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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史上七大帝國的沒落 作者：梅朝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終於興起大獄。副都禦史楊漣、僉都禦史左光鬥、吏科都給事魏大中，都平素廉潔正直，但反被閹黨誣衊受賄，皆逮捕至京下獄。同時下獄者還有顧大章、周朝瑞、袁化中，時稱“六君子”。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賢又捕殺東林黨首領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等七人，史稱“七君子”。於是，東林黨成了十惡不赦的罪名。
魏忠賢的倒行逆施全靠熹宗的昏庸無知、懶於政事。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信王朱由檢入繼帝位，改元崇禎，即為思宗。下令把魏忠賢發往鳳陽，後又派人追逮治罪，魏忠賢聞知，提前畏罪自盡，結束了他罪大惡極的一生。
皇帝的昏庸怠政，使得閹宦們有機可乘。掌權的宦官們完全沒有政治良心，胡作非為、肆意荼毒，將國家機器當成了自己巧取豪奪的工具，這樣的國家不亡也難！
3.守正清剛———東林黨議
讀書人的氣節是顯在關鍵時候的，所謂“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明王朝的晚期，宦官又一次專政，這必然又是一次知識分子的劫難，仿佛東漢。歷史總是不斷地相似，留給後人浩嘆！
張居正死後，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開始，明神宗逐漸怠政，不肯上朝及接見閣臣來商討國事。萬曆二十年後（1592年），他幹脆把奏章留在禁中，不批不出，使政事陷於癱瘓。他還認為承平時期官吏不必多，加之猜忌成性，對官吏多不信任，因而在他的時代，有意使官吏任免處於半停頓狀態，在職的不能正常升遷，空缺的不能及時得到補充，導致整個國家機器不能正常運轉。再加上張居正的繼任者認為張居正的覆滅是因為其“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所以都一律的故作平庸，因循默守，對上無所匡正，對下敷衍了事，使明王朝失去了政治是非標準，中央議政體製形同虛設。官僚們*成風，上下通同，置人民痛苦和國家興亡於不顧，到萬曆晚期，政局更加不可收拾。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和官員抱著“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憲成語）的態度，積極參與中央決策和官員任免，反對擅權無能、屍位素餐的閣員和亂政虐民、貪汙*的宦官，於萬曆中期以後，漸漸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力圖挽救日漸沒落的大明王朝，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林黨議”。
中國卷 第四編 日落前的烏飛鳶唳(9)
東林黨議是繼東漢黨錮之獄以來中國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又一次集體張揚，他們不畏權勢、聲張正義，將家國興亡高高置於個人生死之上，與黑暗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殊死搏鬥，其酷、其烈、其慘，比東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批批文人士大夫在泯滅人性的嚴刑麵前毫不屈服，終至虐殺，為中國的脊樑又增添了一份重量。
黨議興起
東林黨為了吏治清明，天下安定，積極幹預官員任命。在他們的呼籲得不到皇帝和首輔的重視時，就決定利用六年一度的“京察”作為反對政敵的機會。這樣從萬曆十五年（1587年）丁亥京察到天啟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間的七次“大計”，就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
京察是明清兩代考察京官的製度，始於洪武朝。在京的稱京察，在外地的稱大計。弘治十七年(1504年)五月，經吏科給事中許天賜奏定，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巳、亥年為京察之年。屆時，四品以上京官具疏自陳，由皇帝決定去留。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然後具冊奏請。京察由吏部尚書、都察院都禦史、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並密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禦史谘訪。以“四格”、“八法”為升降標準。“四格”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績列為稱職、勤職、供職三等。列一等者記名，得有升任外官的優先權。“八法”為：貪、酷、無為、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別給以提問、革職或降級調用的處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八法”後去掉貪、酷，改為“六法”。清初沿用明製，定為三年一次，子、卯、午、酉年為京察之年。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吏部尚書孫鑨、左都禦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一意奉公，力杜請謁，將公論所不齒者貶斥殆盡，可結果卻是孫、趙及支持他們的官員包括顧憲成、高攀龍等先後被迫辭職或革職為民。顧憲成居家後，希望通過講學的方式激勵人心、有益世道，於是聯絡當時地方官員修復宋朝學者楊時創建的東林書院，偕當時因遭打擊而被罷官的正直士夫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顧允成（顧憲成弟）講學其中。受到了另外一些“抱道忤時”的士大夫的紛紛響應，馮從吾在陝西、鄒元標在江西、餘懋衡在徽州也開始講學，四書院彼此聲援，與在朝的李三才、孫丕揚等遙相呼應，講習之餘，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使東林書院逐漸成為對在朝官員聲譽、行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輿論中心，聚集為一股全國性的政治勢力。
東林書院所起的作用，仿佛當年東漢的太學，這樣一幫肆口橫陳的書生，會遭到什麽樣的結局呢？
東林黨的政敵是以山東萊蕪人亓詩教為首的齊黨、以湖北黃岡人官應震為首的楚黨、以浙江慈谿人姚宗文為首的浙黨、以南直隸崑山人顧天峻為首的昆黨和以宣城人湯賓尹為首的宣黨。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東林黨人控製北察，湯賓尹和顧天峻被察，東林黨人首次在京察中獲勝，但同時在南察中則受到打擊。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則齊、楚、浙三黨控製了朝政，東林黨一再受到打擊。神宗死後，由於對太子朱常洛有翼戴之功，東林黨人全麵參政，天啟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中，趙南星再次以左都禦史的身份罷斥了擾亂政局的亓詩教、趙興邦等人，吏治為之一清，形成了“眾正盈朝”的局麵。
魏忠賢的倒行逆施全靠熹宗的昏庸無知、懶於政事。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信王朱由檢入繼帝位，改元崇禎，即為思宗。下令把魏忠賢發往鳳陽，後又派人追逮治罪，魏忠賢聞知，提前畏罪自盡，結束了他罪大惡極的一生。
皇帝的昏庸怠政，使得閹宦們有機可乘。掌權的宦官們完全沒有政治良心，胡作非為、肆意荼毒，將國家機器當成了自己巧取豪奪的工具，這樣的國家不亡也難！
3.守正清剛———東林黨議
讀書人的氣節是顯在關鍵時候的，所謂“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明王朝的晚期，宦官又一次專政，這必然又是一次知識分子的劫難，仿佛東漢。歷史總是不斷地相似，留給後人浩嘆！
張居正死後，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開始，明神宗逐漸怠政，不肯上朝及接見閣臣來商討國事。萬曆二十年後（1592年），他幹脆把奏章留在禁中，不批不出，使政事陷於癱瘓。他還認為承平時期官吏不必多，加之猜忌成性，對官吏多不信任，因而在他的時代，有意使官吏任免處於半停頓狀態，在職的不能正常升遷，空缺的不能及時得到補充，導致整個國家機器不能正常運轉。再加上張居正的繼任者認為張居正的覆滅是因為其“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所以都一律的故作平庸，因循默守，對上無所匡正，對下敷衍了事，使明王朝失去了政治是非標準，中央議政體製形同虛設。官僚們*成風，上下通同，置人民痛苦和國家興亡於不顧，到萬曆晚期，政局更加不可收拾。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和官員抱著“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憲成語）的態度，積極參與中央決策和官員任免，反對擅權無能、屍位素餐的閣員和亂政虐民、貪汙*的宦官，於萬曆中期以後，漸漸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力圖挽救日漸沒落的大明王朝，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林黨議”。
中國卷 第四編 日落前的烏飛鳶唳(9)
東林黨議是繼東漢黨錮之獄以來中國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又一次集體張揚，他們不畏權勢、聲張正義，將家國興亡高高置於個人生死之上，與黑暗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殊死搏鬥，其酷、其烈、其慘，比東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批批文人士大夫在泯滅人性的嚴刑麵前毫不屈服，終至虐殺，為中國的脊樑又增添了一份重量。
黨議興起
東林黨為了吏治清明，天下安定，積極幹預官員任命。在他們的呼籲得不到皇帝和首輔的重視時，就決定利用六年一度的“京察”作為反對政敵的機會。這樣從萬曆十五年（1587年）丁亥京察到天啟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間的七次“大計”，就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
京察是明清兩代考察京官的製度，始於洪武朝。在京的稱京察，在外地的稱大計。弘治十七年(1504年)五月，經吏科給事中許天賜奏定，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巳、亥年為京察之年。屆時，四品以上京官具疏自陳，由皇帝決定去留。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然後具冊奏請。京察由吏部尚書、都察院都禦史、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並密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禦史谘訪。以“四格”、“八法”為升降標準。“四格”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績列為稱職、勤職、供職三等。列一等者記名，得有升任外官的優先權。“八法”為：貪、酷、無為、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別給以提問、革職或降級調用的處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八法”後去掉貪、酷，改為“六法”。清初沿用明製，定為三年一次，子、卯、午、酉年為京察之年。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吏部尚書孫鑨、左都禦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一意奉公，力杜請謁，將公論所不齒者貶斥殆盡，可結果卻是孫、趙及支持他們的官員包括顧憲成、高攀龍等先後被迫辭職或革職為民。顧憲成居家後，希望通過講學的方式激勵人心、有益世道，於是聯絡當時地方官員修復宋朝學者楊時創建的東林書院，偕當時因遭打擊而被罷官的正直士夫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顧允成（顧憲成弟）講學其中。受到了另外一些“抱道忤時”的士大夫的紛紛響應，馮從吾在陝西、鄒元標在江西、餘懋衡在徽州也開始講學，四書院彼此聲援，與在朝的李三才、孫丕揚等遙相呼應，講習之餘，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使東林書院逐漸成為對在朝官員聲譽、行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輿論中心，聚集為一股全國性的政治勢力。
東林書院所起的作用，仿佛當年東漢的太學，這樣一幫肆口橫陳的書生，會遭到什麽樣的結局呢？
東林黨的政敵是以山東萊蕪人亓詩教為首的齊黨、以湖北黃岡人官應震為首的楚黨、以浙江慈谿人姚宗文為首的浙黨、以南直隸崑山人顧天峻為首的昆黨和以宣城人湯賓尹為首的宣黨。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東林黨人控製北察，湯賓尹和顧天峻被察，東林黨人首次在京察中獲勝，但同時在南察中則受到打擊。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則齊、楚、浙三黨控製了朝政，東林黨一再受到打擊。神宗死後，由於對太子朱常洛有翼戴之功，東林黨人全麵參政，天啟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中，趙南星再次以左都禦史的身份罷斥了擾亂政局的亓詩教、趙興邦等人，吏治為之一清，形成了“眾正盈朝”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