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數量特別大，供不應求，可以滿足各種場合批鬥的需要，並且可以常批常新。批知識分子的口號也非常響亮，如“知識越多越反動”、“滿腹經綸盡是男盜女娼”。批鬥者把清朝官員的鈍錐形帽一下誇張成尖錐形的，扣到被鬥者頭上。那時還沒有電喇叭，批鬥者有時要借用一下高帽子當喇叭，跳上“斬妖台”歷數之罪狀，然後再還到其頭頂。
元朝時把社會民眾分成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商、七獵、八娼、九儒、十丐。那時知識分子還不如妓女，僅比要飯的高一級。說巧真巧，元朝的排次和文革中批鬥的順序一樣，知識分子都剛好趕到了“九”上，更巧的是：毛主席曾幽默地引用過京劇《智取威虎山》的台詞“老九不能走”。因此三因，所以習慣性地把知識分子稱為“老九”。文革中為了批得深刻，批得有新意，在“老九”前加一“臭”字，使色味俱全，形象生動而又朗朗上口。
有史學家說，毛主席不會忘記，他年輕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曾努力接近當時的共產主義先驅人士和學術泰鬥陳獨秀與李大釗兩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熱情和智慧與兩位縱論天下大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卻遭到兩位禮貌的冷遇。從心理學的角度猜測，這件事給毛主席留下了對知識分子的偏見(盡管他本人還是個大知識分子)，這也許是他在解放後，一再欲擒故縱、打壓中國文化人“翹尾巴”習氣的原因。
人所共知，要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求人們達到高度自覺的思想覺悟，物質資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極其豐富，以滿足人們的按需分配，也就是要求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齊頭並進，達到空前的文明，二者之中缺一不可。我國自1958年起，到1976年，光在搞運動了，勢必耽誤物質財富的生產和積累，運動本身就是對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
1958年是一個充滿集體主義溫馨的特殊年份，人要是能活在58年，回憶起來就是一種幸運和幸福，那是共產主義早產的一年，那個時代的人其實就享受了一回共產主義。到處響徹著勞動號子和新民歌，工地上隨時都有盛宴般的飲食供應，什麽時候想吃什麽就吃什麽。不用在家裏做飯，吃飯隻請上食堂，集體有什麽好吃的就做什麽，絕不保留，人們隻管甩開肚皮吃，周末還有個大餡足的餃子供應。孩子們吃撐得吃不進去了，就拿餃子當子彈玩打仗遊戲。
然而，生活的辯證法是無情的，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不會以她最好的狀態保留在真空裏。1958年是悲劇的裙裾被風撩起一角的一年。
俗話說“坐吃山空，立吃地陷”，會過日子的家庭主婦就知道“來人客不得不風光，過日子不得不細顧”、“精打細算細水長流”的道理。還有一句揭穿人世老底的話，叫做“慈不掌兵，善不理財”。古今中外和將來，凡是當國持家的人，肉骨子裏都是按這話做的，隻有到共產主義社會才結束。想想，的確如此，不這樣做，對誰都不負責任。試想，如果掌管糧袋子的人不把袋口捏小，純童話般的慈悲善良，有什麽都傾囊相贈，勢必會今天撐死一批人，明天又餓死一批人。
老底本來不多的糧食怎麽禁得起人們甩開肚皮吃呢?緊接而來的就是1958——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人們在生與死中掙紮，與飢餓鬥爭是那個時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內容。
1960年，河南一些地方吃食堂已吃得出現大批餓死人的現象。鄧縣黑龍集黑龍寨人死得太多，活著的人也餓得沒勁了，給一個死人挖一個坑已不可能，隻有強勉挖個大坑一起埋。那時曾有個讓人笑不起來的笑話：一家的老公公和兒媳婦同時餓死了，活著的家人和村民哪兒有力氣給他們多挖一個坑兒，就是讓他倆骨碌滾壓在一起埋的，以後人們每從那地頭墳邊過，都不禁要傳說他們不該合葬的合墓故事，一代一代說了多少年。那時也有家庭死了人，隱瞞不報的，好在食堂多領一份飯。屍體藏在屋裏，常常被老鼠把腳啃得光剩骨頭茬子，把眼睛掏成倆空洞。
寨中龍飛一家餓死了二老，活著的成員也氣息奄奄。寨裏人陸續出去逃荒，十室九空。看著溫吐嚕一家從門前走過，弟弟龍勇說：“哥呀，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您看人家溫家已經走了，我們也走吧?”
“祖宗埋塋在此，故土難離呀!”
“活人都一片樹葉遮屁股——顧不過來了，還顧死人?”
“你說的倒也是，我們好朝哪兒去呢?”
“嫂子娘屋在湖北，聽說湖北還可以。就數我們河南人老實，凡是有運動，基層這官們行動得特別積極，爭當運動先進，結果老百姓先進土。”
“小聲點，別讓人聽見，聽見又要扣帽子。”
“讓他扣到籬笆樁子上，反正我們就要走吶。”龍飛無奈地點點頭，於是一家八口人挑筐背簍，無精打采地往南步行。
其家庭成員是：龍飛，其妻黃金花，大女兒龍玉香，二女兒龍玉瓶，三女兒龍三姐。老三天生有點傻。老四是兒子，叫醉脊。老五龍小女，以及龍飛的弟弟龍勇，他是個單身漢。那龍小女是玉瓶去年冬天一大早去挑水，在井台上撿的，抱回來家裏人都不叫要，怕養不活。一個村裏的人也都不要，最後玉瓶堅持非要把她留下不可，寧肯自己忍飢挨餓，省幾口飯餵龍小女。
元朝時把社會民眾分成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商、七獵、八娼、九儒、十丐。那時知識分子還不如妓女，僅比要飯的高一級。說巧真巧，元朝的排次和文革中批鬥的順序一樣，知識分子都剛好趕到了“九”上，更巧的是：毛主席曾幽默地引用過京劇《智取威虎山》的台詞“老九不能走”。因此三因，所以習慣性地把知識分子稱為“老九”。文革中為了批得深刻，批得有新意，在“老九”前加一“臭”字，使色味俱全，形象生動而又朗朗上口。
有史學家說，毛主席不會忘記，他年輕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曾努力接近當時的共產主義先驅人士和學術泰鬥陳獨秀與李大釗兩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熱情和智慧與兩位縱論天下大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卻遭到兩位禮貌的冷遇。從心理學的角度猜測，這件事給毛主席留下了對知識分子的偏見(盡管他本人還是個大知識分子)，這也許是他在解放後，一再欲擒故縱、打壓中國文化人“翹尾巴”習氣的原因。
人所共知，要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求人們達到高度自覺的思想覺悟，物質資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極其豐富，以滿足人們的按需分配，也就是要求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齊頭並進，達到空前的文明，二者之中缺一不可。我國自1958年起，到1976年，光在搞運動了，勢必耽誤物質財富的生產和積累，運動本身就是對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
1958年是一個充滿集體主義溫馨的特殊年份，人要是能活在58年，回憶起來就是一種幸運和幸福，那是共產主義早產的一年，那個時代的人其實就享受了一回共產主義。到處響徹著勞動號子和新民歌，工地上隨時都有盛宴般的飲食供應，什麽時候想吃什麽就吃什麽。不用在家裏做飯，吃飯隻請上食堂，集體有什麽好吃的就做什麽，絕不保留，人們隻管甩開肚皮吃，周末還有個大餡足的餃子供應。孩子們吃撐得吃不進去了，就拿餃子當子彈玩打仗遊戲。
然而，生活的辯證法是無情的，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不會以她最好的狀態保留在真空裏。1958年是悲劇的裙裾被風撩起一角的一年。
俗話說“坐吃山空，立吃地陷”，會過日子的家庭主婦就知道“來人客不得不風光，過日子不得不細顧”、“精打細算細水長流”的道理。還有一句揭穿人世老底的話，叫做“慈不掌兵，善不理財”。古今中外和將來，凡是當國持家的人，肉骨子裏都是按這話做的，隻有到共產主義社會才結束。想想，的確如此，不這樣做，對誰都不負責任。試想，如果掌管糧袋子的人不把袋口捏小，純童話般的慈悲善良，有什麽都傾囊相贈，勢必會今天撐死一批人，明天又餓死一批人。
老底本來不多的糧食怎麽禁得起人們甩開肚皮吃呢?緊接而來的就是1958——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人們在生與死中掙紮，與飢餓鬥爭是那個時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內容。
1960年，河南一些地方吃食堂已吃得出現大批餓死人的現象。鄧縣黑龍集黑龍寨人死得太多，活著的人也餓得沒勁了，給一個死人挖一個坑已不可能，隻有強勉挖個大坑一起埋。那時曾有個讓人笑不起來的笑話：一家的老公公和兒媳婦同時餓死了，活著的家人和村民哪兒有力氣給他們多挖一個坑兒，就是讓他倆骨碌滾壓在一起埋的，以後人們每從那地頭墳邊過，都不禁要傳說他們不該合葬的合墓故事，一代一代說了多少年。那時也有家庭死了人，隱瞞不報的，好在食堂多領一份飯。屍體藏在屋裏，常常被老鼠把腳啃得光剩骨頭茬子，把眼睛掏成倆空洞。
寨中龍飛一家餓死了二老，活著的成員也氣息奄奄。寨裏人陸續出去逃荒，十室九空。看著溫吐嚕一家從門前走過，弟弟龍勇說：“哥呀，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您看人家溫家已經走了，我們也走吧?”
“祖宗埋塋在此，故土難離呀!”
“活人都一片樹葉遮屁股——顧不過來了，還顧死人?”
“你說的倒也是，我們好朝哪兒去呢?”
“嫂子娘屋在湖北，聽說湖北還可以。就數我們河南人老實，凡是有運動，基層這官們行動得特別積極，爭當運動先進，結果老百姓先進土。”
“小聲點，別讓人聽見，聽見又要扣帽子。”
“讓他扣到籬笆樁子上，反正我們就要走吶。”龍飛無奈地點點頭，於是一家八口人挑筐背簍，無精打采地往南步行。
其家庭成員是：龍飛，其妻黃金花，大女兒龍玉香，二女兒龍玉瓶，三女兒龍三姐。老三天生有點傻。老四是兒子，叫醉脊。老五龍小女，以及龍飛的弟弟龍勇，他是個單身漢。那龍小女是玉瓶去年冬天一大早去挑水，在井台上撿的，抱回來家裏人都不叫要，怕養不活。一個村裏的人也都不要，最後玉瓶堅持非要把她留下不可，寧肯自己忍飢挨餓，省幾口飯餵龍小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