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廖磊第二十一集團軍已到達合肥、舒城、八鬥嶺、下塘集之線，使我方在安徽境內力量更加雄厚。
在我五十九軍的正麵進攻及淮河南岸諸軍神出鬼沒的遊擊戰襲擊下，日軍腹背受敵，各處兵力皆為我軍牽製，不能相互照應，沿津浦線北上已不可能，後路又有被我隨時切斷的可能，於是不得不全部退至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長、盱眙、臨淮關、懷遠、三十裏舖之線與淮河北岸我軍形成對峙。
南線日軍被迫停止進攻後，日軍統帥部命令津浦線北端的板垣、磯穀師團加強攻勢，於3月10日到達臨城，向臨沂猛攻，守軍龐炳勛部傷亡極大，連電告急。為增強北線力量，第五戰區即令張自忠第五十九軍從宿縣緊急馳援臨沂，淮河北岸陣地仍交於學忠防守。張部於當日即移交淮北防務，而後發揚連續作戰精神，馬不停蹄趕赴臨城參加臨沂保衛戰。其後，南路日軍第十三師團因遭受五十一軍之痛擊，又顧忌其側後威脅，無力再發動新的攻勢，始終保持與我軍隔河對峙狀態直至當年5月。至此，日軍南路突擊，打通津浦線的計劃宣告破產。
兩淮豪傑起田間
在津浦線南段的對日作戰中，淮南民眾包括紅槍會等民間組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是池淮阻擊戰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給徐海地區的抗戰寫下了英勇的一頁。安徽地處長江中下遊，長江、淮河橫貫境內，將全省一分為三，世稱“三皖”。其南部地區文風素盛，所謂“桐城派”即出於此。而皖北地區，特別是夾淮兩岸，則民氣強悍。清末以來，安徽地區戰亂不止，當地民眾在飽嚐戰禍的同時也經歷了血與火的鍛鍊。與太平天國同時的撚軍起義，即以皖北為其策源地；李鴻章以兩淮子弟為基礎組建淮軍，和曾國藩的湘軍一起，成為清王朝“同治中興”的支柱；袁世凱、段祺瑞編練新軍，又繼淮軍之後，鞏固了淮係軍人在北洋軍閥中的地位。進入民國，軍閥連年混戰，兩淮地區兵匪為患，大量武器散落民間，士紳鄉民紛紛組織自衛。民間尚武的精神，人民反抗的傳統，士紳自衛自保的經驗，這一切都為江淮民眾奮起反抗日軍的蹂躪奠定了基礎。
然而，更重要的是時代的條件。
抗日戰爭的隆隆炮聲震撼著古老中國的大地，時代的軒然巨波衝擊著傳統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也給風氣保守、閉塞的安徽帶來了新的氣象。1938年1月25日，國民政府任命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月中旬，李氏在六安宣誓就職，上任之初李宗仁就採取了一係列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他宣布“來安徽的目的，在發動安徽省民眾的力量，來保衛安徽，保衛中華民族，以達到抗戰最後勝利的目的。”他認為要發動民眾就“必須政治清明，秩序安定”，“深信隻要民眾沒有憤怒不平之氣，社會沒有杌隉不安之象，大家一定會自動起來為國效命的。”他承認“這個目的不是一時所能達到”，但他提出：對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不守紀律的武裝部隊，以及土匪流氓等，必須立即嚴加懲處。並以省政府的名義，明令禁止虐待應徵壯丁、擅加捆縛毆打；妄征民財；拉夫以及以徵兵征夫斂財肥己等四種當時擾民最甚的現象。1同時還邀請皖省著名的開明士紳光明甫和全國救亡運動的知名人士章乃器等參加省政府工作，又大批訓練安徽青年以充實地方行政機構。省政府所在地六安集中了一批各界的優秀人才，大街小巷活躍著抗日宣傳積極分子的身影，“青年人可以隨便到省政府見主席見委員，可以隨便給主席去信，而主席必定有答覆。”2
以李宗仁為首的安徽省政府對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武裝，給予了相當的重視。提出“政治與軍事打成一片”，“軍隊與民眾打成一片”的口號，積極發動民眾開展遊擊戰爭，以配合軍隊作戰。為了推動安徽的民眾動員工作，李宗仁將久已成立、有名無實的安徽省動員委員會加以改組，以章乃器為秘書主任，主持會務，下屬各部也都配以地方正直人士。對各級地方政府也作了若幹調整，任用了一批有識之士，以適應抗戰的需要。如霍邱縣的於立東先生與李本無一麵之交，因其對家鄉的抗戰形勢和施政利弊有透徹的了解，而被李宗仁當即任命為該縣縣長。3
上述的開明作風和符合民心的措施，使積鬱多年的安徽民氣稍稍得以舒展，各方麵的工作開始出現起色，為皖省的民眾動員創造了較好的條件。誠然，這一切僅僅是開始，但卻是一個寶貴的、充滿希望的開始。《大公報》著名記者範長江在他的報導中興奮地宣布：“安徽政治在好轉中”！熱情地稱之為“以六安為中心的新局麵”。1
皖北淮南的一般農民都有著淳樸而保守的性格，困苦的生活剝奪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對於外界的事他們所知甚少。抗日戰爭爆發之時，他們並不理解日本侵略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不明白“亡國奴”的真實含義，不懂得眼前發生的這場戰爭與他們的切身關係。隨著日軍的鐵蹄踏上津浦沿線和淮河兩岸，所到之處，燒殺姦淫，農民的房屋田園頓時化為灰燼，壯丁被抓走，妻女被侮辱，老弱被殘殺，耕牛被搶去，民族的空前浩劫降臨在每個人的頭上。殘酷的事實教育了人們：在敵人的刺刀麵前，所有的中國人都麵臨著同樣的命運，不是鬥爭就是滅亡！民眾自發地團結、組織起來，拿起原始的大刀長矛，主動地配合抗日軍隊，為了保衛家鄉、保衛妻子兒女，為了替死去的父老鄉親報仇，在淮河兩岸與日寇展開了殊死的搏鬥。
在我五十九軍的正麵進攻及淮河南岸諸軍神出鬼沒的遊擊戰襲擊下，日軍腹背受敵，各處兵力皆為我軍牽製，不能相互照應，沿津浦線北上已不可能，後路又有被我隨時切斷的可能，於是不得不全部退至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長、盱眙、臨淮關、懷遠、三十裏舖之線與淮河北岸我軍形成對峙。
南線日軍被迫停止進攻後，日軍統帥部命令津浦線北端的板垣、磯穀師團加強攻勢，於3月10日到達臨城，向臨沂猛攻，守軍龐炳勛部傷亡極大，連電告急。為增強北線力量，第五戰區即令張自忠第五十九軍從宿縣緊急馳援臨沂，淮河北岸陣地仍交於學忠防守。張部於當日即移交淮北防務，而後發揚連續作戰精神，馬不停蹄趕赴臨城參加臨沂保衛戰。其後，南路日軍第十三師團因遭受五十一軍之痛擊，又顧忌其側後威脅，無力再發動新的攻勢，始終保持與我軍隔河對峙狀態直至當年5月。至此，日軍南路突擊，打通津浦線的計劃宣告破產。
兩淮豪傑起田間
在津浦線南段的對日作戰中，淮南民眾包括紅槍會等民間組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是池淮阻擊戰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給徐海地區的抗戰寫下了英勇的一頁。安徽地處長江中下遊，長江、淮河橫貫境內，將全省一分為三，世稱“三皖”。其南部地區文風素盛，所謂“桐城派”即出於此。而皖北地區，特別是夾淮兩岸，則民氣強悍。清末以來，安徽地區戰亂不止，當地民眾在飽嚐戰禍的同時也經歷了血與火的鍛鍊。與太平天國同時的撚軍起義，即以皖北為其策源地；李鴻章以兩淮子弟為基礎組建淮軍，和曾國藩的湘軍一起，成為清王朝“同治中興”的支柱；袁世凱、段祺瑞編練新軍，又繼淮軍之後，鞏固了淮係軍人在北洋軍閥中的地位。進入民國，軍閥連年混戰，兩淮地區兵匪為患，大量武器散落民間，士紳鄉民紛紛組織自衛。民間尚武的精神，人民反抗的傳統，士紳自衛自保的經驗，這一切都為江淮民眾奮起反抗日軍的蹂躪奠定了基礎。
然而，更重要的是時代的條件。
抗日戰爭的隆隆炮聲震撼著古老中國的大地，時代的軒然巨波衝擊著傳統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也給風氣保守、閉塞的安徽帶來了新的氣象。1938年1月25日，國民政府任命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月中旬，李氏在六安宣誓就職，上任之初李宗仁就採取了一係列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他宣布“來安徽的目的，在發動安徽省民眾的力量，來保衛安徽，保衛中華民族，以達到抗戰最後勝利的目的。”他認為要發動民眾就“必須政治清明，秩序安定”，“深信隻要民眾沒有憤怒不平之氣，社會沒有杌隉不安之象，大家一定會自動起來為國效命的。”他承認“這個目的不是一時所能達到”，但他提出：對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不守紀律的武裝部隊，以及土匪流氓等，必須立即嚴加懲處。並以省政府的名義，明令禁止虐待應徵壯丁、擅加捆縛毆打；妄征民財；拉夫以及以徵兵征夫斂財肥己等四種當時擾民最甚的現象。1同時還邀請皖省著名的開明士紳光明甫和全國救亡運動的知名人士章乃器等參加省政府工作，又大批訓練安徽青年以充實地方行政機構。省政府所在地六安集中了一批各界的優秀人才，大街小巷活躍著抗日宣傳積極分子的身影，“青年人可以隨便到省政府見主席見委員，可以隨便給主席去信，而主席必定有答覆。”2
以李宗仁為首的安徽省政府對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武裝，給予了相當的重視。提出“政治與軍事打成一片”，“軍隊與民眾打成一片”的口號，積極發動民眾開展遊擊戰爭，以配合軍隊作戰。為了推動安徽的民眾動員工作，李宗仁將久已成立、有名無實的安徽省動員委員會加以改組，以章乃器為秘書主任，主持會務，下屬各部也都配以地方正直人士。對各級地方政府也作了若幹調整，任用了一批有識之士，以適應抗戰的需要。如霍邱縣的於立東先生與李本無一麵之交，因其對家鄉的抗戰形勢和施政利弊有透徹的了解，而被李宗仁當即任命為該縣縣長。3
上述的開明作風和符合民心的措施，使積鬱多年的安徽民氣稍稍得以舒展，各方麵的工作開始出現起色，為皖省的民眾動員創造了較好的條件。誠然，這一切僅僅是開始，但卻是一個寶貴的、充滿希望的開始。《大公報》著名記者範長江在他的報導中興奮地宣布：“安徽政治在好轉中”！熱情地稱之為“以六安為中心的新局麵”。1
皖北淮南的一般農民都有著淳樸而保守的性格，困苦的生活剝奪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對於外界的事他們所知甚少。抗日戰爭爆發之時，他們並不理解日本侵略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不明白“亡國奴”的真實含義，不懂得眼前發生的這場戰爭與他們的切身關係。隨著日軍的鐵蹄踏上津浦沿線和淮河兩岸，所到之處，燒殺姦淫，農民的房屋田園頓時化為灰燼，壯丁被抓走，妻女被侮辱，老弱被殘殺，耕牛被搶去，民族的空前浩劫降臨在每個人的頭上。殘酷的事實教育了人們：在敵人的刺刀麵前，所有的中國人都麵臨著同樣的命運，不是鬥爭就是滅亡！民眾自發地團結、組織起來，拿起原始的大刀長矛，主動地配合抗日軍隊，為了保衛家鄉、保衛妻子兒女，為了替死去的父老鄉親報仇，在淮河兩岸與日寇展開了殊死的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