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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縱覽元朝雄圖 作者：邢群麟/姚迪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四個等級的人在政治待遇和法律上都有嚴格的區別，對蒙古、色目人特別優厚，對漢人和南人則百般歧視。
如在各級統治機構中，正職一律由蒙古人擔任，漢人、南人隻能擔任副職。終元之世，擔任中書省左右丞相的漢人隻有為蒙古統治者立下過赫赫戰功的史天澤和賀惟一；掌握軍機大權的樞密院長官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掌監察大權的禦史台長官禦史大夫，則沒有一個漢人官員擔任過。在地方各級機構中，掌握實際權力的達魯花赤一職，隻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漢人任總管，回回任同知。並三令五申嚴禁漢人、南人、契丹、女真等出任達魯花赤。
對此體驗最深刻的恐怕要數元朝的文人了。這從許多元曲作品中可見一斑。在散曲作品中，嘆世之作隨處可見。有感嘆世事顛倒錯亂的：“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曉事倒有人誇薦”（無名氏《朝天子·誌感》）；有慨嘆權豪橫行的：“仗權豪施威勢，倚強奪弱，亂作胡為”（騰賓《普天樂》）；有譴責政治腐敗的：“堂堂大元，奸佞當權……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無名氏《醉太平》）。由於元代實行嚴格的等級製度，所以始終存在較嚴重的民族歧視與壓迫，對於廣大漢族文人來說，這是一個無出路而苦悶的時代。漢族文人或者做不了官，或者隻能做小官，就是那些地位較高的也隻能做一些沒有實權的如翰林學士之類的官。
無奈之下，漢人隻好“由刀筆吏得官”，而這最是文人所不屑為的。文人的地位在元朝一落千丈，漢族文人對此充滿了失望與怨憤的情緒是必然的。不要說白衣文士由於失去了晉身之階而不滿，就是那些做了高官的漢族文士，由於受到蒙古貴族的排擠，心情也是不愉快的。如替元朝出了不少力的許衡，臨死之前對他的兒子說：“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也。”位高如許衡者都能發出這樣的感嘆，何況那些籍籍無名的文士呢？
皇慶二年（1313年）恢復科舉考試後，在考試科目上規定蒙古、色目人考兩場，而漢人、南人則須考三場，考題難易也有差別。雖然赴試的漢人、南人士子的人數遠在蒙古、色目人之上，但錄取的名額卻是按四個等級平均分配。在錄取的名次排列上，南人被明令規定不得進入前三名，蒙古人一旦及第即委任六品官，而其他等級則遞降一階。在科舉考試中的民族歧視政策，極大地限製了本來具有文化優勢的漢族知識分子通過科舉得到參政機會的可能，使元朝成為隋唐以來科舉選士、選官對任官製度影響的最小的一個時期，同時也給學風、政風造成了相當消極的影響。
在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下，文人多的是沉淪感和與統治者的對立感，繼而引發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避世與玩世。前者遁入山林，後者步入市井。如劉因曾受征入朝，不久便以母病辭歸，再召便固辭不就，以至忽必烈感慨說：“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但文人始終是文人，他心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元代文人所崇尚的隱逸精神、浪子風流隻是表麵現象，他們的內心其實是被矛盾所控製的。
從法律規定上來看，蒙古人、色目人犯法歸大宗正寺審理，漢人、南人犯法歸刑部審理。刑罰的規定也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與漢人紛爭，漢人遭毆打不許還手，隻允許告官，“違者嚴行斷罪”；蒙古人在與漢人紛爭及醉酒打死漢人，隻罰其出征、付給燒埋銀即可了結；漢人、南人犯罪須在手臂上刺字，而蒙古人、色目人則不必；漢人打死蒙古人，除兇手被處死刑、抄沒其家產外，還要付50兩燒埋銀。一些法令、條文還規定：官府向民間括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三匹取其二，而漢人則悉數入官。同時，元朝還嚴禁漢人、南人製造、私藏和持有武器，不許養馬打獵，不許練武集會，不許在夜間通行，等等。
蒙古統治階級一方麵通過登記製度來壓迫其他民族，但另一方麵由於其出身於遊牧民族，自身對於中原的農耕文化，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並不在行。這就決定了蒙古統治階級在發展國家經濟與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諸方麵必須要完全依靠其他民族的智慧與勞動，而等級製度毫無疑問是與之不相適應的政治製度，用一種很流行、很專業的說法就是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元世祖忽必烈採取了一係列的措施，推進了社會發展，使其統治時期成為元朝的盛世，但等級製度卻給其蒙上了陰影，這層陰影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國人的極大反抗。也許這是元朝最終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如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評論說：元朝天下，長官皆其國人是用，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絕不預開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天，而肝膽實有胡越之間，不過視官爵為己私物。其視古聖立賢無方之道，果何如哉。不知天位天祿，天以命有德，豈能屯膏吝賞，久蔽於漢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亂既踵，而爵祿皆歸中原之人，蓋禍福乘除，其數然也。
正如很多人所說：自五代時期後晉稱遼為父國而自稱兒皇帝，到宋稱金為伯父之國而歲幣獻納不止，再到元帝國漢人整體做了下等人民，這一條民族萎靡而自失尊嚴的道路是如此令人震驚，令我們不斷進行冷靜地反思。由秦漢之雄風，到唐朝之盛世，中華的國家與文化聲名恢恢乎曾響徹寰宇，再到宋元之際的低落頹敗，一個大國之裂變，真正算得上是歷史的天翻地覆了。
如在各級統治機構中，正職一律由蒙古人擔任，漢人、南人隻能擔任副職。終元之世，擔任中書省左右丞相的漢人隻有為蒙古統治者立下過赫赫戰功的史天澤和賀惟一；掌握軍機大權的樞密院長官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掌監察大權的禦史台長官禦史大夫，則沒有一個漢人官員擔任過。在地方各級機構中，掌握實際權力的達魯花赤一職，隻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漢人任總管，回回任同知。並三令五申嚴禁漢人、南人、契丹、女真等出任達魯花赤。
對此體驗最深刻的恐怕要數元朝的文人了。這從許多元曲作品中可見一斑。在散曲作品中，嘆世之作隨處可見。有感嘆世事顛倒錯亂的：“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曉事倒有人誇薦”（無名氏《朝天子·誌感》）；有慨嘆權豪橫行的：“仗權豪施威勢，倚強奪弱，亂作胡為”（騰賓《普天樂》）；有譴責政治腐敗的：“堂堂大元，奸佞當權……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無名氏《醉太平》）。由於元代實行嚴格的等級製度，所以始終存在較嚴重的民族歧視與壓迫，對於廣大漢族文人來說，這是一個無出路而苦悶的時代。漢族文人或者做不了官，或者隻能做小官，就是那些地位較高的也隻能做一些沒有實權的如翰林學士之類的官。
無奈之下，漢人隻好“由刀筆吏得官”，而這最是文人所不屑為的。文人的地位在元朝一落千丈，漢族文人對此充滿了失望與怨憤的情緒是必然的。不要說白衣文士由於失去了晉身之階而不滿，就是那些做了高官的漢族文士，由於受到蒙古貴族的排擠，心情也是不愉快的。如替元朝出了不少力的許衡，臨死之前對他的兒子說：“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也。”位高如許衡者都能發出這樣的感嘆，何況那些籍籍無名的文士呢？
皇慶二年（1313年）恢復科舉考試後，在考試科目上規定蒙古、色目人考兩場，而漢人、南人則須考三場，考題難易也有差別。雖然赴試的漢人、南人士子的人數遠在蒙古、色目人之上，但錄取的名額卻是按四個等級平均分配。在錄取的名次排列上，南人被明令規定不得進入前三名，蒙古人一旦及第即委任六品官，而其他等級則遞降一階。在科舉考試中的民族歧視政策，極大地限製了本來具有文化優勢的漢族知識分子通過科舉得到參政機會的可能，使元朝成為隋唐以來科舉選士、選官對任官製度影響的最小的一個時期，同時也給學風、政風造成了相當消極的影響。
在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下，文人多的是沉淪感和與統治者的對立感，繼而引發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避世與玩世。前者遁入山林，後者步入市井。如劉因曾受征入朝，不久便以母病辭歸，再召便固辭不就，以至忽必烈感慨說：“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但文人始終是文人，他心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元代文人所崇尚的隱逸精神、浪子風流隻是表麵現象，他們的內心其實是被矛盾所控製的。
從法律規定上來看，蒙古人、色目人犯法歸大宗正寺審理，漢人、南人犯法歸刑部審理。刑罰的規定也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與漢人紛爭，漢人遭毆打不許還手，隻允許告官，“違者嚴行斷罪”；蒙古人在與漢人紛爭及醉酒打死漢人，隻罰其出征、付給燒埋銀即可了結；漢人、南人犯罪須在手臂上刺字，而蒙古人、色目人則不必；漢人打死蒙古人，除兇手被處死刑、抄沒其家產外，還要付50兩燒埋銀。一些法令、條文還規定：官府向民間括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三匹取其二，而漢人則悉數入官。同時，元朝還嚴禁漢人、南人製造、私藏和持有武器，不許養馬打獵，不許練武集會，不許在夜間通行，等等。
蒙古統治階級一方麵通過登記製度來壓迫其他民族，但另一方麵由於其出身於遊牧民族，自身對於中原的農耕文化，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並不在行。這就決定了蒙古統治階級在發展國家經濟與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諸方麵必須要完全依靠其他民族的智慧與勞動，而等級製度毫無疑問是與之不相適應的政治製度，用一種很流行、很專業的說法就是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元世祖忽必烈採取了一係列的措施，推進了社會發展，使其統治時期成為元朝的盛世，但等級製度卻給其蒙上了陰影，這層陰影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國人的極大反抗。也許這是元朝最終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如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評論說：元朝天下，長官皆其國人是用，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絕不預開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天，而肝膽實有胡越之間，不過視官爵為己私物。其視古聖立賢無方之道，果何如哉。不知天位天祿，天以命有德，豈能屯膏吝賞，久蔽於漢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亂既踵，而爵祿皆歸中原之人，蓋禍福乘除，其數然也。
正如很多人所說：自五代時期後晉稱遼為父國而自稱兒皇帝，到宋稱金為伯父之國而歲幣獻納不止，再到元帝國漢人整體做了下等人民，這一條民族萎靡而自失尊嚴的道路是如此令人震驚，令我們不斷進行冷靜地反思。由秦漢之雄風，到唐朝之盛世，中華的國家與文化聲名恢恢乎曾響徹寰宇，再到宋元之際的低落頹敗，一個大國之裂變，真正算得上是歷史的天翻地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