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到北平不久，即正式發表文強和陳昶新的任命，並抽調大批得力特務出關。不久，戴又將文強、陳昶新叫到北平什錦花園寓所，利用共進晚餐的機會，對東北工作作出全盤規劃。戴笠認為東北這塊地區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說是巴爾幹半島第二，將來既是國共之爭的焦點，也必定是美蘇之爭的焦點。因此，決不能讓淪陷14 年的國土，又落入中共和蘇俄之手。戴笠無限感慨地對文、陳說：“收復東北這塊新天地，本是一件大喜事，惱火的是控製在蘇聯之手，要從虎口裏奪肥肉，預料是一件難事。熊天翼（指熊式輝）先生天真可笑，他想以政治外交手段把東北接收過來，事實上等於做夢。杜光亭（指杜聿明）老大哥有膽識，硬打出關，勢如破竹，錦州底定，證明政治外交沒有武力作後盾，老毛子什麽也不會買帳的”。戴笠一再叮囑文、陳二人：“一定要精研熟讀與蘇俄簽訂的10 年友好條約，全力協助光亭大哥順利地接收東北”。
為了增強文、陳二人對接收東北的信心，戴笠還於席間詳細分析了各種有利條件，指出：“第一，美國決不會袖手旁觀，讓東北這塊肥肉被老毛子獨吞。美國第七艦隊擺在青島，與旅順港蘇俄艦隊一水之隔，使蘇軍不敢輕舉妄動。美國海軍陸戰隊自秦皇島登陸以後，迫使蘇軍自張家口、居庸關縮回庫倫。可見蘇聯對美國是有所顧慮的。第二，我與張漢卿（指張學良）的私交甚厚，在由我看護的多年中，我派劉乙光隨他生活了10 多年，連頭髮鬍子都白了，沒有半點虧待他。他手下的幕僚多數都與我合作無間，昶新兄是了解的，也是其中要員之一。現在漢卿的部屬榮歸故裏，是合作的好機會。
要共同為漢卿出山創造條件。第三，張公權（指張嘉■）是我的拜把兄弟，他由交通部長調為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定能與我們合作，特別是經費方麵，不愁不支援（以後果然支援了300 萬元）。我將關係說出來，你們在東北有困難時，可去找他，我已同他打過招呼。第四，熊天翼先生是政學係中的‘參謀長’，有名的智囊，對本局一向不錯。但此人好抓權，過於精明，對其隻能做婆婆，不能做媳婦的脾氣要摸透。他是一位無兵的上將，打天下還得靠黃埔學生，一定要注意搞好熊、杜之間的關係。”
戴笠還反覆向文強傳達了蔣介石關於要通過遣返戰俘問題，拉攏日本，共同反共反蘇的策略。吹噓老頭子在這一點上眼光遠大，化敵為友，已訂下了百年大計，尤其是拉住了岡村寧次是一著好棋，更重要的是抓住了1 億日本人的心。戴笠告訴文強，由於上海是關內遣返日俘日僑的重點，蔣介石已指定由交通部長彭學沛、中央監察委員賀耀祖、上海第三方麵軍總司令湯恩伯在前台成立“新亞洲協會”，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張群、何應欽在後台支持，把日俘日僑廣泛組織起來等等。並說：“湯恩伯與我是一個人一樣，他與我是合作無間的”。
說到這裏，戴笠話鋒一轉，對文強強調說：“東北問題與上海不同，兩次日俄大戰都發生在東北，一敗一勝，決定日俄兩國的命運，也影響我國的發展。今日則是蘇美之戰難免，已有人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朝鮮半島和遼東半島之爭，我看此語有理。因此，東北遣送日俘橋的工作，是重點中的重點。要將眼光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上，誰看不到這一點，也是傻瓜。上海方麵遣送日僑俘的經驗，是抓大頭最要緊。東北關東軍的山■大將已經被蘇俄俘虜去了，今後我們必須抓住能在東北日僑俘中起作用的大頭，不限於軍人，各方麵的人材都要，特別是經濟建設方麵的大頭”等等。文強是很能領會戴笠這番長篇宏論要旨的，並且按照戴笠的部署很快展開工作。
戴笠採取的第二招就是在軍統工作部署方麵加強反共活動的份量。八年抗戰期間，戴笠的反共活動不能大張旗鼓地搞，隻能偷偷摸摸地幹。現在抗戰已經結束，作為“皮膚之患”的日本人已被打敗，而作為“心腹之患”的中共組織更加強大。反共必定是老頭子心目中的頭等大事。所謂國共和談，這不過是老頭子麻痹共產黨、敷衍國內外輿論、爭取時間，作好進攻準備的一種態勢罷了。同時，戴笠深感，隻有寄希望於反共，“團體”才有出路，個人才有出路。由此，戴笠不但從人力、物力、精力上迅速調整部署，加強反共活動，而且幾乎是迫不及待想在反共方麵能做出成績，以便充實在化整為零合法化方麵向蔣討價還價的本錢和實力。
早在《雙十協定》簽訂後的第3 天，蔣介石就向國民黨軍隊發布了反共內戰密令，向各戰區重新印發了他在江西剿共時期編寫的《剿匪手本》，並先後發動了綏遠、上黨、邯鄲3 次戰役，結果受到中共武裝的自衛反擊，僅在10 月至11 月9 日的一個多月時間裏，就有11 萬多人的被殲滅。特別是在邯鄲戰役中，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將軍率所部新八軍和一個縱隊共13000 餘人在邯鄲前線起義，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其餘的兩個軍在潰退中被中共武裝圍殲，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四十軍軍長馬法五被俘。高樹勛的起義和馬法五的被俘，在國民黨軍隊中震動很大，蔣介石尤其感到痛心，氣得幾天沒能睡覺。戴笠知道老頭子痛心的不是失去了兩位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軍長，而是因為出師不利，挫傷了他本人和國民黨軍隊的反共信心。戴笠是十分自負的，他經常自詡為孫悟空，神通廣大，沒有辦不成的事。由此，他決心在反共方麵也露一手，做一件國民黨在戰場上做不到的事，重新派特務把高樹勛從共產黨那邊招回來，一方麵給蔣介石掙足麵子，一方麵也是在蔣麵前顯示自己的反共實力。11 月間，戴笠到達天津，專門召集在津特務開會研究策反高樹勛回歸國民黨的策略。戴笠給特務們打氣說：“共產黨能把高樹勛弄過去，我們就有能力把高拉回來。”因天津站長陳仙洲於1943 年至1944 年間曾在高樹勛部任調查室主任，與高的關係尚好。於是，戴當即將任務交給陳仙洲，指示陳說：“這事交給你去辦，不借花費多大代價，把高拉回來。”陳仙洲派曾任新八軍師長的張撫疆前去策反高樹勛，結果一去音訊全無。戴笠、陳仙洲等估計張可能被高殺害，天津解放後，才知張早已被高樹勛策反過去，為共產黨工作。戴笠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此事，恐怕氣得非要罵大街不可。
為了增強文、陳二人對接收東北的信心，戴笠還於席間詳細分析了各種有利條件，指出：“第一，美國決不會袖手旁觀，讓東北這塊肥肉被老毛子獨吞。美國第七艦隊擺在青島，與旅順港蘇俄艦隊一水之隔，使蘇軍不敢輕舉妄動。美國海軍陸戰隊自秦皇島登陸以後，迫使蘇軍自張家口、居庸關縮回庫倫。可見蘇聯對美國是有所顧慮的。第二，我與張漢卿（指張學良）的私交甚厚，在由我看護的多年中，我派劉乙光隨他生活了10 多年，連頭髮鬍子都白了，沒有半點虧待他。他手下的幕僚多數都與我合作無間，昶新兄是了解的，也是其中要員之一。現在漢卿的部屬榮歸故裏，是合作的好機會。
要共同為漢卿出山創造條件。第三，張公權（指張嘉■）是我的拜把兄弟，他由交通部長調為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定能與我們合作，特別是經費方麵，不愁不支援（以後果然支援了300 萬元）。我將關係說出來，你們在東北有困難時，可去找他，我已同他打過招呼。第四，熊天翼先生是政學係中的‘參謀長’，有名的智囊，對本局一向不錯。但此人好抓權，過於精明，對其隻能做婆婆，不能做媳婦的脾氣要摸透。他是一位無兵的上將，打天下還得靠黃埔學生，一定要注意搞好熊、杜之間的關係。”
戴笠還反覆向文強傳達了蔣介石關於要通過遣返戰俘問題，拉攏日本，共同反共反蘇的策略。吹噓老頭子在這一點上眼光遠大，化敵為友，已訂下了百年大計，尤其是拉住了岡村寧次是一著好棋，更重要的是抓住了1 億日本人的心。戴笠告訴文強，由於上海是關內遣返日俘日僑的重點，蔣介石已指定由交通部長彭學沛、中央監察委員賀耀祖、上海第三方麵軍總司令湯恩伯在前台成立“新亞洲協會”，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張群、何應欽在後台支持，把日俘日僑廣泛組織起來等等。並說：“湯恩伯與我是一個人一樣，他與我是合作無間的”。
說到這裏，戴笠話鋒一轉，對文強強調說：“東北問題與上海不同，兩次日俄大戰都發生在東北，一敗一勝，決定日俄兩國的命運，也影響我國的發展。今日則是蘇美之戰難免，已有人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朝鮮半島和遼東半島之爭，我看此語有理。因此，東北遣送日俘橋的工作，是重點中的重點。要將眼光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上，誰看不到這一點，也是傻瓜。上海方麵遣送日僑俘的經驗，是抓大頭最要緊。東北關東軍的山■大將已經被蘇俄俘虜去了，今後我們必須抓住能在東北日僑俘中起作用的大頭，不限於軍人，各方麵的人材都要，特別是經濟建設方麵的大頭”等等。文強是很能領會戴笠這番長篇宏論要旨的，並且按照戴笠的部署很快展開工作。
戴笠採取的第二招就是在軍統工作部署方麵加強反共活動的份量。八年抗戰期間，戴笠的反共活動不能大張旗鼓地搞，隻能偷偷摸摸地幹。現在抗戰已經結束，作為“皮膚之患”的日本人已被打敗，而作為“心腹之患”的中共組織更加強大。反共必定是老頭子心目中的頭等大事。所謂國共和談，這不過是老頭子麻痹共產黨、敷衍國內外輿論、爭取時間，作好進攻準備的一種態勢罷了。同時，戴笠深感，隻有寄希望於反共，“團體”才有出路，個人才有出路。由此，戴笠不但從人力、物力、精力上迅速調整部署，加強反共活動，而且幾乎是迫不及待想在反共方麵能做出成績，以便充實在化整為零合法化方麵向蔣討價還價的本錢和實力。
早在《雙十協定》簽訂後的第3 天，蔣介石就向國民黨軍隊發布了反共內戰密令，向各戰區重新印發了他在江西剿共時期編寫的《剿匪手本》，並先後發動了綏遠、上黨、邯鄲3 次戰役，結果受到中共武裝的自衛反擊，僅在10 月至11 月9 日的一個多月時間裏，就有11 萬多人的被殲滅。特別是在邯鄲戰役中，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將軍率所部新八軍和一個縱隊共13000 餘人在邯鄲前線起義，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其餘的兩個軍在潰退中被中共武裝圍殲，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四十軍軍長馬法五被俘。高樹勛的起義和馬法五的被俘，在國民黨軍隊中震動很大，蔣介石尤其感到痛心，氣得幾天沒能睡覺。戴笠知道老頭子痛心的不是失去了兩位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軍長，而是因為出師不利，挫傷了他本人和國民黨軍隊的反共信心。戴笠是十分自負的，他經常自詡為孫悟空，神通廣大，沒有辦不成的事。由此，他決心在反共方麵也露一手，做一件國民黨在戰場上做不到的事，重新派特務把高樹勛從共產黨那邊招回來，一方麵給蔣介石掙足麵子，一方麵也是在蔣麵前顯示自己的反共實力。11 月間，戴笠到達天津，專門召集在津特務開會研究策反高樹勛回歸國民黨的策略。戴笠給特務們打氣說：“共產黨能把高樹勛弄過去，我們就有能力把高拉回來。”因天津站長陳仙洲於1943 年至1944 年間曾在高樹勛部任調查室主任，與高的關係尚好。於是，戴當即將任務交給陳仙洲，指示陳說：“這事交給你去辦，不借花費多大代價，把高拉回來。”陳仙洲派曾任新八軍師長的張撫疆前去策反高樹勛，結果一去音訊全無。戴笠、陳仙洲等估計張可能被高殺害，天津解放後，才知張早已被高樹勛策反過去，為共產黨工作。戴笠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此事，恐怕氣得非要罵大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