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戰爭的失敗造成法國長期淤積的國內矛盾的總爆發。各種政治勢力都希望能領導法國走出戰爭困境,但是哪一派都沒有能力在大半國土淪陷的情況下實現哪怕是體麵的和平。這些政治勢力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陣線:君主派、共和派和革命派。其中君主派內部又包括支持波旁家族的正統派,支持“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普家族的奧爾良派以及支持波拿巴家族的波拿巴派;共和派內部也有以甘必大為首的激進共和派和以梯也爾為首的保守共和派;革命派則是由社會主義力量和其他形形色色社會改良主義力量構成。他們各有政治主張,但是在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上,君主派和共和派暫時結成同盟,一致對付革命派。1871年3月,波爾多國民會議達成“波爾多協定”(the pact of bordeanx),確立了梯也爾提出的先重建國家,政體問題留待以後解決的方針。在國內另外一個權力中心-巴黎公社被鎮壓後,這實際上宣告“9.4革命”後建立的共和製成為既成事實。梯也爾作為法蘭西共和國元首,他立誌建立一個“有秩序的保守共和國”,這是符合1871年法國政治現實的。在完成重建國家並恢復國防以前,法國不會刺激並挑戰德國。


    1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5


    2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5


    3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6


    由此可以看到《法蘭克福條約》造成兩個事實:一是普法戰爭後法德關係的嚴重對立;二是這種對立並不會立刻升級為實際的熱戰。這兩個事實又與歐洲整體力量格局產生互動。英國、俄羅斯、奧匈沒有採取實際措施幹涉普法戰爭和《法蘭克福條約》,這是梅特涅體係崩潰以來各國按照自身利益行事、缺乏協調的自然結果。這並不表示它們對歐洲力量格局的巨變無動於衷,相反,大國關係變得極為敏感。俾斯麥曾經做了比喻:“歐洲大國象擠乘在同一架馬車裏的陌生旅客,麵麵相覷又滿懷狐疑地互相戒備著,如有人將手摸向口袋裏的手槍,其鄰座則已做好了先扣動扳機的準備。”1這種敏感因為作為大國權力碰撞緩衝區的南德四邦的消失而加劇,更來自於技術進步的強大壓力。普魯士在戰爭中充分利用鐵路網和動員製的巨大威力,在法國尚未完成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就將對手擊倒,任何國家都相信在未來的大國衝突中不搶得先機就意味著失敗。德國的驚人成功和崛起使得其他大國不得不以警惕的眼光關注它的一舉一動,決不會容忍法國被德國進一步削弱,否則一個問題十分合乎情理:下一個會是誰?但是法德對立並非是大國關係中的唯一不和諧音符,英國與俄國、奧匈與俄國在近東巴爾幹的對立也十分明顯。五大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超然於這兩大矛盾之外,無論法德對立或是近東問題都不可能再僅僅是雙邊的問題,而必然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歐洲安全整體問題。對於英國來說,現在需要一隻眼睛注視東方(從近東、中亞直到遠東)、一隻眼睛注視西方(歐洲)。東方關係到英帝國的安全,西方關係到英國本土的安全。英國在歐洲奉行均勢政策,而在歐洲以外採取帝國霸權政策。自喬治?坎寧以來逐漸成為英國政治家共識的獨立於歐洲大陸之外的所謂“光輝孤立”政策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在需要的時候英國自信可以以它的威望與實力尋找到稱心的大陸盟友。“需要”首先是英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其次才是均勢的需要,盡管在英國人看來,其國家利益與均勢幾乎是天然等式。注3 對於奧匈帝國來說,普法戰爭的結局意味著奧地利向普魯士復仇、重新君臨德意誌的企圖徹底失去可能。麵對在近東問題上與俄國的對立以及德俄友誼,奧匈外交方向的調整勢在必行,否則它很可能在孤立狀態下成為德國或者俄國的打擊目標。俄國借普法戰爭之機成功恢復了黑海主權,但是付出的代價更高昂。德國統一完成後,俄國借仲裁德意誌內部紛爭之名操縱中歐局勢的地位完全喪失。德國的強大實力也給俄國安全帶來潛在威脅。如果德國積極投身歐洲事務,也將壓縮俄國在歐洲政治舞台上的活動空間。總而言之,過去是普魯士依賴普俄友誼,現在則是俄國不情願地要與德國平起平坐並且日益處於不利的地位。俄國需要法國來牽製強大的德國,甚至可以與奧匈利益妥協。而法德對立的雙方更是將自身對外政策牢牢和歐洲形勢綁在一起。


    中歐歷來是四戰之地,德國同時與法、奧、俄三國陸地接壤,戰略困境一目了然。在1748-1763七年戰爭中,考尼茨同盟曾經促使法、奧、俄三國聯合共同對付普魯士。盡管菲特烈大王是那個時代最具雄才偉略的君主,普魯士仍不免瀕於亡國。俾斯麥曾經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到:“這類結盟的惡果對一位德國大臣而言始終是情理中事。反對我們的同盟可以是西方大國加上奧國;抑或更可怕的是俄、奧、法聯合的基礎上結成。”2法德對立因為阿爾薩斯-洛林問題似為死結,那麽一旦德國捲入與第三國的衝突,法國必然與之結盟以製德。因此俾斯麥對外政策的核心必然是孤立法國,防止歐洲其他大國與法國結盟。這個政策成功的關鍵在於德國必須在確保自身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不捲入除法國外的大國對立,特別是要避免在對立關係中作出支持或反對的選擇,否則隻能顧此失彼,總要將至少一國投入法國的懷抱。消弭大陸爭端與傳統“歐洲協調”合乎此時德國的根本利益,俾斯麥變成歐洲和平的擁護者出發點正在這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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