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他一邊打電話報警，一邊騎電動車追了上去。
穿過了兩個路口之後，那小偷就要跑不動了。這時候黃榮軍在路上見到了騎車路過的小張，就呼喊著小張一起追。小張好意提醒他說：“別追了，叫警察!”張榮軍不聽，繼續加速緊緊地跟在了小偷的後麵。
小偷見有人緊追不捨，就七拐八繞地鑽到了一條胡同裏。黃榮軍雖然很害怕，但他還是進去了，因為警察告訴他很快就會派人來。
胡同不像大路，因為沒有劃分是誰的責任區，所以雪是沒有人掃的。雪化開再凍實了會比普通的冰更滑。電動車速度快但輪胎窄，很容易打滑，小偷了解這一點，總是不停地轉彎。黃榮軍在追擊的時候很是小心，但最終還是滑倒了。他從車上飛出去，重重地摔在了結實的冰麵上，又向前滑出去了好幾米。
他急忙爬了起來，邁步追向那個小偷。但沒追幾步，就眼前一黑暈倒了。
等他再清醒過來，已經是一個月以後了。他想坐起來，但是卻發現下半身不能動彈了。他問家人是怎麽回事，但是人們都不肯說。後來他趁家人都不在，苦苦哀求大夫，大夫勉為其難地告訴他：“你後背挨了好幾刀，其中一刀紮在了你的脊柱上，下身可能會癱瘓，你能搶救過來就不錯了，知足吧。”
這件事我的同行們知道了，於是我們在報紙、電視台上到處找那個失主。讓她站出來作證，證明黃榮軍是因為見義勇為而受傷的。這樣市裏就可以給他一個見義勇為的稱號，並按照相關標準給予獎勵。
但是失主一直不露麵。後來他的家人哭著在城市晚間新聞上說：“我們不會讓失主賠錢，也不需要失主感謝，隻要證明他是見義勇為就行了。”但是失主仍然沒有出現。
由於這屬於惡性治安案件，警察壓力很大，所以他們很快就找到了那夥小偷，並按照被搶的皮包裏麵的證件，找到了失主。失主卻對媒體避而不見，隻是對警察說：“我並沒有要任何人去追小偷，包是我自己丟的，並沒有人偷。”
警察拿不到證據，也沒有任何證人，更不能確定是小偷對其行兇。由於沒法給小偷定罪，最後隻好把小偷給放了。媒體了解到這件事之後，立即掀起了一陣風波，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失主最後還是來到醫院看望了黃榮軍。
黃榮軍的妻子哭著說：“他為了給你追錢包，受了傷，我們不要你感謝，也不要你賠錢，你隻要證明我們是見義勇為就行。”
那個失主說：“我並不需要你的先生不顧性命地去追這筆錢，因為錢沒了我可以再賺。現在你先生受傷成這樣，我欠你的情一輩子都無法還清。與其這樣，我寧願把錢丟了。”
他的妻子聽了氣得嘴唇直抖。
黃榮軍在病床上聽見了，也氣得流眼淚，他說：“你不是說這是給你兒子看病的錢嗎?”
那失主說：“我不記得我說過這話，我隻有一個女兒，哪裏來的兒子。就因為你們在報紙上說的那些話，我都被公司開除了。”
說罷，她指著我們這些記者說：“別再造謠了，我的生活因為你們的造謠已經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我告訴你們，”她指著黃榮軍說，“再瞎說我就告你們誣陷好人!”
他的妻子與他一樣窩囊，聽了這話氣得直哭，卻並沒有說出任何值得報導的話。在失主走後，他們爆發了結婚後的第一次爭吵。他的妻子大罵他是一個傻叉，遇事不動腦子，完全沒有想到自己還有一個家。黃榮軍氣得直流眼淚。
小張那天來看他，黃榮軍問他那天你到底追上來沒有。小張立即說：“哥，我追上去了，但是你騎車太快，我沒跟上，後來沒找到你，我就回單位去了。”黃榮軍嘴動了動，但終究沒有再說出什麽。其實我知道，他肯定是覺得如果小張跟上來的話，小偷就不會對他行兇了。
他的親戚朋友來的時候，聽說了這些事情也大罵他傻，說那麽多人都不管，你管他們幹嘛?弄到最後自己落得這樣一個下場。黃榮軍聽了也隻是默默流淚。
在報紙上，我報導此事的時候，自然忽略了這些事情，隻是報導他光輝的一麵，甚至把他的家人都說成了大義凜然的英雄，都堅決支持他的行為。其實隻有我知道，他們在病房裏相互埋怨的時候，都說了什麽樣的話。
我一開始還擔心其他一起採訪的兄弟單位會說出真相，但事後我欣慰地發現，我們都很默契地保持了相同的口徑。
從此黃榮軍再也沒有要求政府評自己為見義勇為。我們經常跟政府機構打交道，所以了解他們的運作方式，我們其實都知道，如果他繼續爭取，還是很有希望成功的。但他並沒有聽從我們的建議。當然我們私下裏，也並不希望他真的被評上見義勇為，因為隻有當他這樣一個英雄遭遇到不公正的時候，對我們來說他才具有新聞價值。如果一切都讓他得償所願，那麽這種新聞也就沒有任何爭議性了。作為媒體，我們不追求公正，我們隻追求關注度。他用自己的人生演出一幕真實的悲劇，而我們負責用鏡頭與文字將他記錄下來，以提高報紙的訂閱率。這種話雖然殘酷，但不能不說這就是我真實的看法。
在那段期間，由於他花光了家裏的積蓄，所以他父親心髒病復發的時候，家裏沒錢做昂貴的心髒搭橋手術，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父親死掉了。那天我正好在醫院進行跟蹤採訪，平時不管問他什麽，他都會很配合地回答，唯獨這次他拒絕了採訪。他背對著我，眼裏含著淚水。在場的幾個記者，有眼窩淺的，居然哭了出來。這種行為看似具有人情味，但在我看來，這樣並不是一種很專業的態度。
穿過了兩個路口之後，那小偷就要跑不動了。這時候黃榮軍在路上見到了騎車路過的小張，就呼喊著小張一起追。小張好意提醒他說：“別追了，叫警察!”張榮軍不聽，繼續加速緊緊地跟在了小偷的後麵。
小偷見有人緊追不捨，就七拐八繞地鑽到了一條胡同裏。黃榮軍雖然很害怕，但他還是進去了，因為警察告訴他很快就會派人來。
胡同不像大路，因為沒有劃分是誰的責任區，所以雪是沒有人掃的。雪化開再凍實了會比普通的冰更滑。電動車速度快但輪胎窄，很容易打滑，小偷了解這一點，總是不停地轉彎。黃榮軍在追擊的時候很是小心，但最終還是滑倒了。他從車上飛出去，重重地摔在了結實的冰麵上，又向前滑出去了好幾米。
他急忙爬了起來，邁步追向那個小偷。但沒追幾步，就眼前一黑暈倒了。
等他再清醒過來，已經是一個月以後了。他想坐起來，但是卻發現下半身不能動彈了。他問家人是怎麽回事，但是人們都不肯說。後來他趁家人都不在，苦苦哀求大夫，大夫勉為其難地告訴他：“你後背挨了好幾刀，其中一刀紮在了你的脊柱上，下身可能會癱瘓，你能搶救過來就不錯了，知足吧。”
這件事我的同行們知道了，於是我們在報紙、電視台上到處找那個失主。讓她站出來作證，證明黃榮軍是因為見義勇為而受傷的。這樣市裏就可以給他一個見義勇為的稱號，並按照相關標準給予獎勵。
但是失主一直不露麵。後來他的家人哭著在城市晚間新聞上說：“我們不會讓失主賠錢，也不需要失主感謝，隻要證明他是見義勇為就行了。”但是失主仍然沒有出現。
由於這屬於惡性治安案件，警察壓力很大，所以他們很快就找到了那夥小偷，並按照被搶的皮包裏麵的證件，找到了失主。失主卻對媒體避而不見，隻是對警察說：“我並沒有要任何人去追小偷，包是我自己丟的，並沒有人偷。”
警察拿不到證據，也沒有任何證人，更不能確定是小偷對其行兇。由於沒法給小偷定罪，最後隻好把小偷給放了。媒體了解到這件事之後，立即掀起了一陣風波，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失主最後還是來到醫院看望了黃榮軍。
黃榮軍的妻子哭著說：“他為了給你追錢包，受了傷，我們不要你感謝，也不要你賠錢，你隻要證明我們是見義勇為就行。”
那個失主說：“我並不需要你的先生不顧性命地去追這筆錢，因為錢沒了我可以再賺。現在你先生受傷成這樣，我欠你的情一輩子都無法還清。與其這樣，我寧願把錢丟了。”
他的妻子聽了氣得嘴唇直抖。
黃榮軍在病床上聽見了，也氣得流眼淚，他說：“你不是說這是給你兒子看病的錢嗎?”
那失主說：“我不記得我說過這話，我隻有一個女兒，哪裏來的兒子。就因為你們在報紙上說的那些話，我都被公司開除了。”
說罷，她指著我們這些記者說：“別再造謠了，我的生活因為你們的造謠已經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我告訴你們，”她指著黃榮軍說，“再瞎說我就告你們誣陷好人!”
他的妻子與他一樣窩囊，聽了這話氣得直哭，卻並沒有說出任何值得報導的話。在失主走後，他們爆發了結婚後的第一次爭吵。他的妻子大罵他是一個傻叉，遇事不動腦子，完全沒有想到自己還有一個家。黃榮軍氣得直流眼淚。
小張那天來看他，黃榮軍問他那天你到底追上來沒有。小張立即說：“哥，我追上去了，但是你騎車太快，我沒跟上，後來沒找到你，我就回單位去了。”黃榮軍嘴動了動，但終究沒有再說出什麽。其實我知道，他肯定是覺得如果小張跟上來的話，小偷就不會對他行兇了。
他的親戚朋友來的時候，聽說了這些事情也大罵他傻，說那麽多人都不管，你管他們幹嘛?弄到最後自己落得這樣一個下場。黃榮軍聽了也隻是默默流淚。
在報紙上，我報導此事的時候，自然忽略了這些事情，隻是報導他光輝的一麵，甚至把他的家人都說成了大義凜然的英雄，都堅決支持他的行為。其實隻有我知道，他們在病房裏相互埋怨的時候，都說了什麽樣的話。
我一開始還擔心其他一起採訪的兄弟單位會說出真相，但事後我欣慰地發現，我們都很默契地保持了相同的口徑。
從此黃榮軍再也沒有要求政府評自己為見義勇為。我們經常跟政府機構打交道，所以了解他們的運作方式，我們其實都知道，如果他繼續爭取，還是很有希望成功的。但他並沒有聽從我們的建議。當然我們私下裏，也並不希望他真的被評上見義勇為，因為隻有當他這樣一個英雄遭遇到不公正的時候，對我們來說他才具有新聞價值。如果一切都讓他得償所願，那麽這種新聞也就沒有任何爭議性了。作為媒體，我們不追求公正，我們隻追求關注度。他用自己的人生演出一幕真實的悲劇，而我們負責用鏡頭與文字將他記錄下來，以提高報紙的訂閱率。這種話雖然殘酷，但不能不說這就是我真實的看法。
在那段期間，由於他花光了家裏的積蓄，所以他父親心髒病復發的時候，家裏沒錢做昂貴的心髒搭橋手術，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父親死掉了。那天我正好在醫院進行跟蹤採訪，平時不管問他什麽，他都會很配合地回答，唯獨這次他拒絕了採訪。他背對著我，眼裏含著淚水。在場的幾個記者，有眼窩淺的，居然哭了出來。這種行為看似具有人情味，但在我看來，這樣並不是一種很專業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