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第 81 章
二、月夜行動
我不認識的姑娘之死這回事情，最不可忽視和無法迴避的就是我在我的學習屋裏遭遇的那個黑怪。我承認，我一生都在思考這個事情，包括我現在在電腦前打這些文字的時候。到底該如何理解和解釋這樣的事情？
當年，我遭遇的這樣的事情很多，像這個黑怪這樣的事情，隻是其中還算得上的一個罷了。有若幹年，我對這些刻骨銘心的事情既都記著又都遺忘了。說是記著，是說，我沒有忘記它們，時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它們；說是遺忘了，是說，我的世界和其他人沒有兩樣，我的思想、觀念，也可以說成是世界觀、人生觀、宇宙觀什麽的，和別人大同小異，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我當年這些遭遇和這些世界觀、人生觀、宇宙觀可能是衝突的，在這些世界觀、人生觀和宇宙觀裏麵無法理解和解釋我這些遭遇。
這些年過後，我開始了獨立的閱讀、思考和寫作，也開始對當年這些遭遇進行理解和解釋的嚐試。更何況，我都三十多歲了，人到中年了，都還在遭遇類似當年的這類事情，這也使我不能對當年這些遭遇不當一回事。然而，真這樣做，才知道事情的複雜性。我才知道我的腦子裏裝滿了他人的聲音，我不得不把這種聲音稱之為“億萬之眾的聲音”、“全天下人的聲音”、“權威和領袖的聲音”等等。很顯然，這些聲音都是我在成長的歲月中習得的，其中當然包括在學校老師和課本上教的。我可不敢說這種聲音就是謬誤，正如我也不會說它就是真理一樣。但是，它太強大了，使我想要做到一點自己獨立的思考，形成一點自己個人的獨立的思想，竟是那樣超乎想像的艱難、曲折和痛苦。這事情我在別的作品裏有詳述，這裏就不多說了。
然而，當年不過是一個孩子的我在遭遇這類事情時，卻對它們有一個完全的、自己個人的、獨立的理解和解釋，我甚至無法不說這種理解和解釋是成係統的，前後一致的，深刻的，有真正的邏輯力量的。我還不得不說，我有這類遭遇，一大根源就是我在遭遇這些事情之前，就已經對世界、人、生命、存在有完全自己的一套理解了。
我不認識的姑娘讓我遭遇到了那麽樣一個黑怪這樣的事情。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有過類似的遭遇了，而且遠比這一次要徹底得多，這一次似乎隻算得上那一次的一個回音。對那一次遭遇，既因為它是那麽徹底和全麵，又因為是我第一次遇到這類事情，我把它寫成了一部書，書名《眼對眼》。
我已經在《眼對眼》中詳盡地寫了那次遭遇，這裏隻能大概說說，算是對它的一個簡寫版。
我不是一個聽話的孩子。我是沉默的，孤獨的，但也是堅決的和我行我素的，做我認定的事不做到頭做徹底不會回頭。在我九歲十歲光景的時候，應該說也在距遭遇我不認識的姑娘之死這回事時間上不遠的時候，我因為聽了張書記在一次群眾會上的講話而下了一個決心。
張書記在會上講的大概意思是從今日起，每家每戶晚上不能互相串門，不能到戶外乘涼聊天，一家人傍晚一收工就回家，回家就進屋幹夜活，天不擦黑戶外就不能有人了，幹夜活時一家人不能互相說話、說笑、打跳，隻能一心一意地幹活，即使要說話也隻能說和幹活有關的事情，幹完活就睡覺，睡覺時夫妻要分床睡，夫妻間不能說悄悄話、心腹話、私房話。張書記還要每家每戶的大人看住自己的孩子，孩子們也要是一到天擦黑就進屋，進屋和大人一起幹活，幹完活就睡覺，不能在戶外玩耍、做遊戲、笑鬧、藏貓貓、玩打仗。張書記還要每家每戶的門每晚上一進門就關嚴，連個小縫縫都不能留，大熱天就是屋裏熱得能把人燜死，也一個小縫縫都不能留，但是，又不能閂門，要把門留著，整夜把門留著，以供大隊幹部隨時來查夜，門要一推就開。
張書記對為什麽要這樣做自然是充分地講了理由的，從高屋建瓴的理論的高度到具體現實的客觀狀況，講得嚴絲合縫，無可辯駁，就和他每一次在會上講的一樣。但是，我卻震驚了。我並不是這一次才震驚了，我已經因為無數次同等強度同樣性質的震驚而完了，這我知道。隻不過，這一次，我決定要行動了。我決定行動了，隻是因為我已經因為這些震驚而完了，這種完了本身是一定要以某種形式的結果表現出來的。我沒有辦法，我別無選擇。
這個行動是在一年後開始的，距張書記講那席話的那一天不多不少剛好一年時間後開始的。在這一年裏，我承受著隻有非人才能承受的那種沉重，以我的整個生命注視著一切，觀察著一切，體察著一切。我觀察到，一溝的人在張書記講那席話之前，晚上還有些許活動，比方說串串門、在院壩裏乘乘涼聊聊天什麽的，但是，張書記就那麽一講，這一切就都如一刀切掉了似的幹幹淨淨、徹徹底底的沒有了，不隻是大人們是這樣，連孩子們也是這樣，在這整整一年之中，我晚上再沒有聽到孩子們的玩耍、戲鬧的聲音，更不用說在戶外玩耍、戲鬧的聲音了；我觀察到，對張書記這些規定，我們作為人，質疑它、反對它、抗議它，是我們作為人天然的、與生俱來的權利、使命和責任，至少，客觀地思考它的對錯和合理不合理的程度是我們作為人的必然，但是，我沒有看到有人哪怕是僅僅不為零地表現出了他們有這樣的質疑和思考，仿佛張書記這些規定不是對人的規定而是對雞的規定，是給雞做的一個新籠子，雞接受了這個籠子，卻不知道自己接受了這個籠子，不想想也不可能去想想接受這個籠子意味著什麽；我觀察到大隊幹部們晚上以一溝人的生死都是他們的責任也隻有他們才擔得起這個責任和一溝人的死活都是攥在他們手心裏的那種氣勢和陣仗，隨意地去推開這家那家的門，隨意地查看人家是怎麽幹活的，怎麽睡覺的，把手電筒光在睡下了的人家的臉上隨意亂晃，同行的民兵連長張連長還背著一桿槍……
除了這類事情，我還“觀察”到，有一位大隊幹部，天天晚上都要去查那同一家人的夜，不查那一家的其他人，隻查那一家人的那位大姑娘，不隻是查那位大姑娘，還要對她進行那種“玷汙”和摧毀，就是人們傳說的那位大隊黨支部書記把他村裏他看中的姑娘抓去關在他的地下室裏對她們所做的那種事情，他已經把這個姑娘毀了，把她變成一個活鬼了，她一家人都給他下跪過，要他不要再來了，放過她，但這位大隊幹部在她一家人向他下跪麵前更加激起了那種欲望，對她的“玷汙”和摧毀變本加厲——我躺在我的床上，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肉眼看不見的地方，它們即使發生在人們的眼皮下也不可能有人議論評說半句，你不可能通過他們知道這個事情，但是，我就是能夠看到這種事情，隻要它發生了，就絕對逃不過我的眼睛，我絕對沒有也不可能懷疑我在這種視力中所見到的無論什麽。
對我不是用肉眼看到的這些事情，我隻能說要麽我有第三隻眼睛，我是用第三隻眼睛看到的這些事情，要麽它們就是我病態的臆想。但不管是哪一種，我絕對不懷疑自己“觀察”到的，我懷疑自己“觀察”到的，那都是成年以後開始上述那種獨立的思考、閱讀和寫作的時候的事了。
二、月夜行動
我不認識的姑娘之死這回事情，最不可忽視和無法迴避的就是我在我的學習屋裏遭遇的那個黑怪。我承認，我一生都在思考這個事情，包括我現在在電腦前打這些文字的時候。到底該如何理解和解釋這樣的事情？
當年，我遭遇的這樣的事情很多，像這個黑怪這樣的事情，隻是其中還算得上的一個罷了。有若幹年，我對這些刻骨銘心的事情既都記著又都遺忘了。說是記著，是說，我沒有忘記它們，時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它們；說是遺忘了，是說，我的世界和其他人沒有兩樣，我的思想、觀念，也可以說成是世界觀、人生觀、宇宙觀什麽的，和別人大同小異，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我當年這些遭遇和這些世界觀、人生觀、宇宙觀可能是衝突的，在這些世界觀、人生觀和宇宙觀裏麵無法理解和解釋我這些遭遇。
這些年過後，我開始了獨立的閱讀、思考和寫作，也開始對當年這些遭遇進行理解和解釋的嚐試。更何況，我都三十多歲了，人到中年了，都還在遭遇類似當年的這類事情，這也使我不能對當年這些遭遇不當一回事。然而，真這樣做，才知道事情的複雜性。我才知道我的腦子裏裝滿了他人的聲音，我不得不把這種聲音稱之為“億萬之眾的聲音”、“全天下人的聲音”、“權威和領袖的聲音”等等。很顯然，這些聲音都是我在成長的歲月中習得的，其中當然包括在學校老師和課本上教的。我可不敢說這種聲音就是謬誤，正如我也不會說它就是真理一樣。但是，它太強大了，使我想要做到一點自己獨立的思考，形成一點自己個人的獨立的思想，竟是那樣超乎想像的艱難、曲折和痛苦。這事情我在別的作品裏有詳述，這裏就不多說了。
然而，當年不過是一個孩子的我在遭遇這類事情時，卻對它們有一個完全的、自己個人的、獨立的理解和解釋，我甚至無法不說這種理解和解釋是成係統的，前後一致的，深刻的，有真正的邏輯力量的。我還不得不說，我有這類遭遇，一大根源就是我在遭遇這些事情之前，就已經對世界、人、生命、存在有完全自己的一套理解了。
我不認識的姑娘讓我遭遇到了那麽樣一個黑怪這樣的事情。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有過類似的遭遇了，而且遠比這一次要徹底得多，這一次似乎隻算得上那一次的一個回音。對那一次遭遇，既因為它是那麽徹底和全麵，又因為是我第一次遇到這類事情，我把它寫成了一部書，書名《眼對眼》。
我已經在《眼對眼》中詳盡地寫了那次遭遇，這裏隻能大概說說，算是對它的一個簡寫版。
我不是一個聽話的孩子。我是沉默的，孤獨的，但也是堅決的和我行我素的，做我認定的事不做到頭做徹底不會回頭。在我九歲十歲光景的時候，應該說也在距遭遇我不認識的姑娘之死這回事時間上不遠的時候，我因為聽了張書記在一次群眾會上的講話而下了一個決心。
張書記在會上講的大概意思是從今日起，每家每戶晚上不能互相串門，不能到戶外乘涼聊天，一家人傍晚一收工就回家，回家就進屋幹夜活，天不擦黑戶外就不能有人了，幹夜活時一家人不能互相說話、說笑、打跳，隻能一心一意地幹活，即使要說話也隻能說和幹活有關的事情，幹完活就睡覺，睡覺時夫妻要分床睡，夫妻間不能說悄悄話、心腹話、私房話。張書記還要每家每戶的大人看住自己的孩子，孩子們也要是一到天擦黑就進屋，進屋和大人一起幹活，幹完活就睡覺，不能在戶外玩耍、做遊戲、笑鬧、藏貓貓、玩打仗。張書記還要每家每戶的門每晚上一進門就關嚴，連個小縫縫都不能留，大熱天就是屋裏熱得能把人燜死，也一個小縫縫都不能留，但是，又不能閂門，要把門留著，整夜把門留著，以供大隊幹部隨時來查夜，門要一推就開。
張書記對為什麽要這樣做自然是充分地講了理由的，從高屋建瓴的理論的高度到具體現實的客觀狀況，講得嚴絲合縫，無可辯駁，就和他每一次在會上講的一樣。但是，我卻震驚了。我並不是這一次才震驚了，我已經因為無數次同等強度同樣性質的震驚而完了，這我知道。隻不過，這一次，我決定要行動了。我決定行動了，隻是因為我已經因為這些震驚而完了，這種完了本身是一定要以某種形式的結果表現出來的。我沒有辦法，我別無選擇。
這個行動是在一年後開始的，距張書記講那席話的那一天不多不少剛好一年時間後開始的。在這一年裏，我承受著隻有非人才能承受的那種沉重，以我的整個生命注視著一切，觀察著一切，體察著一切。我觀察到，一溝的人在張書記講那席話之前，晚上還有些許活動，比方說串串門、在院壩裏乘乘涼聊聊天什麽的，但是，張書記就那麽一講，這一切就都如一刀切掉了似的幹幹淨淨、徹徹底底的沒有了，不隻是大人們是這樣，連孩子們也是這樣，在這整整一年之中，我晚上再沒有聽到孩子們的玩耍、戲鬧的聲音，更不用說在戶外玩耍、戲鬧的聲音了；我觀察到，對張書記這些規定，我們作為人，質疑它、反對它、抗議它，是我們作為人天然的、與生俱來的權利、使命和責任，至少，客觀地思考它的對錯和合理不合理的程度是我們作為人的必然，但是，我沒有看到有人哪怕是僅僅不為零地表現出了他們有這樣的質疑和思考，仿佛張書記這些規定不是對人的規定而是對雞的規定，是給雞做的一個新籠子，雞接受了這個籠子，卻不知道自己接受了這個籠子，不想想也不可能去想想接受這個籠子意味著什麽；我觀察到大隊幹部們晚上以一溝人的生死都是他們的責任也隻有他們才擔得起這個責任和一溝人的死活都是攥在他們手心裏的那種氣勢和陣仗，隨意地去推開這家那家的門，隨意地查看人家是怎麽幹活的，怎麽睡覺的，把手電筒光在睡下了的人家的臉上隨意亂晃，同行的民兵連長張連長還背著一桿槍……
除了這類事情，我還“觀察”到，有一位大隊幹部，天天晚上都要去查那同一家人的夜，不查那一家的其他人，隻查那一家人的那位大姑娘，不隻是查那位大姑娘，還要對她進行那種“玷汙”和摧毀，就是人們傳說的那位大隊黨支部書記把他村裏他看中的姑娘抓去關在他的地下室裏對她們所做的那種事情，他已經把這個姑娘毀了，把她變成一個活鬼了，她一家人都給他下跪過，要他不要再來了，放過她，但這位大隊幹部在她一家人向他下跪麵前更加激起了那種欲望，對她的“玷汙”和摧毀變本加厲——我躺在我的床上，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肉眼看不見的地方，它們即使發生在人們的眼皮下也不可能有人議論評說半句，你不可能通過他們知道這個事情，但是，我就是能夠看到這種事情，隻要它發生了，就絕對逃不過我的眼睛，我絕對沒有也不可能懷疑我在這種視力中所見到的無論什麽。
對我不是用肉眼看到的這些事情，我隻能說要麽我有第三隻眼睛，我是用第三隻眼睛看到的這些事情，要麽它們就是我病態的臆想。但不管是哪一種，我絕對不懷疑自己“觀察”到的，我懷疑自己“觀察”到的，那都是成年以後開始上述那種獨立的思考、閱讀和寫作的時候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