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專權的悲劇──尤其是在危急時刻──就在於它否定演化和發展的邏輯，在於不願意重新認識僵死的教條，承認失敗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方法的形式去尋找通向勝利的新途徑。對此隻有一條路可供選擇──暴亂。希姆萊相信暴亂，認為這是保全他性命，保證他平安和自由的手段。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他可以一直等下去，直到蓋世太保掌握了密謀分子中的青年派與共產黨人建立的聯繫為止。希姆萊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一個軟弱的人，即使他在銀幕、照片上是強者的化身，隻有在他誠心誠意地同他所信賴的人協商之後，他才能做出正確的抉擇。在希特勒的這架機器中真可謂是一應俱全：黨、政、軍各種機關的密切配合，花言巧語的鼓動，蠱惑人心的宣傳，青年和婦女的聯盟，體育協會和雜技體育的慶典，盛大的檢閱和民族意願的演習──真是應有盡有，可惜隻缺少一樣東西：相互信任。父親怕兒子，丈夫怕妻子，母親怕女兒。
希姆萊在疑慮重重、心神不定的時候是孤獨的。因此他表麵上顯得比任何時都更鎮定，隻是夾鼻眼鏡後麵的那雙眼睛有些失神，而且他搓動雙手的次數也比平常多了。
七月二十日見分曉。
希姆萊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不知道，施陶芬貝格上校兩次推延刺殺希特勒隻是由於當時戈林和希姆萊都不在大本營。施陶芬貝格上校屬於反對派中的左翼，他不認為除掉希特勒一人就可以消滅法西斯主義。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他從柏林軍用機場起飛，去希特勒官邸商議組建新後備師一事。會議十二點三十分開始。豪辛格爾將軍在一張鋪在長形桌子上的大型地圖前，一邊從容地展示東線作戰簡略示意圖，一邊詳細而又枯燥地分析大會中一些最複雜地段的形勢。
施陶芬貝格在進軍非洲期間失去了一條胳膊和一隻眼睛，所以深得元首的敬重（元首格外珍視肉體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這時他在桌子下麵拽掉英製遲發導火管上的栓頭，把裝著即將引爆的炸彈的深棕色皮包放到元首的身邊，然後站起身，微微點了下頭，對凱特爾小聲說：“對不起，我有事必須同柏林取得聯繫。”
希特勒隻是掃了上校一眼，臉上掠過一絲近似微笑的表情。凱特爾則不滿地皺了皺眉頭。他討厭司令部要人作報告時秩序被打亂。
“俄國人，”豪辛格爾接著說，“繼續以重大兵力在德維納河以西向北推進。他們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迪納堡西南。如果我們不把集團軍調離楚德河，我們將遭到慘敗。”
偉大與荒唐結合，悲壯與滑稽為伍──這也符合生活的邏輯。
豪辛格爾再也沒有講一句話：一團鉛紅色的火焰沖天而起，天花板塌了下來，平房的窗子被沖開了，上麵的厚玻璃稀哩嘩啦亂響，四處飛射──施陶芬貝格的炸彈發生了簡單的和應有的化學反應。
希特勒從地板上跳了起來──藍色的濃煙包圍著他，渾身上下都是又苦又鹹的煙黑。
“我的新褲子呀！”他用委屈的，略帶嘶啞的聲音大叫起來，“這是我昨天才換上的！”
接下來的一切很象是一位風格極為庸俗的幻想作家杜撰出來的一場鬧劇：行刺後的五個小時內希特勒本來能夠，也應該完蛋，但他並沒有死。
如果從形式邏輯的觀點分析密謀者們在奪權企圖中的失敗，那麽顯然，還應該作三點說明：第一，這與德國人的民族性格有關，對他們來說，命令即是宗教。已擬定好的“瓦爾基利亞”命令（該命令允許軍隊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尚未下達。第二，反對獨裁者的密謀隻有在所有參加者都準備為自己的理想獻出生命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將軍密謀的參加者們遠不是每個人都象他們起來反對的那個人那樣狂熱。最後，第三，若要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統治的國家裏實現密謀，隻有那些熟悉這一機構全部隱秘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將軍們卻認為：作為“國中之國”的軍隊可以決定一切。這是他們的失算。軍隊與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之間準備多年的廝殺是以軍隊的失敗而告終的。
就在七月二十日當天，遵照戈培爾的命令，在賓德萊爾大街的一個庭院裏槍斃了密謀的主要領導人。他們要求貝克和施陶芬貝格自殺。貝克開槍自殺，施陶芬貝格則拒絕了。
“有過失的人才用自殺結束生命。而我在人民麵前沒有絲毫的過錯。”
他是在汽車馬達的轟鳴聲中被槍斃的。
希姆萊明白，在希特勒和戈林位於拉斯滕堡統帥部等候消息時，他隻剩下有限的時間來消除那些最有影響的密謀者，這些人有可能猜到，他，黨衛軍首腦，是暴亂分子計劃的知情人。他必須趕在黨衛軍的偵察人員逮捕所有密謀者之前，幹掉能說出此事的人。
想消滅自己罪跡的劊子手是最可怕的。
希姆萊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恐怖活動。
對卡納裏斯，黨衛軍首腦既害怕，同時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這個狡詐的滑頭知道──沉默是救命的保證。正因為如此，他才考慮是否值得捨棄他，盡管這位海軍上將與那些被槍斃的將軍以及蓋世太保正在抓捕的人曾經關係密切；第一個被投如地牢的是那個曾在各種報紙上被稱之為“帝國軍事天才”的維茨勒本元帥。
希姆萊在疑慮重重、心神不定的時候是孤獨的。因此他表麵上顯得比任何時都更鎮定，隻是夾鼻眼鏡後麵的那雙眼睛有些失神，而且他搓動雙手的次數也比平常多了。
七月二十日見分曉。
希姆萊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不知道，施陶芬貝格上校兩次推延刺殺希特勒隻是由於當時戈林和希姆萊都不在大本營。施陶芬貝格上校屬於反對派中的左翼，他不認為除掉希特勒一人就可以消滅法西斯主義。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他從柏林軍用機場起飛，去希特勒官邸商議組建新後備師一事。會議十二點三十分開始。豪辛格爾將軍在一張鋪在長形桌子上的大型地圖前，一邊從容地展示東線作戰簡略示意圖，一邊詳細而又枯燥地分析大會中一些最複雜地段的形勢。
施陶芬貝格在進軍非洲期間失去了一條胳膊和一隻眼睛，所以深得元首的敬重（元首格外珍視肉體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這時他在桌子下麵拽掉英製遲發導火管上的栓頭，把裝著即將引爆的炸彈的深棕色皮包放到元首的身邊，然後站起身，微微點了下頭，對凱特爾小聲說：“對不起，我有事必須同柏林取得聯繫。”
希特勒隻是掃了上校一眼，臉上掠過一絲近似微笑的表情。凱特爾則不滿地皺了皺眉頭。他討厭司令部要人作報告時秩序被打亂。
“俄國人，”豪辛格爾接著說，“繼續以重大兵力在德維納河以西向北推進。他們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迪納堡西南。如果我們不把集團軍調離楚德河，我們將遭到慘敗。”
偉大與荒唐結合，悲壯與滑稽為伍──這也符合生活的邏輯。
豪辛格爾再也沒有講一句話：一團鉛紅色的火焰沖天而起，天花板塌了下來，平房的窗子被沖開了，上麵的厚玻璃稀哩嘩啦亂響，四處飛射──施陶芬貝格的炸彈發生了簡單的和應有的化學反應。
希特勒從地板上跳了起來──藍色的濃煙包圍著他，渾身上下都是又苦又鹹的煙黑。
“我的新褲子呀！”他用委屈的，略帶嘶啞的聲音大叫起來，“這是我昨天才換上的！”
接下來的一切很象是一位風格極為庸俗的幻想作家杜撰出來的一場鬧劇：行刺後的五個小時內希特勒本來能夠，也應該完蛋，但他並沒有死。
如果從形式邏輯的觀點分析密謀者們在奪權企圖中的失敗，那麽顯然，還應該作三點說明：第一，這與德國人的民族性格有關，對他們來說，命令即是宗教。已擬定好的“瓦爾基利亞”命令（該命令允許軍隊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尚未下達。第二，反對獨裁者的密謀隻有在所有參加者都準備為自己的理想獻出生命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將軍密謀的參加者們遠不是每個人都象他們起來反對的那個人那樣狂熱。最後，第三，若要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統治的國家裏實現密謀，隻有那些熟悉這一機構全部隱秘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將軍們卻認為：作為“國中之國”的軍隊可以決定一切。這是他們的失算。軍隊與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之間準備多年的廝殺是以軍隊的失敗而告終的。
就在七月二十日當天，遵照戈培爾的命令，在賓德萊爾大街的一個庭院裏槍斃了密謀的主要領導人。他們要求貝克和施陶芬貝格自殺。貝克開槍自殺，施陶芬貝格則拒絕了。
“有過失的人才用自殺結束生命。而我在人民麵前沒有絲毫的過錯。”
他是在汽車馬達的轟鳴聲中被槍斃的。
希姆萊明白，在希特勒和戈林位於拉斯滕堡統帥部等候消息時，他隻剩下有限的時間來消除那些最有影響的密謀者，這些人有可能猜到，他，黨衛軍首腦，是暴亂分子計劃的知情人。他必須趕在黨衛軍的偵察人員逮捕所有密謀者之前，幹掉能說出此事的人。
想消滅自己罪跡的劊子手是最可怕的。
希姆萊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恐怖活動。
對卡納裏斯，黨衛軍首腦既害怕，同時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這個狡詐的滑頭知道──沉默是救命的保證。正因為如此，他才考慮是否值得捨棄他，盡管這位海軍上將與那些被槍斃的將軍以及蓋世太保正在抓捕的人曾經關係密切；第一個被投如地牢的是那個曾在各種報紙上被稱之為“帝國軍事天才”的維茨勒本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