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的世界
做記者的最初幾年，我的智商不比現在低，卻始終有一個小的困惑無法解決。我在採訪中遇到過不少人，明明做著蠢事或壞事卻振振有詞，告誡我不要“搗亂”。我的困惑是，他們是真的持有錯誤觀念，還是不知羞恥呢?這不隻是私利可以解釋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識地做壞人的傢夥不可能那麽多。日積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們生活在一個更失真的世界裏。
一個國家越是遠離現代文明，為之服務的人們越是閱歷深厚，他們就越可能以各種前現代的道統為天經地義。設想一下，如果我去採訪李鴻章，關於帝製，他會說些什麽呢?他也許是那個時代中國最聰明的人，但是他會說中國人離不開皇上--他已經體製化了。這可不是我的臆測，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就是這麽說的。基於同樣的原因，如今一個沒什麽文化的某某執法隊員也可能真心誠意地認為掀翻小販的車子是整肅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實上，我的一個表弟就在某個省會城市正做著這個工作。我試圖告訴他，粗暴執法是不對的。最終我發現這並不容易，因為他曾在執法過程中遇到無數困難，而一腳踢過去實在是最簡明的解決之道。這時候我該怎麽想呢?期望整個社會的進步漸漸地導致他不需要這麽做，並且理解他?
當然不。這是個是非問題。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權力對無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諒的。這是一塊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個著名的比喻，現代文明的航空母艦就立在這枚硬幣上。
帶著一股文化激憤，我的表弟告訴我：“中國人就是賤，你不來點兒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難向他解釋，類似的說法我曾經在飯桌上聽到過，在各種討論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讀到過，也曾經在記載李鴻章那個年代的歷史紀錄中讀到過。當年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就報告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中國文化在璀璨一麵之外也有黯淡一麵，民族性需要檢討之類的說法並不是全是無稽之談。不過，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會在墳墓中像今天清楚春天花開秋天葉落一樣清楚這個事實：所謂劣根，絕非人性之必然，沒有人甘於下賤，隻有人不得不下賤。
每個人都有尊嚴，隻要他們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個好的社會將幫助一個人祛除黑暗，激發美好。我並不需要多聽幾遍歐巴馬的演講來讓自己擁有確認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們可以!”才醒悟人類擁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兒，就看你看不看它。
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種可貴的品質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時候，天真可以幫助我們從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個人認為中國人需要皇上，或者給了自己一個墮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賄去做這個事，那就會有另一個人這麽做，他會比我做更多的壞事”等等。那麽在我看來，他就是在尋找到智慧之前已經失去了天真，既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裏。
“失真”洋溢在我們周圍，看清它也許很難。有個研究納粹和邪教組織的心理學家叫羅伯特-利夫頓，他說，納粹醫生們長年以來故意迴避本能的情緒，創造出了一個“奧斯維辛自我”，他們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們逃避掉自幼建立起來的正常情感，阻止人類天生的良知幹擾他們的工作。
這是最糟糕和最邪惡的一種體製化。有時候，我會想起小時候大人們常常用來譴責小孩子的一句話，這句話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個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實上這種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個失真的世界裏，每個人都會越壞，甚至一個聰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義和納粹並不是孩子般的舉動，它們都是深刻信仰的產物。“失真”會像黑洞扭曲光線一樣扭曲我們的頭腦。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可以什麽都不需要，除了一個真實的世界
@因循不覺韶光換
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當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採訪，沿著禹龍幹道從老城走到新城，屍味之濃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簾中行走。以前我聽同事講過他們在東南亞海嘯之後的見聞，說屍體都擺在海灘上，望之令人絕望。這回我也算體會到了。北川縣城其實是一個山穀，其時烈日燒灼，到處都是滾落的巨石，我們私下打比方說，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麽大的石頭”。
當時《南方周末》編輯部強令記者徒步進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記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讓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說：“那山大得!”後來他們乘直升機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難萬險。
當時我很惶惑。小時候我母親講故事，說一頭大象死去的時候，別的大象就會圍繞在它身邊久久悲鳴。我體會到的正是那種大象的惶惑。你怎麽會想到自己會在有生之年置身於這樣一個巨大的悲劇當中呢?在北川，幾乎每一分鍾你都會看到人們平時所說的“永生難忘的一幕”。我隻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隻需要像以前做災難報導一樣去做。”這也就是後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南方周末》的報導沒有“懵掉”的原因。我們隻是想報導真實的災難與救援現場。在後來的一篇總結文章中我說，我是一個記者，當然隻能以我的職業方式去幫助人們。
當時我的好多朋友看著電視以淚洗麵，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膩煩了道德狂熱，跑出去尋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後一種人當時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於眾。按一種浪漫主義的說法，我也算是去過“前線”的人了，那麽容我說一句真話吧：我覺得他們每個人的做法都是對的。
德軍入侵當日，卡夫卡在日記裏隻記錄了自己買東西、遊泳之類的小事兒。這是他的權利。羅素有一句名言：“參差多態，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話則很少有人知道，“可是這在烏托邦裏卻絲毫不見。”一個好的社會自有寬容度，一個不夠好的社會則隻有單一的評判。我願意去災難現場，但不喜歡任何一元價值觀，不喜歡巨大的“善”壓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綿陽市的九州體育館。為了讓孩子們過六·一兒童節，體育館外麵正在放電影，成龍在汽車上跳來跳去，製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樓轟然倒塌了。大人孩子們都被電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卻是，對他們來說這有什麽好看的呢?幾天前他們剛剛看過了更驚心動魄的場麵。可是如果你在現場，你會明白其中的邏輯。他們就是需要一點兒娛樂活動。他們也許死了父親，也許死了母親，也許失去了孩子，可是他們需要的就是在一個炎熱的夜裏讓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臉上。
我感到我與他們是一體的。有時候你感到事物之間有某種關係，但是你說不清楚為什麽有關係。上大學時我讀過狄蘭·托馬斯的詩：通過綠色的莖管催動花朵的力/也催動我綠色的年華，使樹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毀滅者。某種程度上說，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毀滅了。你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麽變化，就是會在回想起地震期間的經歷時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做記者的最初幾年，我的智商不比現在低，卻始終有一個小的困惑無法解決。我在採訪中遇到過不少人，明明做著蠢事或壞事卻振振有詞，告誡我不要“搗亂”。我的困惑是，他們是真的持有錯誤觀念，還是不知羞恥呢?這不隻是私利可以解釋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識地做壞人的傢夥不可能那麽多。日積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們生活在一個更失真的世界裏。
一個國家越是遠離現代文明，為之服務的人們越是閱歷深厚，他們就越可能以各種前現代的道統為天經地義。設想一下，如果我去採訪李鴻章，關於帝製，他會說些什麽呢?他也許是那個時代中國最聰明的人，但是他會說中國人離不開皇上--他已經體製化了。這可不是我的臆測，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就是這麽說的。基於同樣的原因，如今一個沒什麽文化的某某執法隊員也可能真心誠意地認為掀翻小販的車子是整肅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實上，我的一個表弟就在某個省會城市正做著這個工作。我試圖告訴他，粗暴執法是不對的。最終我發現這並不容易，因為他曾在執法過程中遇到無數困難，而一腳踢過去實在是最簡明的解決之道。這時候我該怎麽想呢?期望整個社會的進步漸漸地導致他不需要這麽做，並且理解他?
當然不。這是個是非問題。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權力對無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諒的。這是一塊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個著名的比喻，現代文明的航空母艦就立在這枚硬幣上。
帶著一股文化激憤，我的表弟告訴我：“中國人就是賤，你不來點兒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難向他解釋，類似的說法我曾經在飯桌上聽到過，在各種討論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讀到過，也曾經在記載李鴻章那個年代的歷史紀錄中讀到過。當年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就報告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中國文化在璀璨一麵之外也有黯淡一麵，民族性需要檢討之類的說法並不是全是無稽之談。不過，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會在墳墓中像今天清楚春天花開秋天葉落一樣清楚這個事實：所謂劣根，絕非人性之必然，沒有人甘於下賤，隻有人不得不下賤。
每個人都有尊嚴，隻要他們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個好的社會將幫助一個人祛除黑暗，激發美好。我並不需要多聽幾遍歐巴馬的演講來讓自己擁有確認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們可以!”才醒悟人類擁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兒，就看你看不看它。
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種可貴的品質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時候，天真可以幫助我們從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個人認為中國人需要皇上，或者給了自己一個墮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賄去做這個事，那就會有另一個人這麽做，他會比我做更多的壞事”等等。那麽在我看來，他就是在尋找到智慧之前已經失去了天真，既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裏。
“失真”洋溢在我們周圍，看清它也許很難。有個研究納粹和邪教組織的心理學家叫羅伯特-利夫頓，他說，納粹醫生們長年以來故意迴避本能的情緒，創造出了一個“奧斯維辛自我”，他們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們逃避掉自幼建立起來的正常情感，阻止人類天生的良知幹擾他們的工作。
這是最糟糕和最邪惡的一種體製化。有時候，我會想起小時候大人們常常用來譴責小孩子的一句話，這句話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個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實上這種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個失真的世界裏，每個人都會越壞，甚至一個聰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義和納粹並不是孩子般的舉動，它們都是深刻信仰的產物。“失真”會像黑洞扭曲光線一樣扭曲我們的頭腦。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可以什麽都不需要，除了一個真實的世界
@因循不覺韶光換
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當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採訪，沿著禹龍幹道從老城走到新城，屍味之濃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簾中行走。以前我聽同事講過他們在東南亞海嘯之後的見聞，說屍體都擺在海灘上，望之令人絕望。這回我也算體會到了。北川縣城其實是一個山穀，其時烈日燒灼，到處都是滾落的巨石，我們私下打比方說，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麽大的石頭”。
當時《南方周末》編輯部強令記者徒步進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記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讓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說：“那山大得!”後來他們乘直升機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難萬險。
當時我很惶惑。小時候我母親講故事，說一頭大象死去的時候，別的大象就會圍繞在它身邊久久悲鳴。我體會到的正是那種大象的惶惑。你怎麽會想到自己會在有生之年置身於這樣一個巨大的悲劇當中呢?在北川，幾乎每一分鍾你都會看到人們平時所說的“永生難忘的一幕”。我隻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隻需要像以前做災難報導一樣去做。”這也就是後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南方周末》的報導沒有“懵掉”的原因。我們隻是想報導真實的災難與救援現場。在後來的一篇總結文章中我說，我是一個記者，當然隻能以我的職業方式去幫助人們。
當時我的好多朋友看著電視以淚洗麵，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膩煩了道德狂熱，跑出去尋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後一種人當時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於眾。按一種浪漫主義的說法，我也算是去過“前線”的人了，那麽容我說一句真話吧：我覺得他們每個人的做法都是對的。
德軍入侵當日，卡夫卡在日記裏隻記錄了自己買東西、遊泳之類的小事兒。這是他的權利。羅素有一句名言：“參差多態，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話則很少有人知道，“可是這在烏托邦裏卻絲毫不見。”一個好的社會自有寬容度，一個不夠好的社會則隻有單一的評判。我願意去災難現場，但不喜歡任何一元價值觀，不喜歡巨大的“善”壓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綿陽市的九州體育館。為了讓孩子們過六·一兒童節，體育館外麵正在放電影，成龍在汽車上跳來跳去，製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樓轟然倒塌了。大人孩子們都被電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卻是，對他們來說這有什麽好看的呢?幾天前他們剛剛看過了更驚心動魄的場麵。可是如果你在現場，你會明白其中的邏輯。他們就是需要一點兒娛樂活動。他們也許死了父親，也許死了母親，也許失去了孩子，可是他們需要的就是在一個炎熱的夜裏讓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臉上。
我感到我與他們是一體的。有時候你感到事物之間有某種關係，但是你說不清楚為什麽有關係。上大學時我讀過狄蘭·托馬斯的詩：通過綠色的莖管催動花朵的力/也催動我綠色的年華，使樹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毀滅者。某種程度上說，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毀滅了。你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麽變化，就是會在回想起地震期間的經歷時感到非常、非常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