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飯桌上，爹好像對不知該多麽讓人緊張的事一般地問我：
“今天，你張良國爺爺叫你過去向大家匯報一下思想和你的作文的新構思，他們給你提提意見，說你理都沒有理就走過去了？”
爹的語氣中充滿了尖刻的冷嘲熱諷，那意思分明就是：看你不聽我的話，現在開始遭報應了不是？“張良國爺爺”們是你得罪得起的？他們很多，多得無數，比無數還要多，哪一個都是你得罪不起的，而你不聽我的話他們的哪一個你都是要得罪的，不聽我的話你就看你將會是怎麽個死法吧！
溝裏的孩子們開始對我不規矩起來了，他們一看見我就全都是一臉怪笑，喊出讓人心驚肉跳，讓人吞不下去又吐不出來的話，就好像有幕後人教唆他們和指使他們似的：
“張小禹！□□的！你二天要當作家啊！”
“未來的大作家來了！”
“張大作家出門羅——”
他們稱我為“作家”或“未來的大作家”，可絕不僅僅是在嘲笑我。我們這個地方，窮鄉僻壤，但是像“作家”、“藝術家”、“思想家”這樣的字眼卻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人人都對這幾個字眼耳熟能詳，是因為有一東西深入到了他們人人的靈魂之中，反映在他們個個隨時隨地的言行舉止中，這就是，對於他們來說，像“作家”、“藝術家”、“思想家”這樣的人，隻有兩條路，要麽死無葬身之地，死得比耗子還難看和可恥，死得連一撮兒灰都沒有它的容身之地，要麽就是當爹所說的那種“抬轎子”、“吹喇叭”的人，而當這兩種人，實際還不如他們當窮農民的。有一個順口溜在他們中間十分流行，他們在我六七歲看出了我所謂的“聰明”時，就把這個順口溜用在我身上了——“我是領導幹部的狗，守在領導幹部的大門口，領導叫我咬誰就咬誰，叫我咬幾口就咬幾口”。像“作家”、“藝術家”、“思想家”這樣的人，在他眼中要麽就是這種“狗”，充其量也就比窮當農民的強，要麽最可恥下賤地滅亡，還不如當這種“狗”和當農民的。孩子們沖我喊“作家”、“大作家”，就是這個意味，他們毫不掩飾他們就是這個意味。
有一天，我一出門，就感覺到我的作文“有問題”、“有大問題”，有“思想、政治立場上的問題”的說法已經在溝裏傳開了。
我走過茶壺嘴，聽到一“權威人士”正在當眾評論我的一篇作文，雖然我不會停留，可還是聽見了一句半句：
“他把世界——我們的世界寫得一團漆黑……”
我知道這是怎樣一個定罪，也為這個定罪而怎樣寒怵啊！
這天，一位“權威人士”把我攔截在大路上，和藹可親地、也遠近的人都能聽得見地教導我，教導我了老半天。
這個“權威人士”說，我的作文的確有一定的基礎，反映了我有一定的寫作能力，搞好了我將來會有一定的前程，不是一般的孩子可比的。但是，馬克思教導我們，對什麽問題我們都要一分為二地看。我的作文有好的一麵，應該肯定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應當批評教育的一麵。這不好的、壞的一麵就是我的作文的思想傾向是不對的。我的思想傾向的問題就是我無論是作為一名作者、一位未來的作家，還是僅僅一個剛開始寫作文的小學生，我都沒有站到應該站到的正確的思想和政治立場上。我的作文表麵上是在寫好人好事，是按老師和書本上教我的寫，而實際上是在展示、發揮純粹我個人的主觀感受和主觀思想。
在我們世界裏——“權威人士”繼續說——一位作者，作家，包括未來的作者和作家，也包括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包括所有人，隻要他寫作，他就應該站到大家的、集體的、群眾的、人民的、國家的立場上寫，而不應該站到自己個人的立場上寫，對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這個立場有一點兒偏離都是不對的，危險的，都是在對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不負責任，也是在對自己不負責任。而站在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立場上寫，就是從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內容都首先要聽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他們叫我寫什麽就寫什麽，他們叫我怎樣寫我就怎樣寫，我寫隻為令他們滿意不為令我自己滿意。嚴格說來，我還應該逐字逐句，包括每一個標點都聽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文章中不能有一句話、一個詞、一個字、一個標點是我自己的。隻有這樣，我才是在對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負責，也是對我自己負責。
“權威人士”說，他給我講這些說到底都是為了我個人好，我這樣下去隻會害了我自己，甚至於毀了我自己，把一件本來可以成為大好事的事情變成了大壞事，把我本來可以有的美好前程斷送了，最終還會連累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把他們也給毀了。
遠近的人靜靜地聽著，笑著，有些還走過來，圍過來了，有的如聽真理之言地聽著，有的則似笑非笑地聽著。
“權威人士”繼續教導說，我從現在起作文就要有一個根本的轉變了，說起來也就僅僅是改變我的立場，但也一定要改變我的立場。他期望下次看到的我的作文就不大一樣了，是一個全新的麵貌了，叫大家，叫每一位群眾，包括他本人都能夠滿意。其實，我要轉變自己立場並不難，我畢竟還小嘛，才在開始寫作文嘛，隻要按老師和書本上教我的去寫就對了。而且，我的老師還是我爹，這樣我就有一更有利的條件了，我爹肯定能夠做到讓我的寫作的思想立場是正確的、應該的。
在我的作文的事情上，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攔住我對我進行長篇大論的說教的“權威人士”。溝裏這樣的“權威人士”有很多，形形□□的都有，他們都不是人們所說的“領導幹部”，即使小有職位，也是邊緣性的那種，不能說是“正式”的、“編製內”的，但他們在群眾中是有發言權的，能夠左右一般群眾的思想。有這個“權威人士”開了頭，來對我進行說教或諸如此類的“權威人士”就多起來了，我一出門就會遇到，他們有的是早就等在那兒了，有時是一個兩人，有時還是好幾個，有的是在路當中攔住我，有的是親切溫和地叫我過去，而我一般也會過去，沉默如石頭地站在他們麵前聽他們說。
他們對我的說教有的說得比較含蓄和有水平，有的則粗俗而直截了當。比方說，有的人說，在我們社會裏寫作文、寫文章就是歌功頌德，緊跟政治，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大家抄報紙的，報紙抄中央文件和領導的重要講話，除此之外的寫作那都是寫得越好結果就越壞，害了自己還會連累家裏人。作文、文章寫得再好都是沒有用的，隻有學會了抄報紙、抄中央文件，才可能通過寫作這條路讓自己飛黃騰達和有起碼的人生安全的保證。那些大作家、大思想家，他們的大作家、大思想家的稱號都是當官的、掌權的給他們封的，當官的、掌權的給這些人封大作家、大思想家稱號隻不過是因為這些人是服侍在他們的鞍前馬後的人，是他們的聽話的僕人、奴才，和服侍在皇帝身邊的太監、跟隨在主人身邊搖頭晃腦的狗沒有啥兩樣，而你得不到當官的、掌權的封號、封賞，你再怎麽寫、寫得有多好都是無用的，除了給自己招災引禍外沒人會承認你，要麽就是永遠見不到天日，要麽就是把你弄得臭狗屎都不如，最下賤、下等的人都看不起你和有權力有資格來踩你幾腳，還有可能讓你灰飛煙滅，死無葬身之地。
“今天，你張良國爺爺叫你過去向大家匯報一下思想和你的作文的新構思，他們給你提提意見，說你理都沒有理就走過去了？”
爹的語氣中充滿了尖刻的冷嘲熱諷，那意思分明就是：看你不聽我的話，現在開始遭報應了不是？“張良國爺爺”們是你得罪得起的？他們很多，多得無數，比無數還要多，哪一個都是你得罪不起的，而你不聽我的話他們的哪一個你都是要得罪的，不聽我的話你就看你將會是怎麽個死法吧！
溝裏的孩子們開始對我不規矩起來了，他們一看見我就全都是一臉怪笑，喊出讓人心驚肉跳，讓人吞不下去又吐不出來的話，就好像有幕後人教唆他們和指使他們似的：
“張小禹！□□的！你二天要當作家啊！”
“未來的大作家來了！”
“張大作家出門羅——”
他們稱我為“作家”或“未來的大作家”，可絕不僅僅是在嘲笑我。我們這個地方，窮鄉僻壤，但是像“作家”、“藝術家”、“思想家”這樣的字眼卻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人人都對這幾個字眼耳熟能詳，是因為有一東西深入到了他們人人的靈魂之中，反映在他們個個隨時隨地的言行舉止中，這就是，對於他們來說，像“作家”、“藝術家”、“思想家”這樣的人，隻有兩條路，要麽死無葬身之地，死得比耗子還難看和可恥，死得連一撮兒灰都沒有它的容身之地，要麽就是當爹所說的那種“抬轎子”、“吹喇叭”的人，而當這兩種人，實際還不如他們當窮農民的。有一個順口溜在他們中間十分流行，他們在我六七歲看出了我所謂的“聰明”時，就把這個順口溜用在我身上了——“我是領導幹部的狗，守在領導幹部的大門口，領導叫我咬誰就咬誰，叫我咬幾口就咬幾口”。像“作家”、“藝術家”、“思想家”這樣的人，在他眼中要麽就是這種“狗”，充其量也就比窮當農民的強，要麽最可恥下賤地滅亡，還不如當這種“狗”和當農民的。孩子們沖我喊“作家”、“大作家”，就是這個意味，他們毫不掩飾他們就是這個意味。
有一天，我一出門，就感覺到我的作文“有問題”、“有大問題”，有“思想、政治立場上的問題”的說法已經在溝裏傳開了。
我走過茶壺嘴，聽到一“權威人士”正在當眾評論我的一篇作文，雖然我不會停留，可還是聽見了一句半句：
“他把世界——我們的世界寫得一團漆黑……”
我知道這是怎樣一個定罪，也為這個定罪而怎樣寒怵啊！
這天，一位“權威人士”把我攔截在大路上，和藹可親地、也遠近的人都能聽得見地教導我，教導我了老半天。
這個“權威人士”說，我的作文的確有一定的基礎，反映了我有一定的寫作能力，搞好了我將來會有一定的前程，不是一般的孩子可比的。但是，馬克思教導我們，對什麽問題我們都要一分為二地看。我的作文有好的一麵，應該肯定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應當批評教育的一麵。這不好的、壞的一麵就是我的作文的思想傾向是不對的。我的思想傾向的問題就是我無論是作為一名作者、一位未來的作家，還是僅僅一個剛開始寫作文的小學生，我都沒有站到應該站到的正確的思想和政治立場上。我的作文表麵上是在寫好人好事，是按老師和書本上教我的寫，而實際上是在展示、發揮純粹我個人的主觀感受和主觀思想。
在我們世界裏——“權威人士”繼續說——一位作者，作家，包括未來的作者和作家，也包括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包括所有人，隻要他寫作，他就應該站到大家的、集體的、群眾的、人民的、國家的立場上寫，而不應該站到自己個人的立場上寫，對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這個立場有一點兒偏離都是不對的，危險的，都是在對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不負責任，也是在對自己不負責任。而站在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立場上寫，就是從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內容都首先要聽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他們叫我寫什麽就寫什麽，他們叫我怎樣寫我就怎樣寫，我寫隻為令他們滿意不為令我自己滿意。嚴格說來，我還應該逐字逐句，包括每一個標點都聽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的，文章中不能有一句話、一個詞、一個字、一個標點是我自己的。隻有這樣，我才是在對大家、集體、群眾、人民、國家負責，也是對我自己負責。
“權威人士”說，他給我講這些說到底都是為了我個人好，我這樣下去隻會害了我自己，甚至於毀了我自己，把一件本來可以成為大好事的事情變成了大壞事，把我本來可以有的美好前程斷送了，最終還會連累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把他們也給毀了。
遠近的人靜靜地聽著，笑著，有些還走過來，圍過來了，有的如聽真理之言地聽著，有的則似笑非笑地聽著。
“權威人士”繼續教導說，我從現在起作文就要有一個根本的轉變了，說起來也就僅僅是改變我的立場，但也一定要改變我的立場。他期望下次看到的我的作文就不大一樣了，是一個全新的麵貌了，叫大家，叫每一位群眾，包括他本人都能夠滿意。其實，我要轉變自己立場並不難，我畢竟還小嘛，才在開始寫作文嘛，隻要按老師和書本上教我的去寫就對了。而且，我的老師還是我爹，這樣我就有一更有利的條件了，我爹肯定能夠做到讓我的寫作的思想立場是正確的、應該的。
在我的作文的事情上，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攔住我對我進行長篇大論的說教的“權威人士”。溝裏這樣的“權威人士”有很多，形形□□的都有，他們都不是人們所說的“領導幹部”，即使小有職位，也是邊緣性的那種，不能說是“正式”的、“編製內”的，但他們在群眾中是有發言權的，能夠左右一般群眾的思想。有這個“權威人士”開了頭，來對我進行說教或諸如此類的“權威人士”就多起來了，我一出門就會遇到，他們有的是早就等在那兒了，有時是一個兩人，有時還是好幾個，有的是在路當中攔住我，有的是親切溫和地叫我過去，而我一般也會過去，沉默如石頭地站在他們麵前聽他們說。
他們對我的說教有的說得比較含蓄和有水平，有的則粗俗而直截了當。比方說，有的人說，在我們社會裏寫作文、寫文章就是歌功頌德，緊跟政治，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大家抄報紙的，報紙抄中央文件和領導的重要講話，除此之外的寫作那都是寫得越好結果就越壞，害了自己還會連累家裏人。作文、文章寫得再好都是沒有用的，隻有學會了抄報紙、抄中央文件，才可能通過寫作這條路讓自己飛黃騰達和有起碼的人生安全的保證。那些大作家、大思想家，他們的大作家、大思想家的稱號都是當官的、掌權的給他們封的，當官的、掌權的給這些人封大作家、大思想家稱號隻不過是因為這些人是服侍在他們的鞍前馬後的人，是他們的聽話的僕人、奴才，和服侍在皇帝身邊的太監、跟隨在主人身邊搖頭晃腦的狗沒有啥兩樣，而你得不到當官的、掌權的封號、封賞，你再怎麽寫、寫得有多好都是無用的，除了給自己招災引禍外沒人會承認你，要麽就是永遠見不到天日，要麽就是把你弄得臭狗屎都不如，最下賤、下等的人都看不起你和有權力有資格來踩你幾腳，還有可能讓你灰飛煙滅，死無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