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稱朱毛會師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朱毛時代，從此，“朱毛”便成為根植於中國現代革命鬥爭史深處的偉大稱號。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和朱德開始了歷時半個世紀的交往。直到晚年，毛澤東仍時常提起“朱毛”的稱呼，對朱老總說，你是“豬”，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四、共事
解密“朱毛之爭”(1)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會越來越客觀公正。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朱毛之爭”，許多人“為尊者諱”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這段史實，透過“朱毛之爭” 卻恰恰可以看出他們的偉大之處。當時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絕非狹隘的“權力之爭”及個人的榮辱進退，在他們心中懸著的，永遠是“黨的最高利益”。
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雖然一時間威震四方，但她畢竟是一支由各種成分的人員組成的部隊，要想把這隻部隊煆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它必須要經歷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
“朱毛之爭”發生在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期間。雖說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和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是其直接誘因，但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朱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建立革命軍隊的艱苦探索中出現的一些爭論。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盡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製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製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從總體上來說，當時朱德對毛澤東的主張，並無根本牴觸，但在具體措施上則不盡一致。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麽方式去實現？諸如此類等等。陳毅當時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毛澤東，因此他被稱為“中間派”。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遊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覆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這體現了兩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
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5月底，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製”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四、共事
解密“朱毛之爭”(1)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會越來越客觀公正。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朱毛之爭”，許多人“為尊者諱”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這段史實，透過“朱毛之爭” 卻恰恰可以看出他們的偉大之處。當時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絕非狹隘的“權力之爭”及個人的榮辱進退，在他們心中懸著的，永遠是“黨的最高利益”。
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雖然一時間威震四方，但她畢竟是一支由各種成分的人員組成的部隊，要想把這隻部隊煆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它必須要經歷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
“朱毛之爭”發生在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期間。雖說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和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是其直接誘因，但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朱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建立革命軍隊的艱苦探索中出現的一些爭論。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盡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製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製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從總體上來說，當時朱德對毛澤東的主張，並無根本牴觸，但在具體措施上則不盡一致。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麽方式去實現？諸如此類等等。陳毅當時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毛澤東，因此他被稱為“中間派”。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遊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覆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這體現了兩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
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5月底，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製”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