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公社黨委書記，與爹同是外地人，又都有文化，公社其他幹部，都是本地人，也都是大老粗，上過幾天學的沒幾個，能幹上革命工作，靠的是革命熱情和對革命的忠心，還有好的出身。那是一個出身定一切的年代。這樣，爹和黨委書記就成了莫逆之交，爹把黨委書記視為了父親一樣的人，黨委書記則視爹為親子，並有心栽培爹，不但對年紀紀輕輕的爹委以重任，而且還發展爹成了預備黨員。看起來，爹會官運亨通，前途無量，要光宗耀祖，不在話下。
看起來就要給爺爺光宗耀祖的爹這時候卻做了一件事，讓他們父子關係的裂痕從此就沒有癒合過。
爹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就已經結婚了，妻子是童養媳。但爹一直不認可這門親事，也沒有和他這位妻子同居過，甚至於雖同在一個屋簷下卻同她沒說過一句話，沒有正眼看過她一眼。但不知咋的，他這個妻子卻有了個兒子，爹堅決不認這個兒子，一生也不認，爺爺卻要爹既要認他這位妻子，還要認他這個兒子。溝裏人傳言說，爹這個兒子其實是爺爺的。
爹參加了革命工作，一次偶然的機會，遇見了媽，也看中了媽，媽這時候還是他領導下的人民公社社員，一位鄉村黃花大閨女。爹能看中媽，想必媽少女時定是一位大美人。爹這時候翅膀已經硬了，不僅成功地和他的前妻離了婚，還讓我媽成了他的合法妻子。爺爺和爹斷絕父子關係，上爹工作的單位大鬧，要爹的領導把爹撤職下放農村務農，都無濟於事，隻好不了了之，把爹的前妻找了個好人家當閨女嫁了，她那個兒子，也從了人家的姓，這事才算有個對大家都還不錯的結局。
我想，這段日子，大概是爹一生最率性最意氣風發的一段時光。可惜，好景不長，意氣風發的爹可能還有點意氣用事，又做了一件事，這件事就為他後來的落魄埋下了禍根。
一次，某生產隊的農民交公糧，運糧路上遇小雨，公糧就淋了點雨，公社糧站的人堅決拒收，但雨正下著，越下越大，拉回去損失更大，糧農們百般解釋求好也沒有用處。糧農們就打電話到公社辦公室，爹與糧站的負責人通電話叫他們先把糧收下，等天放晴了由公社派人把糧曬幹入倉。
論職權，爹這個決定糧站的人不敢不聽，可惜，爹雖有權職卻是外地人，這個公社的權力集團事實上已經分為兩派，當地人一派，爹和公社一把手，那位省城來的老牌大學生一派，整個公社權力集團裏外地人就他兩個人。當地人那一派雖未掌握“一把手”那樣的權力，卻人數多，占據各個要害部門，內部團結得跟鐵桶似的，一直明裏暗裏和爹，還有那位省城來的“一把手”作對。
爹每次給我們講他的當年講到這裏都會說，還是他人太年輕，那位黨委書記又是個讀書人，不懂人□□故，不能教他什麽，他以為隻要和“一把手”關係好，又有當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萬事亨通，沒有想到官場中事情那樣複雜，人事關係是那樣微妙。
爹給糧站的人電話，糧站的人卻意外地口氣強硬。糧農們三次打電話向爹請告，爹在電話上三次要糧站的人執行他的指示，但三次都沒有結果。糧農們又第四次打電話來，爹就有些火了，在電話上說：“他們還不收你們就給我打！”爹這當然就不隻是意氣用事，還是帶有軍閥作風的官僚主義了，但在那個治理國家用的是治理軍隊的辦法的時代，一個才上台沒幾天的學生娃就犯這種“官僚主義”其實並不是多麽不正常的事情。
據溝裏人說，那群農民是真把糧站的人打了，但據爹說，鬧是鬧了的，但並沒有真動手，農民們哪敢打政府的人，但他把話都放出去了，也那麽多人聽見了。不過，爹說，當時糧站的人敢公然違抗他這個公社辦公室主任，主要的原因還是當時政府內部上下級關係已經混亂了，全國都可以說在開始大亂了，大家都人心惶惶。
上級對爹命令農民打人這件事的處分並不嚴厲，作檢討，暫停三個月的糧食供應，其餘一切都沒有變動。爹說他若是會活人，有經驗，三個月後恢復他的糧食供應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不僅沒有朝這方麵去努力，而且變得有點心灰意冷，覺得前途莫測，三個月後糧站繼續不供他糧食，他竟認了。他說他這時候就已經在打退堂鼓了。當時吃飽飯對群眾幹部都是一樣的大問題，他心想沒糧食供應，幹這革命工作也就沒多大意思，還不如回家種田保險安全。
這時候，出了一件大事，終於促使爹自動離職回家當了農民。那位公社黨委書記，省城來的老牌大學生，大知識分子，爹工作上的靠山和精神上的父親，被劃成了“□□”，在省城的妻子與他離婚劃清界限，他在一天夜裏用與妻子當年的定情物，一張手絹，在床上吊死了。
在我們很小的時候，爹給我們講他這些過去的事情，不是一次兩次。他每次講到這裏都會沉痛地說，他當時實在是太年輕了，非常脆弱，沒了這個他一貫過於依賴的靠山，他感覺就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兒，感到在那個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晚上睡覺都好像看到有無數雙充滿敵意的眼睛在黑暗中盯著他，感覺是人身安全都沒有了。
就這樣，爹就帶著媽和剛滿周歲的哥哥自動離職回老家來當農民了，他的領導、舊部、同事，沒有誰想起他，沒有誰過問他，如此就是二十多年。爹也多次對我們說，他的各上級各領導當時都自身難保，本也不會有人在意他離去了，他們後來又死的死、亡的亡，在大亂大鬥的形勢中不是脫胎換骨麵目全非就是如落葉飄去不知去何方為泥了，他去找他們也找不到廟門問不上姓，認識他的人也不會認他，他隻有安心教一輩子民辦，當一輩子民辦教師了，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我們幾個小的身上。他說，對他來說，天地都已經改變了，人也是全新的了，過去的隻是一場夢幻。
爹每次向我們講他這些過去時，都是那種一切如隔世的情態，有無盡的遺恨、傷感和同時的屈從認命。他總是說他當時若留在官場而不自動離職回老家來當家農民，後果可能並不會是什麽好的而是更為悲慘的，在變幻莫測暴風驟雨般你整我鬥中，說不準早就身敗名裂，下場難以想像，甚至於還可能是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連給我們幾個小的一個家也辦不到。他說，依這麽多年的形勢看來，他當初的決定還真不是錯誤的而是正確的。
總之，爹說，他是個農民，是個民辦教師，這在他一生中都不會變化他也不期求有什麽變化，他的一切心思和希望都放在我們幾個小的身上。他說，隻有這樣才是最現實可靠的，其餘一切都是夢。
照他自己的一些隻言片語，還有媽和溝裏人的說法，爹回老家來當農民後其實“跳”了一陣子，最起碼他想躋身大隊領導層。但他得到的隻是調來調去當民辦教師，後來學老實了，活動了好多“關係”，費了很大的周折，才調回我們大隊當民辦教師。總之，在我逐漸懂事和長大中，也知道爹除了是我們大隊的民辦教師，不可能再是別的了，他給我們講他那些光榮的過去，不管他自己講得多麽深情動人，在我們聽來也是一個童話，即使是個黑色的童話。
看起來就要給爺爺光宗耀祖的爹這時候卻做了一件事，讓他們父子關係的裂痕從此就沒有癒合過。
爹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就已經結婚了，妻子是童養媳。但爹一直不認可這門親事，也沒有和他這位妻子同居過，甚至於雖同在一個屋簷下卻同她沒說過一句話，沒有正眼看過她一眼。但不知咋的，他這個妻子卻有了個兒子，爹堅決不認這個兒子，一生也不認，爺爺卻要爹既要認他這位妻子，還要認他這個兒子。溝裏人傳言說，爹這個兒子其實是爺爺的。
爹參加了革命工作，一次偶然的機會，遇見了媽，也看中了媽，媽這時候還是他領導下的人民公社社員，一位鄉村黃花大閨女。爹能看中媽，想必媽少女時定是一位大美人。爹這時候翅膀已經硬了，不僅成功地和他的前妻離了婚，還讓我媽成了他的合法妻子。爺爺和爹斷絕父子關係，上爹工作的單位大鬧，要爹的領導把爹撤職下放農村務農，都無濟於事，隻好不了了之，把爹的前妻找了個好人家當閨女嫁了，她那個兒子，也從了人家的姓，這事才算有個對大家都還不錯的結局。
我想，這段日子，大概是爹一生最率性最意氣風發的一段時光。可惜，好景不長，意氣風發的爹可能還有點意氣用事，又做了一件事，這件事就為他後來的落魄埋下了禍根。
一次，某生產隊的農民交公糧，運糧路上遇小雨，公糧就淋了點雨，公社糧站的人堅決拒收，但雨正下著，越下越大，拉回去損失更大，糧農們百般解釋求好也沒有用處。糧農們就打電話到公社辦公室，爹與糧站的負責人通電話叫他們先把糧收下，等天放晴了由公社派人把糧曬幹入倉。
論職權，爹這個決定糧站的人不敢不聽，可惜，爹雖有權職卻是外地人，這個公社的權力集團事實上已經分為兩派，當地人一派，爹和公社一把手，那位省城來的老牌大學生一派，整個公社權力集團裏外地人就他兩個人。當地人那一派雖未掌握“一把手”那樣的權力，卻人數多，占據各個要害部門，內部團結得跟鐵桶似的，一直明裏暗裏和爹，還有那位省城來的“一把手”作對。
爹每次給我們講他的當年講到這裏都會說，還是他人太年輕，那位黨委書記又是個讀書人，不懂人□□故，不能教他什麽，他以為隻要和“一把手”關係好，又有當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萬事亨通，沒有想到官場中事情那樣複雜，人事關係是那樣微妙。
爹給糧站的人電話，糧站的人卻意外地口氣強硬。糧農們三次打電話向爹請告，爹在電話上三次要糧站的人執行他的指示，但三次都沒有結果。糧農們又第四次打電話來，爹就有些火了，在電話上說：“他們還不收你們就給我打！”爹這當然就不隻是意氣用事，還是帶有軍閥作風的官僚主義了，但在那個治理國家用的是治理軍隊的辦法的時代，一個才上台沒幾天的學生娃就犯這種“官僚主義”其實並不是多麽不正常的事情。
據溝裏人說，那群農民是真把糧站的人打了，但據爹說，鬧是鬧了的，但並沒有真動手，農民們哪敢打政府的人，但他把話都放出去了，也那麽多人聽見了。不過，爹說，當時糧站的人敢公然違抗他這個公社辦公室主任，主要的原因還是當時政府內部上下級關係已經混亂了，全國都可以說在開始大亂了，大家都人心惶惶。
上級對爹命令農民打人這件事的處分並不嚴厲，作檢討，暫停三個月的糧食供應，其餘一切都沒有變動。爹說他若是會活人，有經驗，三個月後恢復他的糧食供應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不僅沒有朝這方麵去努力，而且變得有點心灰意冷，覺得前途莫測，三個月後糧站繼續不供他糧食，他竟認了。他說他這時候就已經在打退堂鼓了。當時吃飽飯對群眾幹部都是一樣的大問題，他心想沒糧食供應，幹這革命工作也就沒多大意思，還不如回家種田保險安全。
這時候，出了一件大事，終於促使爹自動離職回家當了農民。那位公社黨委書記，省城來的老牌大學生，大知識分子，爹工作上的靠山和精神上的父親，被劃成了“□□”，在省城的妻子與他離婚劃清界限，他在一天夜裏用與妻子當年的定情物，一張手絹，在床上吊死了。
在我們很小的時候，爹給我們講他這些過去的事情，不是一次兩次。他每次講到這裏都會沉痛地說，他當時實在是太年輕了，非常脆弱，沒了這個他一貫過於依賴的靠山，他感覺就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兒，感到在那個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晚上睡覺都好像看到有無數雙充滿敵意的眼睛在黑暗中盯著他，感覺是人身安全都沒有了。
就這樣，爹就帶著媽和剛滿周歲的哥哥自動離職回老家來當農民了，他的領導、舊部、同事，沒有誰想起他，沒有誰過問他，如此就是二十多年。爹也多次對我們說，他的各上級各領導當時都自身難保，本也不會有人在意他離去了，他們後來又死的死、亡的亡，在大亂大鬥的形勢中不是脫胎換骨麵目全非就是如落葉飄去不知去何方為泥了，他去找他們也找不到廟門問不上姓，認識他的人也不會認他，他隻有安心教一輩子民辦，當一輩子民辦教師了，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我們幾個小的身上。他說，對他來說，天地都已經改變了，人也是全新的了，過去的隻是一場夢幻。
爹每次向我們講他這些過去時，都是那種一切如隔世的情態，有無盡的遺恨、傷感和同時的屈從認命。他總是說他當時若留在官場而不自動離職回老家來當家農民，後果可能並不會是什麽好的而是更為悲慘的，在變幻莫測暴風驟雨般你整我鬥中，說不準早就身敗名裂，下場難以想像，甚至於還可能是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連給我們幾個小的一個家也辦不到。他說，依這麽多年的形勢看來，他當初的決定還真不是錯誤的而是正確的。
總之，爹說，他是個農民，是個民辦教師，這在他一生中都不會變化他也不期求有什麽變化，他的一切心思和希望都放在我們幾個小的身上。他說，隻有這樣才是最現實可靠的，其餘一切都是夢。
照他自己的一些隻言片語，還有媽和溝裏人的說法，爹回老家來當農民後其實“跳”了一陣子，最起碼他想躋身大隊領導層。但他得到的隻是調來調去當民辦教師，後來學老實了，活動了好多“關係”，費了很大的周折，才調回我們大隊當民辦教師。總之，在我逐漸懂事和長大中，也知道爹除了是我們大隊的民辦教師，不可能再是別的了，他給我們講他那些光榮的過去，不管他自己講得多麽深情動人，在我們聽來也是一個童話，即使是個黑色的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