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上，孤芳自賞是很難的一件事。《紅樓夢》早就說清楚了，孤芳自賞不是一個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許，那麽你除了死球之外別無前途。要說今日世界比《紅樓夢》時代可進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門我能遇到賈政，明天出門我能遇到鳳姐，山寨版的賈寶玉就更甭提了，幾乎每個男的都是，惟獨沒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優點可不隻在於靈魂，她可是那小說裏的第一美女呀。
我們這個世界又對自我遺棄極其縱容。老百姓講話：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過幾次類似的新聞，一個人要跳樓，底下的看客一齊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麵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呀，於是縱身一躍，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這樣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麽勇敢的事情啊。
說到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們的“文化”不夠好，其實不完全是。亨廷頓已死，“文化決定論”也不時髦了，往深一層，還是得舊話重提，說到文化是體製的結果。有時我覺得，我買得起糖葫蘆吃，買得起可樂喝，沒什麽好抱怨的;有時我又覺得，這不行啊，這都怎麽回事兒啊，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見我還是把自己當一個知識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開，厭倦於閑事，又難免愛管閑事。可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人愛管閑事，以及以何種態度管著閑事，而在於我們的體製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愛管閑事這一事實本身。
打擊正直之聲的人，未必都是壞人。當年袁崇煥被認定叛國，公開處決，老百姓就大啖其肉。這件事可以寫成正劇，袁將軍就該說，知我心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可以寫成黑色幽默，他就該說，看來經濟過熱，豬肉真的漲價啦;也可以寫成我這種清談的小文章，他就會說，一個社會如果對真相沒有興趣，也不容許真相的發現者好好活著，這世界將是多麽可怕啊。
倘若袁將軍說後一句話，那麽他就是一個常識的信奉者，是一個出色的現代人。當我們說到某事是常識的時候，常常說，“凡有頭腦的人都知道這個”，可是具體而微地說起來，我看有頭腦的人其實沒多少。我們的教育經歷和人生經歷當中早已蘊涵了好多顢頇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維亦是濫觴之一，至今屢見不鮮。舉例來說，最近茅於軾先生發表自己關於耕地保有線的看法，就有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賊”，登了這樣或類似文章的媒體就要被一部分人指責為“資本家的走狗”。這都是什麽亂七八糟的呀?我想明顯荒謬的指責若非來自陷害，必定來自顢頇。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師長所言，我們的當務之急之一就是換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魯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會說，我們周圍有權貴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熱者，有對威權政治的迷戀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義者，有“小尼姑的腦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這個名單可以列得更長，可是在我看來，幾乎全部“者”都是“狼人”的變種。
如此斑斕的景象，足以製造層出不窮的時代戲劇，卻未必製造出美好的未來。為什麽有些人會覺得寂寞呢?因為大家活得太熱鬧也太鹵莽了。因為大家像風中玉米，微風吹過就左搖右擺。因為你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你旁邊那個明眼人卻不能免於恐懼。
@獨一有趣的事
新聞業有一句聽上去很絕望的格言，叫作“給我一個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講得有趣些。”可以作為類比的是，你從來沒聽過日化行業說什麽“給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沒人在這種事上大費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錯的味道，而新聞業拿了神靈自我要挾，一多半兒的新聞還是不堪卒讀。這也許可以說明新聞從業者全是傻蛋——如果你這麽理解，我也沒辦法反對，因為我自己就幹過新聞，而且以我的智商來應付這壯美的時代還真是左支右絀。可是這更能證明，新聞業是一個依賴於個人才能的行業，也說明一個好的新聞機構是多麽難得，而作為整體，一個健康的新聞業也比一般行業更重要和更珍貴。沒有牙膏你還可以用牙線或者鹽，沒有新聞業，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復存焉。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發現寫出一個有趣的故事太難了。就像紅土上隻生長茶樹一樣，我們這兒也隻盛產一種故事，就是一個傢夥被關進了拘留所，他就很開心地跟同伴們玩起了遊戲，丟手絹，丟手絹，輕輕的放在小朋友的後麵，大家不要告訴他!然後他就死了。我們的新聞倘是真實的，就總是這個樣子，像一條荒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巔不停奔湧。若論單個兒的，這種故事當然精彩絕倫，可是身邊的每個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沒什麽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聞從業史上，我有過一個很不起眼但頗有意味的經歷。早前幾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對我說，你別再做礦難報導了，那都是垃圾新聞了。你知道這句話最令人吃驚之處在哪裏?在於它一點兒沒錯。公眾的同情心是有閾值的，很容易厭煩，久而久之，再嚴肅的悲劇也會無人理會。
問題總是像頑石一樣聳立在那裏：我們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寫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個。
什麽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個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證當然是水門事件。我一歲那年，華盛頓郵報的兩個記者搞定了“深喉”、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二號人物馬克.費爾特，從而證明了尼克森總統確實對政治對手使用了竊聽器。你可以從中看到一個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義：一是有超乎讀者期待的情節，二是它包含著一種近乎清高的信念，務使歷史向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向轉向。
可是這種故事嬌嫩著呢。偉大的新聞總是特別容易死掉，說起來真是驚險萬狀，簡直連丟手絹都不必。這就像造物主製造了一朵鳶尾花，隻要這個世界改變一點點，比如洋流偏轉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這朵鳶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變稍微大那麽一點兒，比如在太陽係裏拿掉一個最小的行星，那麽很可能“轟”的一聲，歐洲就掉到你們家的馬桶裏去了。一般來說這就叫係統。有趣的新聞故事總是依賴於好的文明係統，無聊的新聞故事則依賴於反文明的另一個。
換言之，反文明的係統殺死了幾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為它留下了獨一有趣的一個。
前蘇聯有個老故事說，凱撒、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崙受邀參加紅場閱兵，凱撒說，如果我有蘇聯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歐洲;亞歷山大說，如果我有蘇聯的飛機，我就能征服世界;輪到拿破崙了，他說，如果我有《真理報》，到現在也沒人知道滑鐵盧。這個故事很有趣，底子卻悲哀，它花開後百花殺，有了它，別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殺了。可是如今人們不僅知道了滑鐵盧，還知道了蘇聯的各種往事，我覺得這證明了獨一有趣的故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麽強大，總有威風掃地的一天。這個結尾有一層糟糕之處，就是蘇聯解體了，石油寡頭誕生了，切爾西變強了，我支持的阿森納隊的統治時期結束了。不過它又再妙不過：有趣的故事又復活了。
我們這個世界又對自我遺棄極其縱容。老百姓講話：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過幾次類似的新聞，一個人要跳樓，底下的看客一齊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麵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呀，於是縱身一躍，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這樣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麽勇敢的事情啊。
說到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們的“文化”不夠好，其實不完全是。亨廷頓已死，“文化決定論”也不時髦了，往深一層，還是得舊話重提，說到文化是體製的結果。有時我覺得，我買得起糖葫蘆吃，買得起可樂喝，沒什麽好抱怨的;有時我又覺得，這不行啊，這都怎麽回事兒啊，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見我還是把自己當一個知識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開，厭倦於閑事，又難免愛管閑事。可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人愛管閑事，以及以何種態度管著閑事，而在於我們的體製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愛管閑事這一事實本身。
打擊正直之聲的人，未必都是壞人。當年袁崇煥被認定叛國，公開處決，老百姓就大啖其肉。這件事可以寫成正劇，袁將軍就該說，知我心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可以寫成黑色幽默，他就該說，看來經濟過熱，豬肉真的漲價啦;也可以寫成我這種清談的小文章，他就會說，一個社會如果對真相沒有興趣，也不容許真相的發現者好好活著，這世界將是多麽可怕啊。
倘若袁將軍說後一句話，那麽他就是一個常識的信奉者，是一個出色的現代人。當我們說到某事是常識的時候，常常說，“凡有頭腦的人都知道這個”，可是具體而微地說起來，我看有頭腦的人其實沒多少。我們的教育經歷和人生經歷當中早已蘊涵了好多顢頇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維亦是濫觴之一，至今屢見不鮮。舉例來說，最近茅於軾先生發表自己關於耕地保有線的看法，就有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賊”，登了這樣或類似文章的媒體就要被一部分人指責為“資本家的走狗”。這都是什麽亂七八糟的呀?我想明顯荒謬的指責若非來自陷害，必定來自顢頇。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師長所言，我們的當務之急之一就是換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魯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會說，我們周圍有權貴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熱者，有對威權政治的迷戀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義者，有“小尼姑的腦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這個名單可以列得更長，可是在我看來，幾乎全部“者”都是“狼人”的變種。
如此斑斕的景象，足以製造層出不窮的時代戲劇，卻未必製造出美好的未來。為什麽有些人會覺得寂寞呢?因為大家活得太熱鬧也太鹵莽了。因為大家像風中玉米，微風吹過就左搖右擺。因為你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你旁邊那個明眼人卻不能免於恐懼。
@獨一有趣的事
新聞業有一句聽上去很絕望的格言，叫作“給我一個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講得有趣些。”可以作為類比的是，你從來沒聽過日化行業說什麽“給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沒人在這種事上大費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錯的味道，而新聞業拿了神靈自我要挾，一多半兒的新聞還是不堪卒讀。這也許可以說明新聞從業者全是傻蛋——如果你這麽理解，我也沒辦法反對，因為我自己就幹過新聞，而且以我的智商來應付這壯美的時代還真是左支右絀。可是這更能證明，新聞業是一個依賴於個人才能的行業，也說明一個好的新聞機構是多麽難得，而作為整體，一個健康的新聞業也比一般行業更重要和更珍貴。沒有牙膏你還可以用牙線或者鹽，沒有新聞業，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復存焉。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發現寫出一個有趣的故事太難了。就像紅土上隻生長茶樹一樣，我們這兒也隻盛產一種故事，就是一個傢夥被關進了拘留所，他就很開心地跟同伴們玩起了遊戲，丟手絹，丟手絹，輕輕的放在小朋友的後麵，大家不要告訴他!然後他就死了。我們的新聞倘是真實的，就總是這個樣子，像一條荒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巔不停奔湧。若論單個兒的，這種故事當然精彩絕倫，可是身邊的每個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沒什麽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聞從業史上，我有過一個很不起眼但頗有意味的經歷。早前幾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對我說，你別再做礦難報導了，那都是垃圾新聞了。你知道這句話最令人吃驚之處在哪裏?在於它一點兒沒錯。公眾的同情心是有閾值的，很容易厭煩，久而久之，再嚴肅的悲劇也會無人理會。
問題總是像頑石一樣聳立在那裏：我們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寫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個。
什麽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個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證當然是水門事件。我一歲那年，華盛頓郵報的兩個記者搞定了“深喉”、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二號人物馬克.費爾特，從而證明了尼克森總統確實對政治對手使用了竊聽器。你可以從中看到一個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義：一是有超乎讀者期待的情節，二是它包含著一種近乎清高的信念，務使歷史向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向轉向。
可是這種故事嬌嫩著呢。偉大的新聞總是特別容易死掉，說起來真是驚險萬狀，簡直連丟手絹都不必。這就像造物主製造了一朵鳶尾花，隻要這個世界改變一點點，比如洋流偏轉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這朵鳶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變稍微大那麽一點兒，比如在太陽係裏拿掉一個最小的行星，那麽很可能“轟”的一聲，歐洲就掉到你們家的馬桶裏去了。一般來說這就叫係統。有趣的新聞故事總是依賴於好的文明係統，無聊的新聞故事則依賴於反文明的另一個。
換言之，反文明的係統殺死了幾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為它留下了獨一有趣的一個。
前蘇聯有個老故事說，凱撒、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崙受邀參加紅場閱兵，凱撒說，如果我有蘇聯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歐洲;亞歷山大說，如果我有蘇聯的飛機，我就能征服世界;輪到拿破崙了，他說，如果我有《真理報》，到現在也沒人知道滑鐵盧。這個故事很有趣，底子卻悲哀，它花開後百花殺，有了它，別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殺了。可是如今人們不僅知道了滑鐵盧，還知道了蘇聯的各種往事，我覺得這證明了獨一有趣的故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麽強大，總有威風掃地的一天。這個結尾有一層糟糕之處，就是蘇聯解體了，石油寡頭誕生了，切爾西變強了，我支持的阿森納隊的統治時期結束了。不過它又再妙不過：有趣的故事又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