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克麗斯廷已回到她的公寓，複查自己的筆記和磁帶。她本以為一旦保拉德消失，他的麵孔就不再會浮現在自己的眼前。可事實並非如此。每天晚上入睡時，她仍能看見他舉槍瞄準自己父親的後背，看見她母親的頭被加儂近距離射出的子彈打穿。
當她在密西根州初次加入射擊俱樂部時，她就明白有朝一日她會用自己的槍抹去那兩張聯邦調查局特工的臉。多年以來，這兩張臉時時縈繞著一個七歲女孩稚嫩的心靈。在她贏得了奧運會射擊銀牌之後，聯邦調查局立即將她招募。從此，她更堅信替慘遭殺害的父母報仇雪恨、討回公道，是自己義不容辭的使命。
她在維吉尼亞匡提克的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裏，第一次遇到了保拉德。雖然她從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可當她不經意地抬起頭，想看看下一位發言人是誰的時候，猛地撞見了這張臉，她的心驟然停止了跳動。她掃了一眼他的外衣，看到深藍色西裝胸前口袋上佩有聯邦調查局的徽章。對克麗斯廷來說，在這一瞬間，時光仿佛凝固不動，往日曆歷在目。二十年的歲月沒在那張臉上留下任何痕跡，似乎他還沒來得及脫去那天夜裏槍殺她的父親時穿的那件外衣。
克麗斯廷驚駭得渾身顫抖，但她拚命咬住嘴唇，不讓自己發出聲音。她隻感到天旋地轉，無法挪動一步。她所能做的隻是竭力控製自己保持沉默，注視著保拉德的一舉一動，他走路和說話的樣子，在發表重大觀點之前先呷口茶的習慣。她注視著他和學員們在自助餐廳裏共進午餐，注視著他跨進綠色的聯邦調查局轎車駛出學院的大門。在她二十五歲的豆蔻年華裏，她認出了殘害自己父母的魔鬼。再過兩年，她至少會殺掉他倆中的一個。
聽到保拉德的苦苦哀求，使她獲得某種滿足感。但是冷眼觀望匍匐在腳下懇請寬恕的殺父兇手，更令她感到莫大的快意。
的十年裏，克麗斯廷每天都聽一遍這盤磁帶。今天她再次播放。保拉德述說自己本與她的父母無冤無仇，為了捍衛國家的利益，他和加儂受胡佛的指使才敢做出這樁傷天害理之舉。克麗斯廷不厭其煩地聽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聽到的是同一個名字：加儂。她決心要找到此人，為此耗費了十年的功夫查閱聯邦調查局的花名冊和卷宗記錄，可仍未發現有關他的任何蛛絲馬跡。
直到最近，她在翻閱現已開放，並電腦化的約翰·埃德加·胡佛的“私人卷宗”檔案時，才發現了第一條線索。在六十年代的幾件案例記錄裏，她看到了一個曾在聯邦調查局裏多次聽到過的名字。
安迪·格林菲爾德當年是位資深的駐外特工，任聯邦調查局在路易斯頓的堤阿洪地區的涉外機構主管，長達十五年之久。克麗斯廷想起了他的名字，因為他被強製退休，協助審核發生在納科泊斯印地安人保留地的一樁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發現了他的名字後，克麗斯廷像個收到聖誕禮物的孩子那樣歡天喜地。她無法抑製自己的興奮，迫不及待地飛到堤阿洪，打算向退休賦閑在家的格林菲爾德特工詢問長期以來灼灼燃燒在她心際的問題。
她想得到的答案是：她的父母是誰?胡佛為何把他們視為眼中釘?誰是加儂?他現在何處?胡佛“特別計劃”的其餘檔案又在那裏?
然而，當她快要抵達目的地時，她清醒地意思到這些答案不會輕而易舉就能得到，必須靠自己去追根溯源。
當她第一眼見到格林菲爾德時，立刻對他產生了好感。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飽經風霜的臉上每道皺紋仿佛都在述說一個故事。與其說他是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還不如說他像是個操勞大半輩子的純樸的山民。盡管他手拄拐杖，但可以看出他並不需要，也許這是他身上一處舊傷留給他的習慣吧。
他的住宅相當寬敞，屋頂為尖型結構，坐落在斯奈柯河畔。這條河緩緩地流過華盛頓的堤阿洪，隔岸相望的則是路易斯頓和克拉客斯頓城。
格林菲爾德特工友善地接待使克麗斯廷感到放鬆。安迪(他特別喜歡別人這麽稱呼自己)說，緬懷逝去的歲月令他感到愉悅。但當問到早年在聯邦調查局的經歷時，他卻麵露難色地說：“我寧願盡快把那些日子忘卻。”
克麗斯廷耐心地敦促他，勸他向自己開啟心扉，回憶塵封已久的往事。她說他們正在調查一樁案件，此案可能與胡佛“特別課題小組”在六十年代後期所辦理的某個兇殺案有關。
當再次聆聽磁帶時，她深切地感受到在敘述他生命中黑暗的一頁時，老人的聲音充滿著難言的痛苦和酸楚。
“特別課題小組實際上是胡佛為其骯髒陰謀而私設的小隊，由胡佛直接領導。不管是何種情報都享有優先權。我1961年來到這個小組。開始之時，主要監督邊境的法定權力。在執行任務中，我們常會遇到膽大妄為的不法分子，他們氣焰囂張，對政府或胡佛的命令嗤之以鼻，公然藐視。我們就抓住他們狠狠教訓一番，讓他們學會循規蹈矩。有時候，我們會從嫌疑犯身上獲得別人無法得到的情報，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六十年代變得越來越瘋狂和荒唐。越南國土上硝煙瀰漫，戰火正酣。美國人已深陷泥潭。國內則湧現出對現實社會不滿的嬉皮士，黑人的民權呼籲也日益強烈。回想起來，可以說胡佛當時已處於早老性癡呆症的初期階段。他要我們四處搜捕，把所有同情共產主義的嬉皮士統統關進監獄，禁止黑鬼再次發起新的革命。”
克麗斯廷已回到她的公寓，複查自己的筆記和磁帶。她本以為一旦保拉德消失，他的麵孔就不再會浮現在自己的眼前。可事實並非如此。每天晚上入睡時，她仍能看見他舉槍瞄準自己父親的後背，看見她母親的頭被加儂近距離射出的子彈打穿。
當她在密西根州初次加入射擊俱樂部時，她就明白有朝一日她會用自己的槍抹去那兩張聯邦調查局特工的臉。多年以來，這兩張臉時時縈繞著一個七歲女孩稚嫩的心靈。在她贏得了奧運會射擊銀牌之後，聯邦調查局立即將她招募。從此，她更堅信替慘遭殺害的父母報仇雪恨、討回公道，是自己義不容辭的使命。
她在維吉尼亞匡提克的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裏，第一次遇到了保拉德。雖然她從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可當她不經意地抬起頭，想看看下一位發言人是誰的時候，猛地撞見了這張臉，她的心驟然停止了跳動。她掃了一眼他的外衣，看到深藍色西裝胸前口袋上佩有聯邦調查局的徽章。對克麗斯廷來說，在這一瞬間，時光仿佛凝固不動，往日曆歷在目。二十年的歲月沒在那張臉上留下任何痕跡，似乎他還沒來得及脫去那天夜裏槍殺她的父親時穿的那件外衣。
克麗斯廷驚駭得渾身顫抖，但她拚命咬住嘴唇，不讓自己發出聲音。她隻感到天旋地轉，無法挪動一步。她所能做的隻是竭力控製自己保持沉默，注視著保拉德的一舉一動，他走路和說話的樣子，在發表重大觀點之前先呷口茶的習慣。她注視著他和學員們在自助餐廳裏共進午餐，注視著他跨進綠色的聯邦調查局轎車駛出學院的大門。在她二十五歲的豆蔻年華裏，她認出了殘害自己父母的魔鬼。再過兩年，她至少會殺掉他倆中的一個。
聽到保拉德的苦苦哀求，使她獲得某種滿足感。但是冷眼觀望匍匐在腳下懇請寬恕的殺父兇手，更令她感到莫大的快意。
的十年裏，克麗斯廷每天都聽一遍這盤磁帶。今天她再次播放。保拉德述說自己本與她的父母無冤無仇，為了捍衛國家的利益，他和加儂受胡佛的指使才敢做出這樁傷天害理之舉。克麗斯廷不厭其煩地聽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聽到的是同一個名字：加儂。她決心要找到此人，為此耗費了十年的功夫查閱聯邦調查局的花名冊和卷宗記錄，可仍未發現有關他的任何蛛絲馬跡。
直到最近，她在翻閱現已開放，並電腦化的約翰·埃德加·胡佛的“私人卷宗”檔案時，才發現了第一條線索。在六十年代的幾件案例記錄裏，她看到了一個曾在聯邦調查局裏多次聽到過的名字。
安迪·格林菲爾德當年是位資深的駐外特工，任聯邦調查局在路易斯頓的堤阿洪地區的涉外機構主管，長達十五年之久。克麗斯廷想起了他的名字，因為他被強製退休，協助審核發生在納科泊斯印地安人保留地的一樁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發現了他的名字後，克麗斯廷像個收到聖誕禮物的孩子那樣歡天喜地。她無法抑製自己的興奮，迫不及待地飛到堤阿洪，打算向退休賦閑在家的格林菲爾德特工詢問長期以來灼灼燃燒在她心際的問題。
她想得到的答案是：她的父母是誰?胡佛為何把他們視為眼中釘?誰是加儂?他現在何處?胡佛“特別計劃”的其餘檔案又在那裏?
然而，當她快要抵達目的地時，她清醒地意思到這些答案不會輕而易舉就能得到，必須靠自己去追根溯源。
當她第一眼見到格林菲爾德時，立刻對他產生了好感。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飽經風霜的臉上每道皺紋仿佛都在述說一個故事。與其說他是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還不如說他像是個操勞大半輩子的純樸的山民。盡管他手拄拐杖，但可以看出他並不需要，也許這是他身上一處舊傷留給他的習慣吧。
他的住宅相當寬敞，屋頂為尖型結構，坐落在斯奈柯河畔。這條河緩緩地流過華盛頓的堤阿洪，隔岸相望的則是路易斯頓和克拉客斯頓城。
格林菲爾德特工友善地接待使克麗斯廷感到放鬆。安迪(他特別喜歡別人這麽稱呼自己)說，緬懷逝去的歲月令他感到愉悅。但當問到早年在聯邦調查局的經歷時，他卻麵露難色地說：“我寧願盡快把那些日子忘卻。”
克麗斯廷耐心地敦促他，勸他向自己開啟心扉，回憶塵封已久的往事。她說他們正在調查一樁案件，此案可能與胡佛“特別課題小組”在六十年代後期所辦理的某個兇殺案有關。
當再次聆聽磁帶時，她深切地感受到在敘述他生命中黑暗的一頁時，老人的聲音充滿著難言的痛苦和酸楚。
“特別課題小組實際上是胡佛為其骯髒陰謀而私設的小隊，由胡佛直接領導。不管是何種情報都享有優先權。我1961年來到這個小組。開始之時，主要監督邊境的法定權力。在執行任務中，我們常會遇到膽大妄為的不法分子，他們氣焰囂張，對政府或胡佛的命令嗤之以鼻，公然藐視。我們就抓住他們狠狠教訓一番，讓他們學會循規蹈矩。有時候，我們會從嫌疑犯身上獲得別人無法得到的情報，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六十年代變得越來越瘋狂和荒唐。越南國土上硝煙瀰漫，戰火正酣。美國人已深陷泥潭。國內則湧現出對現實社會不滿的嬉皮士，黑人的民權呼籲也日益強烈。回想起來，可以說胡佛當時已處於早老性癡呆症的初期階段。他要我們四處搜捕，把所有同情共產主義的嬉皮士統統關進監獄，禁止黑鬼再次發起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