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誌兆從堂叔的言辭中聽出了警示，便不再爭執，起身抹去淚水，向來倚重的堂叔深鞠一躬，說道：“叔，我聽您的，這就離開，您多保重。”
說完，他轉身走出房門，堅定地邁步離去。
這一別，竟成永訣。
自此，謝誌兆再未踏上香江一步。
他引發的金融動蕩才剛剛拉開序幕。
隨著“謝利源金行”老板逃離，店鋪清算的消息迅速傳遍香江金融圈，如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攪動了整個市場。
股市自開盤起便一路下滑，最終在大量賣單的衝擊下，跌勢加劇。
首先受到影響的是“謝利源金行”，股價如自由落體般直線下墜。緊接著是與其緊密相連的恒隆銀行。
這兩家公司素來形影不離，恒隆銀行深度介入了謝利源的所有項目。如今謝利源出事，投資者立刻意識到，恒隆銀行也難逃牽連！
恒隆銀行出現問題，那麽同屬一個集團的恒隆地產呢？
由此及彼，人們開始懷疑其他中小型銀行、房產企業以及財務機構是否也會陷入同樣的困境。
於是，這一天的香江金融市場隻能用一個字概括——跌。
幾乎所有金融資產都在下跌，股票、房地產、各類商品期貨……唯獨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黃金期貨，逆勢上揚，成為當天唯一一抹亮色。
剛到中午，香江股市已經跌去了近三分之一，市值蒸發了幾千億，許多人一夜之間資產清零，各大樓頂成了絕望者眼中的最後去處，甚至要提前占位。
麵對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香江政府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暫停下午的股市交易。
雖然股市停了，但市民們還有一件要緊事要做——取現金！
不論哪家銀行，門口都是人山人海，長長的隊伍蜿蜒不絕。人們紛紛從銀行提取現金，用報紙、背包甚至是編織袋小心翼翼地帶回家中，因為他們心裏都沒底，不知道下一家倒閉的會是哪家機構。
很快，答案揭曉了，是“大來財務”陷入了困境。
作為一家財務公司，其主要業務包括存款、貸款和金融投資。
然而，自從去年下半年起，香江的財務公司就開始麵臨挑戰。因為自七十年代末以來，香江經濟出現過熱跡象，金融市場充斥著過度投機的行為。
為此，自1981年7月起，政府實施了“金融三級製”，對金融機構進行分級管理。
第一級是“持牌銀行”，有權處理所有存款和支票業務。
第二級是“有限製牌照銀行”，主要從事商業銀行業務和資本市場活動，能接收五十萬及以上的大額存款。
第三級是“接受存款公司”，可提供個人信貸和證券交易服務，但僅限於十萬及以上且存期至少三個月的存款。
對於持有第三級牌照的大來財務而言，“十萬及以上且存期至少三個月”的限製，就像是給他們戴上了緊箍咒，這意味著大量短期小額資金將不再流入他們的賬戶。
隨後，香江當局調整了土地買賣規則，終止了長期實行的土地款項分期支付選項。這意味著房產開發商必須一次性支付全額地價給政府。
與此同時，由於前幾年香江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繁榮，建築材料大量進口，使得貿易逆差擴大。
再加上1980年米國新任總統裏根推行了緊縮貨幣政策來對抗通貨膨脹，導致美元利率上升。受到這些國內外因素的影響，香江的利率也隨之走高。
自1981年下半年起，香江的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滯銷現象，而貸款利率卻持續攀升，到了10月份，年利率竟達到了20%，房屋貸款利率更飆升至21%。
不幸的是，“大來財務”積累了大量的不良房產貸款。這些貸款在高估的情況下發放，在房價下滑以及高額按揭利率的壓力下，許多借款人選擇停止還款，放棄了他們的房產。
因此，“大來財務”的現金流變成了難以出售且持續貶值的房產。
這些資金其實是從金融市場借貸得來的，所以“大來財務”陷入了困境。
實際上，它還有機會，因為它與“恒隆銀行”有著緊密聯係，並且得到了一筆貸款。如果謹慎操作，或許可以度過難關。
然而，“大來財務”選擇了冒險，它用這筆錢在外匯市場全部押注英鎊升值，希望英國在馬島戰爭中的勝利能夠帶動英鎊的上漲。
不幸的是，英鎊並未如願持續升值。高杠杆的“大來財務”在英鎊未能迅速反彈時就遭遇了巨大損失。
盡管如此，隻要不公開虧損，它仍有機會翻身，因為它還有一些可用作抵押的資產。
遺憾的是，由於“謝利源金鋪”引發的擠兌風波迅速蔓延，眾多持有“大來財務”存款憑證的投資者紛紛要求提現，哪怕犧牲利息也在所不惜。
根據香江新的金融管理體係，每個憑證至少代表了10萬港元的價值。
很快，剩餘的現金就被提光了。向“恒隆銀行”求助的人也失望而歸，因為該銀行也已岌岌可危。
當“大來財務”的幾位高層得知援助中斷後，立即決定主動報警，並請求警方介入，甚至願意揭露公司的非法活動細節，以便盡快結束混亂的局麵。
作為金融圈的老手，賬目自然是門兒清。
被警察帶走雖然名聲不好聽，但至少眼下安全有了保障，將來或許還能成為關鍵證人，博得一線生機。但留在現場，麵對憤怒的人群，後果可就難以預料了。
“大來財務”宣布破產清算的消息如同平地驚雷。
然而，這漫長的一天還遠未結束。
“大來財務”的倒閉並未讓聚集的人群散去。在警方的安撫下，人群依然不願離開，因為他們手中的存款單瞬間成了廢紙，這樣的打擊任誰都難以承受。
尤其是在1982年的香港，那時人們的平均月薪還不足三千港元，而這些廢紙上的數字卻動輒十幾萬。
為了保護自身權益，人群中迅速形成了自發聯盟，交流信息。
這些存款人的社會地位和人脈使得他們能夠更快地獲得有價值的情報。
他們得知，“大來財務”的兩位股東同時也是“恒隆銀行”的股東。
說完，他轉身走出房門，堅定地邁步離去。
這一別，竟成永訣。
自此，謝誌兆再未踏上香江一步。
他引發的金融動蕩才剛剛拉開序幕。
隨著“謝利源金行”老板逃離，店鋪清算的消息迅速傳遍香江金融圈，如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攪動了整個市場。
股市自開盤起便一路下滑，最終在大量賣單的衝擊下，跌勢加劇。
首先受到影響的是“謝利源金行”，股價如自由落體般直線下墜。緊接著是與其緊密相連的恒隆銀行。
這兩家公司素來形影不離，恒隆銀行深度介入了謝利源的所有項目。如今謝利源出事，投資者立刻意識到，恒隆銀行也難逃牽連！
恒隆銀行出現問題，那麽同屬一個集團的恒隆地產呢？
由此及彼，人們開始懷疑其他中小型銀行、房產企業以及財務機構是否也會陷入同樣的困境。
於是，這一天的香江金融市場隻能用一個字概括——跌。
幾乎所有金融資產都在下跌，股票、房地產、各類商品期貨……唯獨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黃金期貨，逆勢上揚，成為當天唯一一抹亮色。
剛到中午，香江股市已經跌去了近三分之一，市值蒸發了幾千億，許多人一夜之間資產清零，各大樓頂成了絕望者眼中的最後去處，甚至要提前占位。
麵對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香江政府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暫停下午的股市交易。
雖然股市停了，但市民們還有一件要緊事要做——取現金！
不論哪家銀行，門口都是人山人海，長長的隊伍蜿蜒不絕。人們紛紛從銀行提取現金，用報紙、背包甚至是編織袋小心翼翼地帶回家中，因為他們心裏都沒底，不知道下一家倒閉的會是哪家機構。
很快，答案揭曉了，是“大來財務”陷入了困境。
作為一家財務公司，其主要業務包括存款、貸款和金融投資。
然而，自從去年下半年起，香江的財務公司就開始麵臨挑戰。因為自七十年代末以來，香江經濟出現過熱跡象，金融市場充斥著過度投機的行為。
為此，自1981年7月起，政府實施了“金融三級製”，對金融機構進行分級管理。
第一級是“持牌銀行”，有權處理所有存款和支票業務。
第二級是“有限製牌照銀行”，主要從事商業銀行業務和資本市場活動，能接收五十萬及以上的大額存款。
第三級是“接受存款公司”，可提供個人信貸和證券交易服務，但僅限於十萬及以上且存期至少三個月的存款。
對於持有第三級牌照的大來財務而言，“十萬及以上且存期至少三個月”的限製，就像是給他們戴上了緊箍咒，這意味著大量短期小額資金將不再流入他們的賬戶。
隨後，香江當局調整了土地買賣規則，終止了長期實行的土地款項分期支付選項。這意味著房產開發商必須一次性支付全額地價給政府。
與此同時，由於前幾年香江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繁榮，建築材料大量進口，使得貿易逆差擴大。
再加上1980年米國新任總統裏根推行了緊縮貨幣政策來對抗通貨膨脹，導致美元利率上升。受到這些國內外因素的影響，香江的利率也隨之走高。
自1981年下半年起，香江的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滯銷現象，而貸款利率卻持續攀升，到了10月份，年利率竟達到了20%，房屋貸款利率更飆升至21%。
不幸的是，“大來財務”積累了大量的不良房產貸款。這些貸款在高估的情況下發放，在房價下滑以及高額按揭利率的壓力下，許多借款人選擇停止還款，放棄了他們的房產。
因此，“大來財務”的現金流變成了難以出售且持續貶值的房產。
這些資金其實是從金融市場借貸得來的，所以“大來財務”陷入了困境。
實際上，它還有機會，因為它與“恒隆銀行”有著緊密聯係，並且得到了一筆貸款。如果謹慎操作，或許可以度過難關。
然而，“大來財務”選擇了冒險，它用這筆錢在外匯市場全部押注英鎊升值，希望英國在馬島戰爭中的勝利能夠帶動英鎊的上漲。
不幸的是，英鎊並未如願持續升值。高杠杆的“大來財務”在英鎊未能迅速反彈時就遭遇了巨大損失。
盡管如此，隻要不公開虧損，它仍有機會翻身，因為它還有一些可用作抵押的資產。
遺憾的是，由於“謝利源金鋪”引發的擠兌風波迅速蔓延，眾多持有“大來財務”存款憑證的投資者紛紛要求提現，哪怕犧牲利息也在所不惜。
根據香江新的金融管理體係，每個憑證至少代表了10萬港元的價值。
很快，剩餘的現金就被提光了。向“恒隆銀行”求助的人也失望而歸，因為該銀行也已岌岌可危。
當“大來財務”的幾位高層得知援助中斷後，立即決定主動報警，並請求警方介入，甚至願意揭露公司的非法活動細節，以便盡快結束混亂的局麵。
作為金融圈的老手，賬目自然是門兒清。
被警察帶走雖然名聲不好聽，但至少眼下安全有了保障，將來或許還能成為關鍵證人，博得一線生機。但留在現場，麵對憤怒的人群，後果可就難以預料了。
“大來財務”宣布破產清算的消息如同平地驚雷。
然而，這漫長的一天還遠未結束。
“大來財務”的倒閉並未讓聚集的人群散去。在警方的安撫下，人群依然不願離開，因為他們手中的存款單瞬間成了廢紙，這樣的打擊任誰都難以承受。
尤其是在1982年的香港，那時人們的平均月薪還不足三千港元，而這些廢紙上的數字卻動輒十幾萬。
為了保護自身權益，人群中迅速形成了自發聯盟，交流信息。
這些存款人的社會地位和人脈使得他們能夠更快地獲得有價值的情報。
他們得知，“大來財務”的兩位股東同時也是“恒隆銀行”的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