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井出油並不等於是一個構造出油！幾個構造有油並不等於連片有油！一時高產並不等於能夠長期高產！”這短短三句話，比起大地質學家們的鴻篇巨著，比起世界石油勘探學的教科書，它也許太短太短，但在我與所有而今仍然活著的地質學家和石油專家們的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他們中沒有一個敢否定餘秋裏這三句話的意義。
難道不是嗎？這三句話中所包含的地質學和石油勘探學的深刻性、辯證性，還有什麽更經典的話可以概括和取代的呢？
沒有！
同樣，這三句話中還深刻闡明了人與自然之間相互認識與理解的哲學關係，而且它還揭示了科學與自然之間的均衡性和不均衡性的統一問題，以及它們之間必須共同遵循的基本規律。
10年前，我在採訪黃汲清和翁文波這樣的大地質學家時，這些大師們就脫口朗誦餘秋裏的這三句話，並稱其為“大哲學家的科學語言”、“石油學的戰略與戰術的經典思想”。
10年後的今天，我在走進運用衛星等高尖端技術進行地球勘探的石油科學研究機構時，年輕一代的石油專家們仍能熟誦將軍的這三句話，並作為“找油哲學經典”或“座右銘”信條，壓在自己辦公室的玻璃板下。
在40年前的那個冰天雪地的土坯房子裏，這三句話是將軍從心底迸發出的，因此落地有聲，振聾發聵。這緣於他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和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多年的高級領導者，在來到石油戰線後所經歷的那些包括川中會戰在內的失敗教訓和對克拉瑪依、玉門、柴達木等油田成功開發的全部認識及不斷總結的結果。
我們現在可以毫無疑問地批判和糾正1957、1959年間毛澤東錯誤發動的那場“反右”運動。但當時提出“反右”的原因之一，確實有一些舊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政治國冷眼相待，甚至公開挑釁。石油係統同樣有這種現象存在。專家和學者中有人就是瞧不起“爬雪山、過草地”的人能領導找油科學戰鬥，認為他們是一些隻會喊“同誌們沖啊”的大老粗或魯莽的軍人。
餘秋裏讓他們重新認識了什麽是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領導者。
“同誌們，你們的熱情，你們的幹勁，你們現在所向我報告的每一個新情況，都讓人激動、高興，但我請大家冷靜和清醒地想一想：這鬆遼到底是個大油田還是小油田？是個活油田還是死油田？是好油田還是壞油田？”餘秋裏說到這兒又把話頓住，然後目光從翁文波開始，一直轉到那個開口說“20億噸儲量”的小夥子身上。那目光是急切的、期待的，更是犀利的。
沒有一個人敢回答得了將軍部長的話，也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得了將軍部長的話。
餘秋裏收回犀利的目光，投出溫和誠懇的目光：“所以，同誌們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繼續做更加深入、更加細緻的工作！”
土坯小屋裏靜得出奇，那些平時高談闊論、信口開河、慷慨激昂的技術人員們像換了個人似的，一個個低著頭，似乎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當時我們聽完餘部長的話後，每個人的心髒，都像被狠狠地敲打了一下的警鍾，頓時清醒起來，而且這樣的清醒讓我們保持了一輩子。中國石油工業之後5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應該說，餘秋裏同誌這三句話中所包含的精神遺產是實在太豐富了！它讓我們學會了科學辯證法，學會了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科學、科學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更學會了怎麽做學問和做人的道理。”當年親耳聆聽餘秋裏講話的現今大多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們，如此感慨地向我表達這樣的心聲。
翁文波為首的技術人員們在餘秋裏那番話後，沒能回答出來，是因為他們陷入了技術程序上的難題之中：要搞清地下的儲量，紙上談兵解決不了問題，隻有靠打深井，而且要打得準確。可是打一口深井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因為打井過程中都要取岩芯和試油，同時每口井都需要幾百萬元的費用，這都是餘秋裏部長不那麽願意那樣做的。顯然，將軍願用最少的代價、最短的時間獲得地下的真實情況。可這是技術人員又無法解決的事，但鬆遼找油戰役打響之前這些問題又必須解決。
精於地質和物探的翁文波苦思冥想，仍然不得要領。
李德生才思敏捷，但就是不願多說——他的心裏多少留著川中會戰時因為多說話而受到批判的陰影。
張文昭此刻正在盯著前期布置的60多口井的勘探任務已經夠忙乎的了。
辦法總是有的。辦法需要靠打破思想束縛，其實解放思想的行動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無數次成功經歷。隻是不同時期叫法不同，餘秋裏掛帥石油工業時，他管解放思想叫做“開動腦筋，多想點名堂”。
腦筋動到了家，名堂就自然而然出來了。
餘秋裏自26日來到鬆遼後，白天一個一個地跑機台，晚上又整宿整宿地找人談話，傾聽技術人員的意見，與他們一起研究分析。“他簡直就是一台機器，你不讓他停下來就永遠會轉下去。”現今也已變成“老爺子”的王玉俊談起當年的餘秋裏時如此說。
專家們誰也解決不了的問題，最後還是由將軍解決了。
難道不是嗎？這三句話中所包含的地質學和石油勘探學的深刻性、辯證性，還有什麽更經典的話可以概括和取代的呢？
沒有！
同樣，這三句話中還深刻闡明了人與自然之間相互認識與理解的哲學關係，而且它還揭示了科學與自然之間的均衡性和不均衡性的統一問題，以及它們之間必須共同遵循的基本規律。
10年前，我在採訪黃汲清和翁文波這樣的大地質學家時，這些大師們就脫口朗誦餘秋裏的這三句話，並稱其為“大哲學家的科學語言”、“石油學的戰略與戰術的經典思想”。
10年後的今天，我在走進運用衛星等高尖端技術進行地球勘探的石油科學研究機構時，年輕一代的石油專家們仍能熟誦將軍的這三句話，並作為“找油哲學經典”或“座右銘”信條，壓在自己辦公室的玻璃板下。
在40年前的那個冰天雪地的土坯房子裏，這三句話是將軍從心底迸發出的，因此落地有聲，振聾發聵。這緣於他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和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多年的高級領導者，在來到石油戰線後所經歷的那些包括川中會戰在內的失敗教訓和對克拉瑪依、玉門、柴達木等油田成功開發的全部認識及不斷總結的結果。
我們現在可以毫無疑問地批判和糾正1957、1959年間毛澤東錯誤發動的那場“反右”運動。但當時提出“反右”的原因之一，確實有一些舊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政治國冷眼相待，甚至公開挑釁。石油係統同樣有這種現象存在。專家和學者中有人就是瞧不起“爬雪山、過草地”的人能領導找油科學戰鬥，認為他們是一些隻會喊“同誌們沖啊”的大老粗或魯莽的軍人。
餘秋裏讓他們重新認識了什麽是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領導者。
“同誌們，你們的熱情，你們的幹勁，你們現在所向我報告的每一個新情況，都讓人激動、高興，但我請大家冷靜和清醒地想一想：這鬆遼到底是個大油田還是小油田？是個活油田還是死油田？是好油田還是壞油田？”餘秋裏說到這兒又把話頓住，然後目光從翁文波開始，一直轉到那個開口說“20億噸儲量”的小夥子身上。那目光是急切的、期待的，更是犀利的。
沒有一個人敢回答得了將軍部長的話，也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得了將軍部長的話。
餘秋裏收回犀利的目光，投出溫和誠懇的目光：“所以，同誌們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繼續做更加深入、更加細緻的工作！”
土坯小屋裏靜得出奇，那些平時高談闊論、信口開河、慷慨激昂的技術人員們像換了個人似的，一個個低著頭，似乎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當時我們聽完餘部長的話後，每個人的心髒，都像被狠狠地敲打了一下的警鍾，頓時清醒起來，而且這樣的清醒讓我們保持了一輩子。中國石油工業之後5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應該說，餘秋裏同誌這三句話中所包含的精神遺產是實在太豐富了！它讓我們學會了科學辯證法，學會了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科學、科學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更學會了怎麽做學問和做人的道理。”當年親耳聆聽餘秋裏講話的現今大多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們，如此感慨地向我表達這樣的心聲。
翁文波為首的技術人員們在餘秋裏那番話後，沒能回答出來，是因為他們陷入了技術程序上的難題之中：要搞清地下的儲量，紙上談兵解決不了問題，隻有靠打深井，而且要打得準確。可是打一口深井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因為打井過程中都要取岩芯和試油，同時每口井都需要幾百萬元的費用，這都是餘秋裏部長不那麽願意那樣做的。顯然，將軍願用最少的代價、最短的時間獲得地下的真實情況。可這是技術人員又無法解決的事，但鬆遼找油戰役打響之前這些問題又必須解決。
精於地質和物探的翁文波苦思冥想，仍然不得要領。
李德生才思敏捷，但就是不願多說——他的心裏多少留著川中會戰時因為多說話而受到批判的陰影。
張文昭此刻正在盯著前期布置的60多口井的勘探任務已經夠忙乎的了。
辦法總是有的。辦法需要靠打破思想束縛，其實解放思想的行動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無數次成功經歷。隻是不同時期叫法不同，餘秋裏掛帥石油工業時，他管解放思想叫做“開動腦筋，多想點名堂”。
腦筋動到了家，名堂就自然而然出來了。
餘秋裏自26日來到鬆遼後，白天一個一個地跑機台，晚上又整宿整宿地找人談話，傾聽技術人員的意見，與他們一起研究分析。“他簡直就是一台機器，你不讓他停下來就永遠會轉下去。”現今也已變成“老爺子”的王玉俊談起當年的餘秋裏時如此說。
專家們誰也解決不了的問題，最後還是由將軍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