種念頭從腦子裏趕出去。睡覺!
在四月的一個晚上，在我們送走了葉夫圖霍維奇以後不久，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門鎖響了。心收縮了起來：叫誰呀?現在看守就會用噝噝的聲音傳呼：“c開頭的!”，“3開頭的!”。可是看守沒有發出噝聲。門打開了。我們抬起頭。門旁站著一個新來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著一身簡陋的藍色衣服，戴著一頂藍色的鴨舌帽。他沒有任何東西。他仍然若失地環視四周。
他不安地問：“哪一號監室?”
“五十三號。”
他戰慄了一下。
我們問：“從外麵來?”
他痛苦地搖搖頭說：“不——是……”
“什麽時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們哈哈大笑起來。他有著一張稍帶傻氣的、很柔和的麵孔，眉毛幾乎完全是白的。
“為了什麽?”
(這是一個不誠實的問題，不能期待對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這樣，為了點小事……”
人人都這樣回答，人人都是為了點小事坐牢。特別是受偵查人本人總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為了什麽?”
“我。……寫了個號召書。致俄國人民的。”
“什——麽???”(這樣的“小事”我們從來還沒有碰到過!)
“會槍斃嗎?”——他的臉拉長了。他拿住那一直沒有脫下的鴨舌帽簷揪來揪去。
我們安慰說;“大概不會吧;現在誰也不槍斃。十年是準的。”
我們那位忠於階級原則的社會民主黨人問他：“你是工人?職員?”
“工人。”
法斯堅科伸出了一隻手，勝利地對我感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