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漢與前宋一樣,自開國以來,天下各處自然災害不斷,但王倫提高了行政效率,朝廷不會因地方官員治理期間出現災害而考評降低,要求一旦出現災害,各地官員必須第一時間上報,從而快速進行搶救。
為此朝廷特意製定了災害預警與應對製度,這就讓地方官員們“在其位、謀其職”,有了敢於任事的決心。
如今各行省吏員考試已成定製,但民間百姓們仍舊習慣性地將在京諸衙門的招聘考試稱為“科舉”,除了一些特殊的衙門崗位需要專業要求外,官吏的選拔,仍舊以考試的形式進行,被錄取者也要入諸部寺實習學習,然後再分配到各個衙門當中。
這就意味著新朝的小吏群體也徹底被納入到官吏升降體係當中,小吏群體得到了朝廷的認可,並按照品級發放俸祿,所以與前宋相比,本朝的官吏規模變得更加龐大了。
但朝廷不再蔭官,不再設寄祿官,“冗官冗員”現象已經大幅度被削弱,更別提王倫從立國之初就不斷改革的“冗兵”問題了。
本朝的小吏有了穩定的俸祿,有了可以上升為官的通道,再不似前宋那般沒有工資,隻能靠勒索百姓生活,吏治也大為改善。
王倫很清楚,吏治的清明,靠得不是官吏自身的道德修養,而是朝廷堅持的監察製度,監察院的禦史們會不定期地派往各地巡視,度支司也承擔了一部分查賬的監管權力,加上儀鸞司的對內監督、朱貴等以戶部官員身份為掩護的深入基層,再加上王倫在山東、河北推行的鄉議局製度,監督權也被下放了一部分至民間。
靠著強有力的、多線的監督監管,一批能任事、積極進取的官員也從基層不斷被提拔了起來,這讓許多民間百姓們第一次意識到,朝廷和官府是真的在服務於這天下的大多數人。
新朝的禦史,王倫有一個挑選用人的標準,那就是“性剛直”,直白一點,就是一根筋、極其堅持原則。
甚至可以說,新漢的官場風氣,就是靠著這些不畏強權、不計私利的禦史們給扭轉過來的。
通過對官場吏治的整頓,天下的許多事務也走上了正軌,但對於王倫而言,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將常平倉製度徹底鋪開。
新朝硬性規定了糧食的最低收購價,很大程度地避免了“穀賤傷農”,也就穩定了新朝人口最為龐大的農民,如今各府各縣都修建了常平倉,朝廷便可以通過儲備的糧食,完成調度、賑災等工作。
負責巡視、檢查各地常平倉的“巡糧禦史”們,自開國以來,已經發現、懲處貪汙官吏數百人。
這是王倫當皇帝久了之後,發現的一個現象:那就是曆朝曆代的土地平均畝產或許不高,但總產量本是可以滿足中原百姓生存的。
但為什麽一逢荒年、災年、人禍,就有大量百姓挨餓呢?
根本原因在於,糧食作為硬通貨,被掌握在了少量的大地主手中,而且由於交通不便利、朝廷反應不及時,導致了糧食調運的不均衡。
所以王倫將李俊放在嶺南坐鎮,除了打擊海盜、維護海上商路之外,李俊另外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從東南亞大量購入糧食,主要是大米。
也正是嶺南、東南亞諸國的糧食大量北調,朝廷在滅金過程中,才能夠迅速安撫地方,沒有讓東北地區出現規模化的逃荒現象。
甚至可以說,王倫自稱帝以來做的所有事,目的都是為了讓百姓們能夠吃飽飯,眼下溫飽問題暫時緩解,但在這個土地靠天收成的時代,王倫依舊不敢有任何懈怠。
王倫認真分析了自前宋立國至今、關中地區的人口統計、耕地麵積、糧食產量,發現從宋哲宗以來,前宋秦鳳路也就是新朝的隴南行省,降水量是在一直降低的。
這就意味著隴南的糧食產量無法自足,他大約也就想明白趙佶繼位後為何要放棄宋哲宗對西夏取得的戰果了,因為那裏根本就無法支撐起足夠的駐軍。
而且在這個時代,國家對土地最看重的是能否有足夠的產出,與後人對土地的看重著眼點是不同的。
王倫沒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是,明明絲綢之路還未被斷絕阻攔,消滅西夏、進軍西域是有著很大收益的,但前宋就隻想著把持上遊商品售賣,難道就沒有人看出這條商路對中原王朝的重要性嗎?
肯定是有聰明人能夠看出的,否則前宋也不會與西夏打了百餘年,那麽原因隻有一個:受益的仍舊是那一批權貴大商人,他們能夠順暢無阻地將中原的商品賣給西夏,任由西夏做個二道販子,朝廷獲利不夠大,也就缺乏足夠的向西運動的決心。
當然,前宋拉胯的軍事實力也是一個原因。
在互市司也組建了起來,並負責對西夏的貿易事務後,朝廷百官對西夏的態度一下子就發生了變化。
且不說史文恭已經上了三道奏折,詳細講述了西夏在邊境的布防情況、朝廷若以他為將、他會如何出兵攻打,便是文官們也開始熱切了起來。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王皇帝為何如此大方?不就是朝廷與西夏、漠南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朝廷的賦稅就額外多了一大筆收入麽?
吳用調查搜集到的數據、戶部的數據、翰林院對“絲綢之路”的貿易額估算,這些詳實的數據大大刺激到了文官們。
官員並非都是屍位素餐,許多官員們從前宋趙佶為帝時就一直想要治理黃河,要知道宣和三年黃河在河北兩次決口,王倫稱帝以來,也一直對黃河北流的下遊加固堤壩。
但文官們普遍認為,朝廷既然治理淮河,那麽黃河也是要治理一下的,但是治理黃河不似淮河,出役工隻怕要幾十萬人次,這筆錢從哪裏出?去打西夏啊!
所以元宵節過後,朝堂之上,對西夏用兵的聲音就越來越大,這聲音甚至不是武將們最先發出的,而是文官們叫嚷著。
在他們的想法裏,朝廷平定東北,設了遼東、吉林兩個行省,就多了幾十上百個縣府級官員,若是滅了西夏,至少能增設兩個行省,那文官群體不就又壯大了麽?
為此朝廷特意製定了災害預警與應對製度,這就讓地方官員們“在其位、謀其職”,有了敢於任事的決心。
如今各行省吏員考試已成定製,但民間百姓們仍舊習慣性地將在京諸衙門的招聘考試稱為“科舉”,除了一些特殊的衙門崗位需要專業要求外,官吏的選拔,仍舊以考試的形式進行,被錄取者也要入諸部寺實習學習,然後再分配到各個衙門當中。
這就意味著新朝的小吏群體也徹底被納入到官吏升降體係當中,小吏群體得到了朝廷的認可,並按照品級發放俸祿,所以與前宋相比,本朝的官吏規模變得更加龐大了。
但朝廷不再蔭官,不再設寄祿官,“冗官冗員”現象已經大幅度被削弱,更別提王倫從立國之初就不斷改革的“冗兵”問題了。
本朝的小吏有了穩定的俸祿,有了可以上升為官的通道,再不似前宋那般沒有工資,隻能靠勒索百姓生活,吏治也大為改善。
王倫很清楚,吏治的清明,靠得不是官吏自身的道德修養,而是朝廷堅持的監察製度,監察院的禦史們會不定期地派往各地巡視,度支司也承擔了一部分查賬的監管權力,加上儀鸞司的對內監督、朱貴等以戶部官員身份為掩護的深入基層,再加上王倫在山東、河北推行的鄉議局製度,監督權也被下放了一部分至民間。
靠著強有力的、多線的監督監管,一批能任事、積極進取的官員也從基層不斷被提拔了起來,這讓許多民間百姓們第一次意識到,朝廷和官府是真的在服務於這天下的大多數人。
新朝的禦史,王倫有一個挑選用人的標準,那就是“性剛直”,直白一點,就是一根筋、極其堅持原則。
甚至可以說,新漢的官場風氣,就是靠著這些不畏強權、不計私利的禦史們給扭轉過來的。
通過對官場吏治的整頓,天下的許多事務也走上了正軌,但對於王倫而言,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將常平倉製度徹底鋪開。
新朝硬性規定了糧食的最低收購價,很大程度地避免了“穀賤傷農”,也就穩定了新朝人口最為龐大的農民,如今各府各縣都修建了常平倉,朝廷便可以通過儲備的糧食,完成調度、賑災等工作。
負責巡視、檢查各地常平倉的“巡糧禦史”們,自開國以來,已經發現、懲處貪汙官吏數百人。
這是王倫當皇帝久了之後,發現的一個現象:那就是曆朝曆代的土地平均畝產或許不高,但總產量本是可以滿足中原百姓生存的。
但為什麽一逢荒年、災年、人禍,就有大量百姓挨餓呢?
根本原因在於,糧食作為硬通貨,被掌握在了少量的大地主手中,而且由於交通不便利、朝廷反應不及時,導致了糧食調運的不均衡。
所以王倫將李俊放在嶺南坐鎮,除了打擊海盜、維護海上商路之外,李俊另外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從東南亞大量購入糧食,主要是大米。
也正是嶺南、東南亞諸國的糧食大量北調,朝廷在滅金過程中,才能夠迅速安撫地方,沒有讓東北地區出現規模化的逃荒現象。
甚至可以說,王倫自稱帝以來做的所有事,目的都是為了讓百姓們能夠吃飽飯,眼下溫飽問題暫時緩解,但在這個土地靠天收成的時代,王倫依舊不敢有任何懈怠。
王倫認真分析了自前宋立國至今、關中地區的人口統計、耕地麵積、糧食產量,發現從宋哲宗以來,前宋秦鳳路也就是新朝的隴南行省,降水量是在一直降低的。
這就意味著隴南的糧食產量無法自足,他大約也就想明白趙佶繼位後為何要放棄宋哲宗對西夏取得的戰果了,因為那裏根本就無法支撐起足夠的駐軍。
而且在這個時代,國家對土地最看重的是能否有足夠的產出,與後人對土地的看重著眼點是不同的。
王倫沒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是,明明絲綢之路還未被斷絕阻攔,消滅西夏、進軍西域是有著很大收益的,但前宋就隻想著把持上遊商品售賣,難道就沒有人看出這條商路對中原王朝的重要性嗎?
肯定是有聰明人能夠看出的,否則前宋也不會與西夏打了百餘年,那麽原因隻有一個:受益的仍舊是那一批權貴大商人,他們能夠順暢無阻地將中原的商品賣給西夏,任由西夏做個二道販子,朝廷獲利不夠大,也就缺乏足夠的向西運動的決心。
當然,前宋拉胯的軍事實力也是一個原因。
在互市司也組建了起來,並負責對西夏的貿易事務後,朝廷百官對西夏的態度一下子就發生了變化。
且不說史文恭已經上了三道奏折,詳細講述了西夏在邊境的布防情況、朝廷若以他為將、他會如何出兵攻打,便是文官們也開始熱切了起來。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王皇帝為何如此大方?不就是朝廷與西夏、漠南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朝廷的賦稅就額外多了一大筆收入麽?
吳用調查搜集到的數據、戶部的數據、翰林院對“絲綢之路”的貿易額估算,這些詳實的數據大大刺激到了文官們。
官員並非都是屍位素餐,許多官員們從前宋趙佶為帝時就一直想要治理黃河,要知道宣和三年黃河在河北兩次決口,王倫稱帝以來,也一直對黃河北流的下遊加固堤壩。
但文官們普遍認為,朝廷既然治理淮河,那麽黃河也是要治理一下的,但是治理黃河不似淮河,出役工隻怕要幾十萬人次,這筆錢從哪裏出?去打西夏啊!
所以元宵節過後,朝堂之上,對西夏用兵的聲音就越來越大,這聲音甚至不是武將們最先發出的,而是文官們叫嚷著。
在他們的想法裏,朝廷平定東北,設了遼東、吉林兩個行省,就多了幾十上百個縣府級官員,若是滅了西夏,至少能增設兩個行省,那文官群體不就又壯大了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