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一行。毛澤東對田中說：“中日有兩千多年的來往。歷史記載中，第一次見於中國歷史的是後漢嘛。”“你們到北京這麽一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主要是一個蘇聯，一個美國，這兩個大國。它們不大放心了，曉得你們在那裏搗什麽鬼啊？”田中說：“我這次也到美國和尼克森總統進行了會談。美國也承認日本來訪中國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發展趨勢的。”雙方談話氣氛輕鬆而活躍。
1972年9月29日10時2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總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中日聯合聲明》指出，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日本方麵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簽字儀式結束後，大平外相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以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以關閉。從這一天起，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中日關係由此揭開新的篇章。
中美關係緩和的趨向不僅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連鎖反應，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國際社會承認、接納中國的進程。中國外交也由此獲得新的活力和寶貴的迴旋餘地。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著名的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與歐洲、北美、大洋洲國家的關係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此外，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增多，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改善。
十二、國殤
最後的握手
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已到遲暮之年，疾病纏繞著他們。
1971年9月13日，曾一度被定為接班人的林彪策動政變計劃敗露，於出逃過程中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是中國政治舞台上驚心動魄的重大變故，它無論是給毛澤東還是周恩來在精神上均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和打擊，在繁重的國家大事和種種的困局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更加心力交瘁，健康每況愈下。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78周歲。他的個性很倔強。平時有什麽病痛都不說，更不願找醫生看，總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夠頂過去。但畢竟年事日高，身體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精神又遭此刺激，盡管他的頭腦仍很清楚，體力卻越來越難以支撐。1971年入冬時，毛澤東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響到心髒。
1972年1月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不久，毛澤東再次病倒。病情來勢兇猛，他休克了。經過醫務人員的全力搶救，才甦醒過來。
而此時的周恩來不顧病魔纏身，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歷史出現的轉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這麵旗幟，在各個領域裏展開了一係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惡果，盡可能地把黨和國家從危難和困境中擺脫出來。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病情越來越嚴重。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經京、津、滬三地的著名專家確診為膀胱癌。
進入1974年，周恩來的病情嚴重惡化，癌症轉移，身體已十分虛弱。然而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他卻成了中國睡眠最少的人。根據有關記錄統計，周恩來在1974年的頭5個月共計139天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隻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時以內。此外，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周恩來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它會議和談話57次。
1974年5月28日，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應邀訪華。29日，在身體極度虛弱、醫護人員隨時準備搶救的情況下，為了揭開中馬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周恩來仍堅持按原計劃同拉紮克就中馬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會談。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與外國首腦舉行正式會談。
30日，攝影師拍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巨人一生中“最後的握手”。
這一天，周恩來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會見毛澤東。周恩來一邊看著相知近半個世紀的毛澤東，一邊慢慢地伸出手，毛澤東也慢慢地把手伸了過去。
1975年6月以後，周總理由於癌症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隻剩下30.5公斤。但是他依然頑強地工作著，頑強地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後的抗爭。
9月20日，在住院後實施第4次手術前，周恩來要來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衊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已經顫抖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並註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2年9月29日10時2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總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中日聯合聲明》指出，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日本方麵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簽字儀式結束後，大平外相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以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以關閉。從這一天起，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中日關係由此揭開新的篇章。
中美關係緩和的趨向不僅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連鎖反應，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國際社會承認、接納中國的進程。中國外交也由此獲得新的活力和寶貴的迴旋餘地。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著名的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與歐洲、北美、大洋洲國家的關係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此外，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增多，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改善。
十二、國殤
最後的握手
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已到遲暮之年，疾病纏繞著他們。
1971年9月13日，曾一度被定為接班人的林彪策動政變計劃敗露，於出逃過程中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是中國政治舞台上驚心動魄的重大變故，它無論是給毛澤東還是周恩來在精神上均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和打擊，在繁重的國家大事和種種的困局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更加心力交瘁，健康每況愈下。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78周歲。他的個性很倔強。平時有什麽病痛都不說，更不願找醫生看，總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夠頂過去。但畢竟年事日高，身體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精神又遭此刺激，盡管他的頭腦仍很清楚，體力卻越來越難以支撐。1971年入冬時，毛澤東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響到心髒。
1972年1月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不久，毛澤東再次病倒。病情來勢兇猛，他休克了。經過醫務人員的全力搶救，才甦醒過來。
而此時的周恩來不顧病魔纏身，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歷史出現的轉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這麵旗幟，在各個領域裏展開了一係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惡果，盡可能地把黨和國家從危難和困境中擺脫出來。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病情越來越嚴重。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經京、津、滬三地的著名專家確診為膀胱癌。
進入1974年，周恩來的病情嚴重惡化，癌症轉移，身體已十分虛弱。然而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他卻成了中國睡眠最少的人。根據有關記錄統計，周恩來在1974年的頭5個月共計139天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隻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時以內。此外，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周恩來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它會議和談話57次。
1974年5月28日，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應邀訪華。29日，在身體極度虛弱、醫護人員隨時準備搶救的情況下，為了揭開中馬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周恩來仍堅持按原計劃同拉紮克就中馬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會談。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與外國首腦舉行正式會談。
30日，攝影師拍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巨人一生中“最後的握手”。
這一天，周恩來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會見毛澤東。周恩來一邊看著相知近半個世紀的毛澤東，一邊慢慢地伸出手，毛澤東也慢慢地把手伸了過去。
1975年6月以後，周總理由於癌症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隻剩下30.5公斤。但是他依然頑強地工作著，頑強地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後的抗爭。
9月20日，在住院後實施第4次手術前，周恩來要來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衊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已經顫抖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並註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