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當然了。派出所也派來了巡警嘛。”
這時，從派出所先行一步來到這裏的巡警出來迎接他們了。他們被領到了一個普通的單人房間，裏麵擺著一張床。床邊擺著一個床頭櫃，上麵放著一部電話，浴室和廁所是連在一起的。這就是屋裏的全部。
“客人的行李呢？”
“在這裏。”
前台經理指著放在房間角落裏的破舊手提皮箱。
“隻有這個嗎？”
“隻有這個。”
“請讓我們查看一下裏麵的東西！”
搜查人員說著，也不等前台經理答話，就打開了皮箱。皮箱沒有上鎖，裏麵隻有幾件換洗衣服和輕鬆讀物等日常用品。根本沒有任何能夠成為線索的東西。
“他是從哪幾進行預約的？”
搜查人員檢查完被害人的攜帶物品之後，改變了提問的鋒芒。
“沒有預約。9月13日晚。他突然來到這裏，要開個房間。因為他態度還可以，而且我們這裏正好有空房間，所以……”
“是他本人親自到前台服務處來的嗎？還是司機或者其他什麽人先來問問有無房間的？”
“是他本人親自來的。”
“這家飯店外國客人多嗎？”
“不多，大部分是些定期出差來的辦事人員。”
“不用問，他說的是英語吧？”
“不。雖然說得不大清楚。但他說的是日語。”
“他說了日語？”
這可是個新發現。初次來日本的外國人會說日語，這也許是事先掌握了與日本有關的知識，或者是與日本有某種聯繫。
“雖然說得結結巴巴的。但是可以表達清楚意思。”
“那麽，他預定待多長時間？”
“他已預付了一個星期的定金，大概要待一周吧？”
“照這麽說，他也許打算多待些時間啦？”
“那就不好說了。我們是以3天為1個結算單位的，但是卻收了他一個星期的定金、所以……”
前台經理反覆提到了“定金”這個詞，好象隻要能讓顧客付錢，以後的事就與自己無關了。活脫脫地暴露出一副“商務飯店”的拜金主義嘴臉。
“他住在這裏的時候；有過來訪者嗎？”
“沒有。”
“電話呢？”
“我問過總機了，據說一個外線電話也沒有打進來過。”
“那麽，從這裏打出去的電話呢？”
“正如各位所看到的，外線電話可以從房間裏直接撥號。所以飯店方麵無法知道他往什麽地方打過電話。”
“那麽電話費怎麽收呢？”
“在財會部門有計費器，電話費可以自動顯示。”
計費器顯示的電話費為260日元，但具體通話內容就不得而知了。
在這裏，拒絕人類介入的機械裝置極其發達，但它卻成了搜查工作的障礙，在東京商務飯店進行的搜查工作走進了死胡同。這個地方隻不過是被害人在旅途中住了幾夜的臨時落腳點而已，完全無法斷定這裏和兇手之間有什麽“聯繫”。
結果，在犯罪動機、作案場所、罪犯是什麽人等情況還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搜查工作在開始階段就出現了難以進展下去的預兆。因為被害人是個美國人，所以搜查本部決定與美國大使館取得聯繫，同時向被害人原來的居住地發出通知，井將遺體保存起來，等候其家屬前來認領。
在搜查工作會議上，出現了意見分歧，爭論最激烈的焦點是作案現場問題。一部分人堅持認為，作案現場就在酒店內部；而另一些人則堅決主張是在飯店外部作的案，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身負這麽嚴重的傷，其傷勢連醫生都感到吃驚。因此，被害人不可能來自外部。應當認為他還是在酒店內迫害的。
堅持這個意見的是警視廳方麵參加這次搜查工作的橫渡，他是警視廳搜查1課第4調查室那須組的便衣刑警。因為他長春一張猴子似的臉，所以有個外號，叫做“猴兒渡”，他是最強硬堅持“作案現場內部論”的一員幹將。
“據說也有過在相同部位受傷後仍保持著相當活動能力的先例。與橫渡大唱對台戲的是位30歲左右、精明強悍的刑警。他叫棟居，是轄區警署方麵派到搜查本部來的。他是”作案現場外部論“的急先鋒。
“那種先例，隻不過是醫學上的先例而已，是文獻或學會報告上的東西，缺乏現實意義。”
“不過。我們對酒店內部進行了那麽嚴密的搜查，不是也沒有發現什麽情況嗎？”
“酒店內部並不一定非得局限於酒店的大廈之內。皇家飯店有49500平方米的院落，如果在院落中的某個地方受到襲擊的話，就算是留下一些血跡，也會被地麵吸收掉的。”
“在作案的那段時間裏，院落中還有相當多的人，有人正在亭子裏進行著燒烤野餐，而且還有來赴宴的客人正在散步。要躲開這些人的眼睛作案……”
“我認為那並不是什麽難事。院落裏既有樹叢，又有竹林，就算是有人出來，也不可能注意到這個大院的每個角落呀！”
“據說沾在被害人風衣上的泥漿。並不是酒店大院裏的。”
“那也不能因此就斷定他是在酒店外部被刺的，他在遇害之前，隨時隨地都可能沾上泥漿什麽的。”
“但是……”
就在兩派互不相讓地爭論不休的時候。那須警部插了句話。
“被害人為什麽要去大廈頂樓的餐廳呢？”
爭論的雙方都啞口無言了，將視線集中到那須身上。剛才大家一直都沒有爭論到這個問題。
“為什麽那個男人要乘電梯上到40幾層高的頂樓餐廳去呢？既然知道自己反正沒救了，死在什麽地方還不都是一樣的嗎？他盡管到了那麽高的餐廳，不過也是一具再也無法吃飯的屍體了。”
那須的話說得雖然十分粗魯，但卻一語道破了大家一直都沒有注意到的要害問題，大家原來都隻是簡單地認為，那人在臨死之前，神誌已經不清醒了，故而搖搖晃晃地混進了開往“空中餐廳”的電梯。
“被害人並沒有把刺進胸部的刀子拔出來。據目擊者說。他好象在護著那裏似的。在一般情況下，一個人被刺傷後，隻要還有知覺，他首先會要將兇器從體內拔出，然而，被害人卻偏偏不那麽做，而是讓兇器留在身上。顯然他知道，如果拔出兇器，傷口就會流血不止，從而導致很快死亡。也許他想在臨死之前到某個地方去。所以故意讓兇器原封不動地紮在那裏。就這樣，他來到了皇家飯店的頂樓餐廳。其實，他本該去找家醫院的，可是……”
“我認為他未必是要去頂樓餐廳的。”
那須組裏最年輕的刑警下田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大家都把目光轉向了他。
這時，從派出所先行一步來到這裏的巡警出來迎接他們了。他們被領到了一個普通的單人房間，裏麵擺著一張床。床邊擺著一個床頭櫃，上麵放著一部電話，浴室和廁所是連在一起的。這就是屋裏的全部。
“客人的行李呢？”
“在這裏。”
前台經理指著放在房間角落裏的破舊手提皮箱。
“隻有這個嗎？”
“隻有這個。”
“請讓我們查看一下裏麵的東西！”
搜查人員說著，也不等前台經理答話，就打開了皮箱。皮箱沒有上鎖，裏麵隻有幾件換洗衣服和輕鬆讀物等日常用品。根本沒有任何能夠成為線索的東西。
“他是從哪幾進行預約的？”
搜查人員檢查完被害人的攜帶物品之後，改變了提問的鋒芒。
“沒有預約。9月13日晚。他突然來到這裏，要開個房間。因為他態度還可以，而且我們這裏正好有空房間，所以……”
“是他本人親自到前台服務處來的嗎？還是司機或者其他什麽人先來問問有無房間的？”
“是他本人親自來的。”
“這家飯店外國客人多嗎？”
“不多，大部分是些定期出差來的辦事人員。”
“不用問，他說的是英語吧？”
“不。雖然說得不大清楚。但他說的是日語。”
“他說了日語？”
這可是個新發現。初次來日本的外國人會說日語，這也許是事先掌握了與日本有關的知識，或者是與日本有某種聯繫。
“雖然說得結結巴巴的。但是可以表達清楚意思。”
“那麽，他預定待多長時間？”
“他已預付了一個星期的定金，大概要待一周吧？”
“照這麽說，他也許打算多待些時間啦？”
“那就不好說了。我們是以3天為1個結算單位的，但是卻收了他一個星期的定金、所以……”
前台經理反覆提到了“定金”這個詞，好象隻要能讓顧客付錢，以後的事就與自己無關了。活脫脫地暴露出一副“商務飯店”的拜金主義嘴臉。
“他住在這裏的時候；有過來訪者嗎？”
“沒有。”
“電話呢？”
“我問過總機了，據說一個外線電話也沒有打進來過。”
“那麽，從這裏打出去的電話呢？”
“正如各位所看到的，外線電話可以從房間裏直接撥號。所以飯店方麵無法知道他往什麽地方打過電話。”
“那麽電話費怎麽收呢？”
“在財會部門有計費器，電話費可以自動顯示。”
計費器顯示的電話費為260日元，但具體通話內容就不得而知了。
在這裏，拒絕人類介入的機械裝置極其發達，但它卻成了搜查工作的障礙，在東京商務飯店進行的搜查工作走進了死胡同。這個地方隻不過是被害人在旅途中住了幾夜的臨時落腳點而已，完全無法斷定這裏和兇手之間有什麽“聯繫”。
結果，在犯罪動機、作案場所、罪犯是什麽人等情況還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搜查工作在開始階段就出現了難以進展下去的預兆。因為被害人是個美國人，所以搜查本部決定與美國大使館取得聯繫，同時向被害人原來的居住地發出通知，井將遺體保存起來，等候其家屬前來認領。
在搜查工作會議上，出現了意見分歧，爭論最激烈的焦點是作案現場問題。一部分人堅持認為，作案現場就在酒店內部；而另一些人則堅決主張是在飯店外部作的案，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身負這麽嚴重的傷，其傷勢連醫生都感到吃驚。因此，被害人不可能來自外部。應當認為他還是在酒店內迫害的。
堅持這個意見的是警視廳方麵參加這次搜查工作的橫渡，他是警視廳搜查1課第4調查室那須組的便衣刑警。因為他長春一張猴子似的臉，所以有個外號，叫做“猴兒渡”，他是最強硬堅持“作案現場內部論”的一員幹將。
“據說也有過在相同部位受傷後仍保持著相當活動能力的先例。與橫渡大唱對台戲的是位30歲左右、精明強悍的刑警。他叫棟居，是轄區警署方麵派到搜查本部來的。他是”作案現場外部論“的急先鋒。
“那種先例，隻不過是醫學上的先例而已，是文獻或學會報告上的東西，缺乏現實意義。”
“不過。我們對酒店內部進行了那麽嚴密的搜查，不是也沒有發現什麽情況嗎？”
“酒店內部並不一定非得局限於酒店的大廈之內。皇家飯店有49500平方米的院落，如果在院落中的某個地方受到襲擊的話，就算是留下一些血跡，也會被地麵吸收掉的。”
“在作案的那段時間裏，院落中還有相當多的人，有人正在亭子裏進行著燒烤野餐，而且還有來赴宴的客人正在散步。要躲開這些人的眼睛作案……”
“我認為那並不是什麽難事。院落裏既有樹叢，又有竹林，就算是有人出來，也不可能注意到這個大院的每個角落呀！”
“據說沾在被害人風衣上的泥漿。並不是酒店大院裏的。”
“那也不能因此就斷定他是在酒店外部被刺的，他在遇害之前，隨時隨地都可能沾上泥漿什麽的。”
“但是……”
就在兩派互不相讓地爭論不休的時候。那須警部插了句話。
“被害人為什麽要去大廈頂樓的餐廳呢？”
爭論的雙方都啞口無言了，將視線集中到那須身上。剛才大家一直都沒有爭論到這個問題。
“為什麽那個男人要乘電梯上到40幾層高的頂樓餐廳去呢？既然知道自己反正沒救了，死在什麽地方還不都是一樣的嗎？他盡管到了那麽高的餐廳，不過也是一具再也無法吃飯的屍體了。”
那須的話說得雖然十分粗魯，但卻一語道破了大家一直都沒有注意到的要害問題，大家原來都隻是簡單地認為，那人在臨死之前，神誌已經不清醒了，故而搖搖晃晃地混進了開往“空中餐廳”的電梯。
“被害人並沒有把刺進胸部的刀子拔出來。據目擊者說。他好象在護著那裏似的。在一般情況下，一個人被刺傷後，隻要還有知覺，他首先會要將兇器從體內拔出，然而，被害人卻偏偏不那麽做，而是讓兇器留在身上。顯然他知道，如果拔出兇器，傷口就會流血不止，從而導致很快死亡。也許他想在臨死之前到某個地方去。所以故意讓兇器原封不動地紮在那裏。就這樣，他來到了皇家飯店的頂樓餐廳。其實，他本該去找家醫院的，可是……”
“我認為他未必是要去頂樓餐廳的。”
那須組裏最年輕的刑警下田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大家都把目光轉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