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子先放在這裏，我來搜索看看，碰碰運氣!”
我一邊在心裏念叨，一邊熟練地在鍵盤上打字，然後輕點滑鼠，搜索了“死亡”二字。可想而知，火葬廠的電腦裏，和“死亡”二字有關的信息很多，刷地一下，電腦屏幕就羅列出一排排的圖標來。不知道我用了誰的電腦，居然還搜索到許多火化的現場圖，有些死屍被燒得內髒爆開，濺出五顏六色的黏液，皮膚焦得像烤過頭的紅薯一樣。
我隻看了一眼就要吐了，再不敢看第二眼，火葬廠怎麽會允許拍攝這種圖片?這難道尊重死者嗎?話說回來，我擅闖辦公室，亂動別人的電腦，也不尊重別人，因此正義凜然隻是一瞬間的事。
電腦搜索繼續進行著，沒多久，一個名為“死亡筆記”的文件夾就跳了出來。我出於好奇，點開一看，謝天謝地，裏麵裝的全是死亡證明和火化手續的掃描圖片。不過，這些圖片的命名方式都是按日期排列的，沒有一個標有死者的名字，這意味著我離真相雖然不隻一步之遙，但就在眼前了。
那些掃描圖片有近萬張，甚至更多，我直接選 2008年8月30日的圖片來看，因為在霍尼的骨灰罐上標有生猝年月，他的死亡時間就是這一天。蹊蹺的是，那一天死了三個人，沒有一個人叫霍尼，連諧音的人都沒有。我以為搜索得不全，或者是工作人員還沒來得及上傳掃描文件，於是又去翻那些紙質文件，可依舊沒有任何收穫。
“沒有死亡證明，怎麽火化呢?”我奇怪地想。
外麵的風越吹越大，拚命地撞擊門窗，那聲音恍若我的心跳，催促著我快點找到答案。我望著堆成山的紙質文件，很快就放棄了，轉而又去鼓搗電腦。在那個“死亡筆記”文件夾中，除了死亡證明，還有火化手續。按理說，沒有死亡證明，就不能辦理火化手續，否則火葬廠就成了犯罪分子的理想毀屍滅跡的勝地了。我隻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把圖片拉到2008年8月30日之後的幾天，隨便掃了一眼，不料竟看見了“霍尼”兩個字。
“他奶奶的，終於被我找到了。”我抓緊時間，放大圖片，想看看是誰簽字送遺體過來的，怎知更驚訝的答案接著出現了。
“唐山泉?就是炸死唐二爺的大姐和三妹的人?這怎麽可能?他去年才被監獄釋放，難道從監獄剛出來就送人來火化了?他不怕觸黴頭?而且他跟我們說，他出來後沒再聯繫過渡場，那怎麽會把骨灰送到骨灰房裏?”我呆望著火化文件上簽署的名字，摸不著頭腦。
這是一個大發現，一直以來，我都以為唐山泉與怪事沒關係，原來他仍與此事有關。我冒險找到線索，不能看過就算了，便琢磨怎麽帶走它。火葬廠的電腦沒有聯網，無法以附件的方式發到我的電子郵件，身上也沒帶u盤，不能拷貝。最好的方法就是帶走原件，反正火葬廠已經掃描了原件，他們不大可能再翻閱以前的文件了，沒人會發現的。
我怕時間拖得太久，胡隊長和苗姐等急了，當下就不再畏畏縮縮的，馬上去找死亡證明的文件袋。有了方向，我找得飛快，在電腦旁就翻到了一遝文件袋，裏麵裝的全是死亡證明。文件袋沒有寫明年份，我隻得一個個地打開檢查，好在它們都是按年份集中在一個文件袋裏，歸檔並不亂。
事情如同詭變的天氣，一波高潮過後又一波，我才打開到第三個文件袋，居然出現了大翻轉。這個袋子裏裝的並不是2008年的死亡證明，而是1999年的，可是我抽出來掃了一眼，又看到“唐山泉”的名字。
“這……不合理吧?2008年還能勉強說得通，也許是唐山泉剛出獄就送人來火化，那1999年怎麽說?沒聽講犯人還能出來送屍體去火化的!”我心裏嘀咕。
接著，我又打開了其他年份的文件袋，不想20年間都有“唐山泉”送屍體來火化。而那些屍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沒有死亡證明，隻有火化手續。我惟恐有一部分死亡證明是分開放的，因此又去電腦上搜索其他年份的死亡證明，結果和霍尼的情況一樣，全都找不到相關單位出具的死亡證明。
“這20年裏，唐山泉真的在監獄裏嗎?他……怎麽可能送那麽多具屍體來火化?他奶奶的，這又不是諜戰片，決不可能有這麽荒唐的事!但文件上就是這麽寫的，該不會火葬廠有什麽秘密吧?”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可耗的時間太長，苗姐已經忍不住打電話來催我了。
“餵?黃丁意?你選個罐子怎麽選這麽久?我們準備回渡場了，你再不快點，我們就不等你了，你腿長，自己走回去吧。”苗姐在電話那頭吼道，同時風聲灌進聽筒裏，發出噗噗的響聲。
“我選好了，馬上就來。”我一麵答，一邊抽出霍尼的火化手續，掩上門後就飛跑出去。
大家已經在路邊等著上車了，苗姐對我有意見，看我抱著罐子跑來，她就丟下一句話：“你下午來一趟，把賈瞎子帶走，我們就不陪你了。至於車嘛，你自己坐那些黑車吧，應該很容易攔到車的，我就不送你來了。”
這話非常刺兒，可我沒時間生氣，因為一上車，就馬上把這事跟嶽鳴飛悄悄地說了。他跟我一樣，對唐山泉的事都難以置信。政府不是傻子，如果有人越獄，早就通緝了，怎麽可能讓他20年間不斷地送屍體來火化，沒準真有同名同姓的巧事。可話說回來，兇案裏的巧合往往是偵破案子的關鍵之處，越巧合越有問題。正如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在《紅髮會》裏說的一樣：不尋常的現象總能給人提供一些線索，而沒有什麽特徵的案子卻是難以偵破的。
我一邊在心裏念叨，一邊熟練地在鍵盤上打字，然後輕點滑鼠，搜索了“死亡”二字。可想而知，火葬廠的電腦裏，和“死亡”二字有關的信息很多，刷地一下，電腦屏幕就羅列出一排排的圖標來。不知道我用了誰的電腦，居然還搜索到許多火化的現場圖，有些死屍被燒得內髒爆開，濺出五顏六色的黏液，皮膚焦得像烤過頭的紅薯一樣。
我隻看了一眼就要吐了，再不敢看第二眼，火葬廠怎麽會允許拍攝這種圖片?這難道尊重死者嗎?話說回來，我擅闖辦公室，亂動別人的電腦，也不尊重別人，因此正義凜然隻是一瞬間的事。
電腦搜索繼續進行著，沒多久，一個名為“死亡筆記”的文件夾就跳了出來。我出於好奇，點開一看，謝天謝地，裏麵裝的全是死亡證明和火化手續的掃描圖片。不過，這些圖片的命名方式都是按日期排列的，沒有一個標有死者的名字，這意味著我離真相雖然不隻一步之遙，但就在眼前了。
那些掃描圖片有近萬張，甚至更多，我直接選 2008年8月30日的圖片來看，因為在霍尼的骨灰罐上標有生猝年月，他的死亡時間就是這一天。蹊蹺的是，那一天死了三個人，沒有一個人叫霍尼，連諧音的人都沒有。我以為搜索得不全，或者是工作人員還沒來得及上傳掃描文件，於是又去翻那些紙質文件，可依舊沒有任何收穫。
“沒有死亡證明，怎麽火化呢?”我奇怪地想。
外麵的風越吹越大，拚命地撞擊門窗，那聲音恍若我的心跳，催促著我快點找到答案。我望著堆成山的紙質文件，很快就放棄了，轉而又去鼓搗電腦。在那個“死亡筆記”文件夾中，除了死亡證明，還有火化手續。按理說，沒有死亡證明，就不能辦理火化手續，否則火葬廠就成了犯罪分子的理想毀屍滅跡的勝地了。我隻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把圖片拉到2008年8月30日之後的幾天，隨便掃了一眼，不料竟看見了“霍尼”兩個字。
“他奶奶的，終於被我找到了。”我抓緊時間，放大圖片，想看看是誰簽字送遺體過來的，怎知更驚訝的答案接著出現了。
“唐山泉?就是炸死唐二爺的大姐和三妹的人?這怎麽可能?他去年才被監獄釋放，難道從監獄剛出來就送人來火化了?他不怕觸黴頭?而且他跟我們說，他出來後沒再聯繫過渡場，那怎麽會把骨灰送到骨灰房裏?”我呆望著火化文件上簽署的名字，摸不著頭腦。
這是一個大發現，一直以來，我都以為唐山泉與怪事沒關係，原來他仍與此事有關。我冒險找到線索，不能看過就算了，便琢磨怎麽帶走它。火葬廠的電腦沒有聯網，無法以附件的方式發到我的電子郵件，身上也沒帶u盤，不能拷貝。最好的方法就是帶走原件，反正火葬廠已經掃描了原件，他們不大可能再翻閱以前的文件了，沒人會發現的。
我怕時間拖得太久，胡隊長和苗姐等急了，當下就不再畏畏縮縮的，馬上去找死亡證明的文件袋。有了方向，我找得飛快，在電腦旁就翻到了一遝文件袋，裏麵裝的全是死亡證明。文件袋沒有寫明年份，我隻得一個個地打開檢查，好在它們都是按年份集中在一個文件袋裏，歸檔並不亂。
事情如同詭變的天氣，一波高潮過後又一波，我才打開到第三個文件袋，居然出現了大翻轉。這個袋子裏裝的並不是2008年的死亡證明，而是1999年的，可是我抽出來掃了一眼，又看到“唐山泉”的名字。
“這……不合理吧?2008年還能勉強說得通，也許是唐山泉剛出獄就送人來火化，那1999年怎麽說?沒聽講犯人還能出來送屍體去火化的!”我心裏嘀咕。
接著，我又打開了其他年份的文件袋，不想20年間都有“唐山泉”送屍體來火化。而那些屍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沒有死亡證明，隻有火化手續。我惟恐有一部分死亡證明是分開放的，因此又去電腦上搜索其他年份的死亡證明，結果和霍尼的情況一樣，全都找不到相關單位出具的死亡證明。
“這20年裏，唐山泉真的在監獄裏嗎?他……怎麽可能送那麽多具屍體來火化?他奶奶的，這又不是諜戰片，決不可能有這麽荒唐的事!但文件上就是這麽寫的，該不會火葬廠有什麽秘密吧?”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可耗的時間太長，苗姐已經忍不住打電話來催我了。
“餵?黃丁意?你選個罐子怎麽選這麽久?我們準備回渡場了，你再不快點，我們就不等你了，你腿長，自己走回去吧。”苗姐在電話那頭吼道，同時風聲灌進聽筒裏，發出噗噗的響聲。
“我選好了，馬上就來。”我一麵答，一邊抽出霍尼的火化手續，掩上門後就飛跑出去。
大家已經在路邊等著上車了，苗姐對我有意見，看我抱著罐子跑來，她就丟下一句話：“你下午來一趟，把賈瞎子帶走，我們就不陪你了。至於車嘛，你自己坐那些黑車吧，應該很容易攔到車的，我就不送你來了。”
這話非常刺兒，可我沒時間生氣，因為一上車，就馬上把這事跟嶽鳴飛悄悄地說了。他跟我一樣，對唐山泉的事都難以置信。政府不是傻子，如果有人越獄，早就通緝了，怎麽可能讓他20年間不斷地送屍體來火化，沒準真有同名同姓的巧事。可話說回來，兇案裏的巧合往往是偵破案子的關鍵之處，越巧合越有問題。正如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在《紅髮會》裏說的一樣：不尋常的現象總能給人提供一些線索，而沒有什麽特徵的案子卻是難以偵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