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和名家一起縱覽元朝雄圖 作者：邢群麟/姚迪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李璮之亂後，忽必烈發現了李璮與王文統的往來信件，於是處死了王文統。這場叛亂直接影響了忽必烈對漢族幕僚的態度，並更深遠地影響到了蒙古人近百年的統治策略。這正如範文瀾先生所說：李璮之亂，隻局限於益都、濟南一隅，而且起兵五月即敗死。但是李璮之亂的爆發卻對忽必烈的統治政策和當時的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璮之亂的影響之一，就是促使忽必烈削去各地軍閥勢力的兵權。雖然忽必烈依靠軍閥勢力的支持取得汗位，也依靠他們的兵力迅速鎮壓了李璮的叛亂，但李璮叛亂也暴露出漢人軍閥勢力的發展對蒙古統治的嚴重威脅。
李璮叛亂失敗後，一些儒臣上書，說亂事之起，是由於諸侯權力太重。姚樞甚至奏請“罷世侯，置牧守”，就是要解除軍閥世襲的兵權，在地方上實行兵民分治。史天澤也上書請求解除自己的兵權，他說：“兵民之權，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權的有十七人。其餘軍閥也被陸續解除兵權。然後，忽必烈又在地方實行軍民分治，分益都軍民為二，董文炳領軍，撒吉思領民。以後這一製度就在各地推廣，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從而把各地的兵權進一步集中到朝廷。
李璮之亂更為深遠的影響是忽必烈任用色目人而疏遠漢人。對此，範文瀾先生曾言：忽必烈殺王文統（李璮的嶽父，時任平章政事），從此對漢人幕僚增加了疑慮，逐漸疏遠。
早在窩闊台任用耶律楚材和奧都剌合蠻以來，蒙古統治集團中就已經存在著關於倚用漢人（包括漢化的契丹、女真人等），還是倚用色目人的爭論。中統初，忽必烈大力倚用漢人為文臣武將建立起自己的統治，而色目人居於次要地位。
李璮叛亂之後，色目人趁機向忽必烈進讒言說：“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指漢人官員）敢為反逆。”忽必烈通過比較發現，色目官員多以經商理財為擅長，可以幫助元朝統治者搜刮財富，又不至於像漢人軍閥那樣形成武裝叛亂集團。李璮叛亂後，忽必烈在不得不繼續任用漢人的同時，開始重用色目人，以便互相牽製。例如，費納客忒人阿合馬，原是隨侍忽必烈皇後察必的父親弘吉剌氏按陳那顏，因而可以出入帝後宮帳，受到信任和重用。1262年，忽必烈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1264年，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忽必烈又授予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列於相位。一批色目人也由此被任用來管理財賦。
就這樣，忽必烈兼用漢人、色目人，也引發了統治集團中蒙漢色目諸族之間的重重矛盾，後來出現了長期紛爭。
傲視天下縱覽元朝雄圖
著名歷史小說家二月河先生著的《幹隆皇帝》一書中有這麽一段描寫：
“滅大宋的不是蒙古人，是文恬武嬉的文武百官。”幹隆知道母親已經被說動，繼續循著自己的思路款款陳說道：“蒙古大軍將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趕到瓊崖大海，宋代最後一個皇帝還在孩提之間，宰相陸秀夫在船上還在給他講《中庸》。船被圍了，陸秀夫把自己妻兒老小的船先沉了，抱著小皇帝投海自盡……額娘，你知道指揮這一戰的蒙古主將是誰？”
太後搖了搖頭，她的眼中已經迸出淚花。
“叫張弘範。”幹隆想到宋朝末代皇帝途窮慘狀，也覺心中悽惶，哽著嗓子道：“他是大宋的一員戰將，投了元，又來打自己主子。滅了宋，還磨崖鑄字，寫了幾個字說’‘張弘範滅宋於此’‘！後人鄙薄他，在前頭仿他筆跡又添了個字，’‘宋張弘範滅宋於此’‘——這不是文人刻薄，是真真的史實……”
這裏幹隆所說的那段史實，正是南宋滅亡的最後一段歲月。
對於南宋的滅亡，歷來眾說紛紜，有人抱怨南宋太懦弱，有人感嘆元朝軍隊過於強大。其實，歷史本來是客觀的，它會沿著既定的軌道不斷向前發展，但是當人們將歷史轉化為文字出現時，就從來沒有絕對的客觀了，因為書寫歷史的人是有目的、有感情、有偏好的。
雖然南宋滅亡的原因是複雜的，但終究還是人的問題。南宋是一個不乏忠臣，也不乏奸臣的朝代，它所缺乏的是能力挽狂瀾的軍事家和統帥。這不是說南宋不存在這樣的人，而是雖存在這樣的人，卻很難被重用。有的人才在國家危機時被重用，但危機一過，馬上就被排擠出去了。當這樣傑出的人才被重用的時候，國家就會凝聚成一個強有力的戰鬥堡壘，還敵人以顏色。所以，蒙古軍隊也會遭遇南宋的頑強抵抗。
就像王曾瑜先生說的那樣：
悍勇的蒙古軍在幾十年間，橫掃歐亞大陸，滅國數十。蒙古的軍事征服不可避免地帶有殘酷性，然而其所遭逢的唯一勁敵，卻是偏安一隅、不思振作的南宋皇朝。在長達四十餘年間拉鋸戰中，南宋憑藉其城防與水軍，還有一些有才能的指揮官，居然得以苦苦支撐，而使蒙古軍屢遭重創。蒙古的第四代皇帝蒙哥汗竟死於頑強抗擊的合州城下。第五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和一些大臣最初甚至打算放棄滅宋。
但是，現實畢竟擺在麵前，宋朝固有的傳統決定了朝廷對武將的偏見。如同擔心嶽飛專權一樣，宋朝的皇帝再次選擇了寧可相信賈似道那樣的小人，也不會讓武將放手一搏。這樣，即便有力挽狂瀾的才能又能如何？
李璮之亂的影響之一，就是促使忽必烈削去各地軍閥勢力的兵權。雖然忽必烈依靠軍閥勢力的支持取得汗位，也依靠他們的兵力迅速鎮壓了李璮的叛亂，但李璮叛亂也暴露出漢人軍閥勢力的發展對蒙古統治的嚴重威脅。
李璮叛亂失敗後，一些儒臣上書，說亂事之起，是由於諸侯權力太重。姚樞甚至奏請“罷世侯，置牧守”，就是要解除軍閥世襲的兵權，在地方上實行兵民分治。史天澤也上書請求解除自己的兵權，他說：“兵民之權，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權的有十七人。其餘軍閥也被陸續解除兵權。然後，忽必烈又在地方實行軍民分治，分益都軍民為二，董文炳領軍，撒吉思領民。以後這一製度就在各地推廣，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從而把各地的兵權進一步集中到朝廷。
李璮之亂更為深遠的影響是忽必烈任用色目人而疏遠漢人。對此，範文瀾先生曾言：忽必烈殺王文統（李璮的嶽父，時任平章政事），從此對漢人幕僚增加了疑慮，逐漸疏遠。
早在窩闊台任用耶律楚材和奧都剌合蠻以來，蒙古統治集團中就已經存在著關於倚用漢人（包括漢化的契丹、女真人等），還是倚用色目人的爭論。中統初，忽必烈大力倚用漢人為文臣武將建立起自己的統治，而色目人居於次要地位。
李璮叛亂之後，色目人趁機向忽必烈進讒言說：“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指漢人官員）敢為反逆。”忽必烈通過比較發現，色目官員多以經商理財為擅長，可以幫助元朝統治者搜刮財富，又不至於像漢人軍閥那樣形成武裝叛亂集團。李璮叛亂後，忽必烈在不得不繼續任用漢人的同時，開始重用色目人，以便互相牽製。例如，費納客忒人阿合馬，原是隨侍忽必烈皇後察必的父親弘吉剌氏按陳那顏，因而可以出入帝後宮帳，受到信任和重用。1262年，忽必烈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1264年，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忽必烈又授予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列於相位。一批色目人也由此被任用來管理財賦。
就這樣，忽必烈兼用漢人、色目人，也引發了統治集團中蒙漢色目諸族之間的重重矛盾，後來出現了長期紛爭。
傲視天下縱覽元朝雄圖
著名歷史小說家二月河先生著的《幹隆皇帝》一書中有這麽一段描寫：
“滅大宋的不是蒙古人，是文恬武嬉的文武百官。”幹隆知道母親已經被說動，繼續循著自己的思路款款陳說道：“蒙古大軍將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趕到瓊崖大海，宋代最後一個皇帝還在孩提之間，宰相陸秀夫在船上還在給他講《中庸》。船被圍了，陸秀夫把自己妻兒老小的船先沉了，抱著小皇帝投海自盡……額娘，你知道指揮這一戰的蒙古主將是誰？”
太後搖了搖頭，她的眼中已經迸出淚花。
“叫張弘範。”幹隆想到宋朝末代皇帝途窮慘狀，也覺心中悽惶，哽著嗓子道：“他是大宋的一員戰將，投了元，又來打自己主子。滅了宋，還磨崖鑄字，寫了幾個字說’‘張弘範滅宋於此’‘！後人鄙薄他，在前頭仿他筆跡又添了個字，’‘宋張弘範滅宋於此’‘——這不是文人刻薄，是真真的史實……”
這裏幹隆所說的那段史實，正是南宋滅亡的最後一段歲月。
對於南宋的滅亡，歷來眾說紛紜，有人抱怨南宋太懦弱，有人感嘆元朝軍隊過於強大。其實，歷史本來是客觀的，它會沿著既定的軌道不斷向前發展，但是當人們將歷史轉化為文字出現時，就從來沒有絕對的客觀了，因為書寫歷史的人是有目的、有感情、有偏好的。
雖然南宋滅亡的原因是複雜的，但終究還是人的問題。南宋是一個不乏忠臣，也不乏奸臣的朝代，它所缺乏的是能力挽狂瀾的軍事家和統帥。這不是說南宋不存在這樣的人，而是雖存在這樣的人，卻很難被重用。有的人才在國家危機時被重用，但危機一過，馬上就被排擠出去了。當這樣傑出的人才被重用的時候，國家就會凝聚成一個強有力的戰鬥堡壘，還敵人以顏色。所以，蒙古軍隊也會遭遇南宋的頑強抵抗。
就像王曾瑜先生說的那樣：
悍勇的蒙古軍在幾十年間，橫掃歐亞大陸，滅國數十。蒙古的軍事征服不可避免地帶有殘酷性，然而其所遭逢的唯一勁敵，卻是偏安一隅、不思振作的南宋皇朝。在長達四十餘年間拉鋸戰中，南宋憑藉其城防與水軍，還有一些有才能的指揮官，居然得以苦苦支撐，而使蒙古軍屢遭重創。蒙古的第四代皇帝蒙哥汗竟死於頑強抗擊的合州城下。第五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和一些大臣最初甚至打算放棄滅宋。
但是，現實畢竟擺在麵前，宋朝固有的傳統決定了朝廷對武將的偏見。如同擔心嶽飛專權一樣，宋朝的皇帝再次選擇了寧可相信賈似道那樣的小人，也不會讓武將放手一搏。這樣，即便有力挽狂瀾的才能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