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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縱覽元朝雄圖 作者：邢群麟/姚迪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行省的權力看起來很大，實則不然，正如李治安先生所說：通過上述種種措施與政策，元朝廷實現了對行省的嚴格控馭和有效監督，使其諸權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專的範圍或限度內。朝廷對行省就能始終處於以重馭輕、以內馭外的有利地位。
雖然元朝統治者設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是為了“以武力維持專製統治與剝削”和“軍事控製”。但是誰曾料想，這一製度對後世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它引出了綿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權新模式。
廣袤的疆土更需豁達的胸懷
趙復是江漢間名儒，精通程朱理學。開始時他過著隱居的生活，以“江漢先生”自命。他被元軍俘虜，不願投降。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夜晚，他偷偷潛出看守的營壘，跑到河邊，準備自殺。姚樞及時發現，此時趙復已經脫掉衣服，正準備投河。
姚樞勸他說：“果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愛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
趙復在姚樞的勸說下來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對他說：“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趙復回答說：“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忽必烈極為讚賞他的氣節，沒有強迫他做官。並且允許在燕京建太極書院，讓趙復在那兒講學。“學子從者百餘人”，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學”。
忽必烈因長期受命治理漠南漢地，深知儒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所以，他注重搜羅和優待儒生，並從他們學習儒家學說，推行漢法。
提起推行漢法，對於忽必烈這群來自蒙古的統治者確實是難度太大。就像中李治安先生說的那樣：“先西征的戰略選擇讓定都北京後的蒙元政府幾乎成為一個’‘聯合國’‘，忽必烈必須考慮各色人等的利益之爭，而最後被征服的漢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漢人）的地位又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讓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與文明本就很困難，再加上那時的中國隻是大蒙元版圖的一部分，位居高位的色目人還極力向忽必烈推薦並實施回回法統治中國，那時漢法的實施困難可想而知。”
曾經看到一位筆名為漢行天下的作者寫的一篇文章，其中對許衡勸說忽必烈推行漢法的一些描寫可謂精彩至極：
當時，許衡高舉孔子、朱子（朱熹）的儒家與理學大旗，對忽必烈說：你雖貴為蒙古大汗，但來到中國就必須當皇帝——必行漢法，不然的話，你這大汗怎麽來的，還得怎麽走，再回到你那大草原上。
麵對許衡的這一命題，忽必烈是痛苦的——他實施漢法，整個蒙元帝國就可能崩潰，自己也會失掉大汗的名分；他不實施漢法，就可能失掉中國，當不成中國的皇帝。
當然痛苦也是相互的，比較之下，許衡的痛苦一點也不會比忽必烈小，甚至更加強烈——不實施漢法，中國將不再是他心中的中國；實施漢法，來自各方麵的阻力又是那麽強大和愚頑。
痛苦的忽必烈與痛苦的許衡都在尋找著一個平衡點：忽必烈不想失去許衡這樣如魏徵般的治國棟樑，許衡不想失去力薦忽必烈實施漢法的機會——忽必烈五詔許衡就任高官，許衡五次應詔赴任卻隨即因各種原因並以各種理由辭官回歸他的老家焦作教書種田。
也就是在這“五詔五辭”下，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們一步步走上實施漢法的道路。也因此，忽必烈被稱為蒙元兩位大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是成吉思汗），許衡成為中國13世紀，也就是元朝那個時代無人可以比肩的、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元代，他就被皇帝下詔從祀孔廟，這可是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榮譽！
在中國歷史上，能在孔廟“分一杯羹”的人，鮮矣！
的確，許衡是敢叫忽必烈行漢法的第一人，反過來說，忽必烈也是敢行漢法的第一個蒙古皇帝。
宋濂曾評價忽必烈說：其度量宏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製者，規模宏遠矣。
從此處，我們也可以得知忽必烈之所以能成為歷史上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與他豁達的胸懷息息相關。這份豁達主要體現在對儒生的重用上。元初名臣劉秉忠就是一個典型。
早年出家為聖僧，
博學多才得推崇。
社稷大計勤謀劃，
入藩建元立頭功。
這是後人對劉秉忠的評價，也真實地反映了他一生的功績。劉秉忠（1216～1274），字仲晦，邢台縣人。他自幼博覽群書，十三歲時因父親劉潤為蒙古都元帥府都統，劉秉忠作為質子入住於元帥府。在此，他立誌為學，詩文書畫與日俱進。十七歲，出任邢州節度府令史。豪爽不羈且有救國救民大誌的劉秉忠，不滿足自己刀筆小吏的生活，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為刀筆吏乎！大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誌耳。”遂棄官入道，隱居武安山中。後又棄道從佛，遁入空門。這期間，劉秉忠博覽群書，閱讀了文史、地理、數學等方麵的大量書籍，極大地提高了他的認識水平，以至對天下事了如指掌。
雖然元朝統治者設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是為了“以武力維持專製統治與剝削”和“軍事控製”。但是誰曾料想，這一製度對後世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它引出了綿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權新模式。
廣袤的疆土更需豁達的胸懷
趙復是江漢間名儒，精通程朱理學。開始時他過著隱居的生活，以“江漢先生”自命。他被元軍俘虜，不願投降。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夜晚，他偷偷潛出看守的營壘，跑到河邊，準備自殺。姚樞及時發現，此時趙復已經脫掉衣服，正準備投河。
姚樞勸他說：“果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愛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
趙復在姚樞的勸說下來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對他說：“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趙復回答說：“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忽必烈極為讚賞他的氣節，沒有強迫他做官。並且允許在燕京建太極書院，讓趙復在那兒講學。“學子從者百餘人”，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學”。
忽必烈因長期受命治理漠南漢地，深知儒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所以，他注重搜羅和優待儒生，並從他們學習儒家學說，推行漢法。
提起推行漢法，對於忽必烈這群來自蒙古的統治者確實是難度太大。就像中李治安先生說的那樣：“先西征的戰略選擇讓定都北京後的蒙元政府幾乎成為一個’‘聯合國’‘，忽必烈必須考慮各色人等的利益之爭，而最後被征服的漢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漢人）的地位又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讓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與文明本就很困難，再加上那時的中國隻是大蒙元版圖的一部分，位居高位的色目人還極力向忽必烈推薦並實施回回法統治中國，那時漢法的實施困難可想而知。”
曾經看到一位筆名為漢行天下的作者寫的一篇文章，其中對許衡勸說忽必烈推行漢法的一些描寫可謂精彩至極：
當時，許衡高舉孔子、朱子（朱熹）的儒家與理學大旗，對忽必烈說：你雖貴為蒙古大汗，但來到中國就必須當皇帝——必行漢法，不然的話，你這大汗怎麽來的，還得怎麽走，再回到你那大草原上。
麵對許衡的這一命題，忽必烈是痛苦的——他實施漢法，整個蒙元帝國就可能崩潰，自己也會失掉大汗的名分；他不實施漢法，就可能失掉中國，當不成中國的皇帝。
當然痛苦也是相互的，比較之下，許衡的痛苦一點也不會比忽必烈小，甚至更加強烈——不實施漢法，中國將不再是他心中的中國；實施漢法，來自各方麵的阻力又是那麽強大和愚頑。
痛苦的忽必烈與痛苦的許衡都在尋找著一個平衡點：忽必烈不想失去許衡這樣如魏徵般的治國棟樑，許衡不想失去力薦忽必烈實施漢法的機會——忽必烈五詔許衡就任高官，許衡五次應詔赴任卻隨即因各種原因並以各種理由辭官回歸他的老家焦作教書種田。
也就是在這“五詔五辭”下，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們一步步走上實施漢法的道路。也因此，忽必烈被稱為蒙元兩位大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是成吉思汗），許衡成為中國13世紀，也就是元朝那個時代無人可以比肩的、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元代，他就被皇帝下詔從祀孔廟，這可是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榮譽！
在中國歷史上，能在孔廟“分一杯羹”的人，鮮矣！
的確，許衡是敢叫忽必烈行漢法的第一人，反過來說，忽必烈也是敢行漢法的第一個蒙古皇帝。
宋濂曾評價忽必烈說：其度量宏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製者，規模宏遠矣。
從此處，我們也可以得知忽必烈之所以能成為歷史上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與他豁達的胸懷息息相關。這份豁達主要體現在對儒生的重用上。元初名臣劉秉忠就是一個典型。
早年出家為聖僧，
博學多才得推崇。
社稷大計勤謀劃，
入藩建元立頭功。
這是後人對劉秉忠的評價，也真實地反映了他一生的功績。劉秉忠（1216～1274），字仲晦，邢台縣人。他自幼博覽群書，十三歲時因父親劉潤為蒙古都元帥府都統，劉秉忠作為質子入住於元帥府。在此，他立誌為學，詩文書畫與日俱進。十七歲，出任邢州節度府令史。豪爽不羈且有救國救民大誌的劉秉忠，不滿足自己刀筆小吏的生活，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為刀筆吏乎！大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誌耳。”遂棄官入道，隱居武安山中。後又棄道從佛，遁入空門。這期間，劉秉忠博覽群書，閱讀了文史、地理、數學等方麵的大量書籍，極大地提高了他的認識水平，以至對天下事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