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接收和改編周佛海係統偽軍的工作，由戴笠交給李崇詩、尚望和原汪偽稅警總團副總團長徐肇明負責。經戴笠請示蔣介石同意，周佛海的上海市行動總指揮所屬的偽軍部隊（其中主要是偽稅警總團）全部交給戴笠點驗接收，然後與軍統局接收改編的任援道的汪偽第一方麵軍所屬偽軍部隊、軍統掌握的忠義救國軍、別動軍及中美所控製的武裝特務一起，改編為“交通警察總隊”，總隊長全部由軍統特務擔任，總隊之上，設立“交通警察總局”，先後編成的交警總隊達18 個，教導總隊4 個。並且都是清一色的美械裝備，就人數、武器、裝備而言，是忠救軍完全不可比擬的。這在戴笠的考慮，是在掌握武裝實力方麵前進了一大步，而蔣介石考慮，則是逐步將這部分武裝脫離戴笠控製，最後歸入交通部或警察總署的前奏。
在接收改編偽軍方麵，戴笠最高興的是蔣介石同意美國海軍方麵的要求，由軍統局配合美軍對日本在滬海軍和汪偽上海海軍基地進行接收。戴笠認為這是蔣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國海軍總司令的暗示。難怪戴笠到達上海後第一次見到唐生明時，興奮得把唐生明抱起來，告訴他美國海軍已決定支持他出任海軍總司令，並請唐擔任參謀長，還用得意的口吻說：“你一直不肯當我的部下，這麽一來，你可不能不當我的部下了！”戴笠知道唐生明是個花花公子，不善治軍，卻認為他交際廣、朋友多，並且由唐占住這個位子，使蔣不能安排其他人進來，便於戴隨心所欲，一手遮天。戴笠在美軍的支持下，先後派人接收了日海軍大場海軍司令部、市內日本海軍警備隊、艦隊司令部倉庫、江灣海軍俱樂部等所有在上海的日海軍與汪偽海軍的全部設施、裝備、房屋及財產等物，並指示軍統特務趙誌禧先占領這些地方辦起了上海特警班，以防國民黨海軍部派人來搶。戴笠趁機還把汪偽海軍的一批“人材”
搜羅儲備起來，以便將來幫他組建海軍出力。因此，在偌大的汪偽海軍裏，後來被逮捕作為漢奸處理的僅有3 個人。一是汪偽海軍部長淩霄，在南京被戴笠下令關押，但審來審去不了了之；二是汪偽海軍部次長、中央海軍校長薑西園，據說因抗戰前反對蔣介石，被戴笠以“通謀敵國”罪誘捕，後槍決；三是海軍中將周光祖，因勝利後大肆劫收，與軍統發生衝突，被戴下令逮捕，後槍決。除以上3 人外，其餘的汪偽海軍將領，均搖身一變，成為先遣人員而加以保留委用。
關於日本憲兵隊特工裝備、武器、房屋等設施以及汪偽76 號機構及一應財產，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戰期間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後，曾為日憲兵工作過一段時間，敵對日軍和汪偽特工方麵的情況很熟悉，接收過程很順利。
軍統所謂協助政府進行清查和接收逆產的工作是由鄧葆光為主負責的。
當時，戴笠幫助鄧葆光爭取到了3 個重要職務，一是行政院敵產處理審議委員會的七人委員之一；二是行政院敵產管理局逆產組組長；三是上海市敵產清理委員會秘書長。這3 個職務使鄧葆光頓成當時最有權勢的關鍵人物，對漢奸逆產更有予奪大權，一時成了各方巴結奉迎的“財神爺”，以至鄭介民、唐縱、毛人鳳等軍統巨頭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個電話要房子，明天1 個電話要轎車，至於軍統局內內外外每日裏登門有所企圖的人，更是絡繹不絕於途。
鄧葆光到上海後，幫軍統接收了大批敵偽財產，僅接收的工廠達40 多家，房產10000 多幢。其中日本的“壽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後由戴笠交給建築商陸根泉，作為由陸承包在南京興建局本部辦公大樓的交換條件，大樓可容納數千人辦公，既雄偉又豪華。但據內情人說，1 個壽公司可造數十座軍統局本部大樓，足見其油水之豐。
9 月14 日，鄧葆光按戴笠指示，協助國民黨財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製的汪偽中央儲備銀行，接得大量黃金、白銀和美金等。而周佛海另有數百根大條黃金，私下裏交給戴笠本人鎖進了保險箱。更有軍統搶收的290 根大條黃金，後來居然報行政院批準，作為軍統特務發獎金報銷。這段時間，除鄧葆光外，軍統特務毛森、劉方雄（軍統上海站站長）、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條件，大肆接收，成為軍統重要的接收集團。有一個軍統特務強占房產就達20 多幢。戴笠一次在杜美路70 號召集軍統特務開會，出席會議500 餘人，特務們僅自帶的進口派克、別克、雪佛來等各式豪華轎車就停滿了附近的4 條馬路，連戴笠聞此也大吃一驚。軍統局是戰後名副其實的最大的“劫收”集團。利用這次大接收的成果，鄧葆光經戴笠批準，創辦了一個東方經濟研究所，搜集的各種圖書有50 萬冊之多，其“東方” 家族擁有銀行、電台、報紙、通訊社、商行、圖書館、印刷廠、書店、運輸行、米店、金號、證券號等機構，完全是一座龐大的托拉斯壟斷財團。
除了軍統及國民黨各派勢力在上海利用接收機會大發橫財外，另一個能在上海灘大發接收財的要算是杜月笙了。杜月笙在抗戰期間從上海到香港，又從香港到重慶，算是沒有落水當漢奸，自認為在擁蔣和抗戰方麵是有大功的，希望蔣能給一個上海市長的職務，滿足一下他的官欲。豈知蔣不但很快發表錢大鈞任上海市長，而且派一個自命為與幫會惡勢力勢不兩立的宣鐵吾到上海當警察局長，杜對蔣由失望而生憎恨之心。戴對杜是很能夠理解和體諒的。他到上海後，很快就去看望杜月笙，不免勸慰疏導一番。開導他與其當什麽被人管束、終日裏提心弔膽的特任官，不如在上海灘上當一個無憂無慮、超然灑脫的無冕之王。戴笠這番出自肺腑的感慨之言，確對杜月笙多少有些觸動和振奮。也正是出於同情和安慰方麵的原因，戴笠在主持接收期間，處處對杜月笙予以方便。當時，凡被軍統查封的逆產或逮捕的漢奸，很少有人敢去找戴笠說情。但隻要有杜月笙的電話或條子，戴笠總是網開一麵，不使杜月笙失望。但杜月笙也是聰明的，在這些問題上步步存謹慎之心，不使戴笠有反感之念。比如，杜一向與王新衡私交極好，王被戴任命為上海辦事處漢奸案件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因而王得以了解每一個漢奸案件的深淺和戴對這個漢奸的處置腹案。大凡在漢奸或逆產家屬找上門來，杜絕不貿然答應，而是先到王新衡處摸清戴笠的底牌，然後再酌情處置，有的放矢，鮮有不中。這一時期，漢奸家屬奔走杜門，絡繹不絕，杜有應有不應，既搜颳了一筆橫財，也沒有使戴笠感到有為難之處。杜於心安理得之中，倒也過得瀟灑神氣。而戴笠則利用上海在各方麵先行一步的做法，及時取得經驗，通電全國施行。
在接收改編偽軍方麵，戴笠最高興的是蔣介石同意美國海軍方麵的要求，由軍統局配合美軍對日本在滬海軍和汪偽上海海軍基地進行接收。戴笠認為這是蔣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國海軍總司令的暗示。難怪戴笠到達上海後第一次見到唐生明時，興奮得把唐生明抱起來，告訴他美國海軍已決定支持他出任海軍總司令，並請唐擔任參謀長，還用得意的口吻說：“你一直不肯當我的部下，這麽一來，你可不能不當我的部下了！”戴笠知道唐生明是個花花公子，不善治軍，卻認為他交際廣、朋友多，並且由唐占住這個位子，使蔣不能安排其他人進來，便於戴隨心所欲，一手遮天。戴笠在美軍的支持下，先後派人接收了日海軍大場海軍司令部、市內日本海軍警備隊、艦隊司令部倉庫、江灣海軍俱樂部等所有在上海的日海軍與汪偽海軍的全部設施、裝備、房屋及財產等物，並指示軍統特務趙誌禧先占領這些地方辦起了上海特警班，以防國民黨海軍部派人來搶。戴笠趁機還把汪偽海軍的一批“人材”
搜羅儲備起來，以便將來幫他組建海軍出力。因此，在偌大的汪偽海軍裏，後來被逮捕作為漢奸處理的僅有3 個人。一是汪偽海軍部長淩霄，在南京被戴笠下令關押，但審來審去不了了之；二是汪偽海軍部次長、中央海軍校長薑西園，據說因抗戰前反對蔣介石，被戴笠以“通謀敵國”罪誘捕，後槍決；三是海軍中將周光祖，因勝利後大肆劫收，與軍統發生衝突，被戴下令逮捕，後槍決。除以上3 人外，其餘的汪偽海軍將領，均搖身一變，成為先遣人員而加以保留委用。
關於日本憲兵隊特工裝備、武器、房屋等設施以及汪偽76 號機構及一應財產，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戰期間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後，曾為日憲兵工作過一段時間，敵對日軍和汪偽特工方麵的情況很熟悉，接收過程很順利。
軍統所謂協助政府進行清查和接收逆產的工作是由鄧葆光為主負責的。
當時，戴笠幫助鄧葆光爭取到了3 個重要職務，一是行政院敵產處理審議委員會的七人委員之一；二是行政院敵產管理局逆產組組長；三是上海市敵產清理委員會秘書長。這3 個職務使鄧葆光頓成當時最有權勢的關鍵人物，對漢奸逆產更有予奪大權，一時成了各方巴結奉迎的“財神爺”，以至鄭介民、唐縱、毛人鳳等軍統巨頭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個電話要房子，明天1 個電話要轎車，至於軍統局內內外外每日裏登門有所企圖的人，更是絡繹不絕於途。
鄧葆光到上海後，幫軍統接收了大批敵偽財產，僅接收的工廠達40 多家，房產10000 多幢。其中日本的“壽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後由戴笠交給建築商陸根泉，作為由陸承包在南京興建局本部辦公大樓的交換條件，大樓可容納數千人辦公，既雄偉又豪華。但據內情人說，1 個壽公司可造數十座軍統局本部大樓，足見其油水之豐。
9 月14 日，鄧葆光按戴笠指示，協助國民黨財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製的汪偽中央儲備銀行，接得大量黃金、白銀和美金等。而周佛海另有數百根大條黃金，私下裏交給戴笠本人鎖進了保險箱。更有軍統搶收的290 根大條黃金，後來居然報行政院批準，作為軍統特務發獎金報銷。這段時間，除鄧葆光外，軍統特務毛森、劉方雄（軍統上海站站長）、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條件，大肆接收，成為軍統重要的接收集團。有一個軍統特務強占房產就達20 多幢。戴笠一次在杜美路70 號召集軍統特務開會，出席會議500 餘人，特務們僅自帶的進口派克、別克、雪佛來等各式豪華轎車就停滿了附近的4 條馬路，連戴笠聞此也大吃一驚。軍統局是戰後名副其實的最大的“劫收”集團。利用這次大接收的成果，鄧葆光經戴笠批準，創辦了一個東方經濟研究所，搜集的各種圖書有50 萬冊之多，其“東方” 家族擁有銀行、電台、報紙、通訊社、商行、圖書館、印刷廠、書店、運輸行、米店、金號、證券號等機構，完全是一座龐大的托拉斯壟斷財團。
除了軍統及國民黨各派勢力在上海利用接收機會大發橫財外，另一個能在上海灘大發接收財的要算是杜月笙了。杜月笙在抗戰期間從上海到香港，又從香港到重慶，算是沒有落水當漢奸，自認為在擁蔣和抗戰方麵是有大功的，希望蔣能給一個上海市長的職務，滿足一下他的官欲。豈知蔣不但很快發表錢大鈞任上海市長，而且派一個自命為與幫會惡勢力勢不兩立的宣鐵吾到上海當警察局長，杜對蔣由失望而生憎恨之心。戴對杜是很能夠理解和體諒的。他到上海後，很快就去看望杜月笙，不免勸慰疏導一番。開導他與其當什麽被人管束、終日裏提心弔膽的特任官，不如在上海灘上當一個無憂無慮、超然灑脫的無冕之王。戴笠這番出自肺腑的感慨之言，確對杜月笙多少有些觸動和振奮。也正是出於同情和安慰方麵的原因，戴笠在主持接收期間，處處對杜月笙予以方便。當時，凡被軍統查封的逆產或逮捕的漢奸，很少有人敢去找戴笠說情。但隻要有杜月笙的電話或條子，戴笠總是網開一麵，不使杜月笙失望。但杜月笙也是聰明的，在這些問題上步步存謹慎之心，不使戴笠有反感之念。比如，杜一向與王新衡私交極好，王被戴任命為上海辦事處漢奸案件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因而王得以了解每一個漢奸案件的深淺和戴對這個漢奸的處置腹案。大凡在漢奸或逆產家屬找上門來，杜絕不貿然答應，而是先到王新衡處摸清戴笠的底牌，然後再酌情處置，有的放矢，鮮有不中。這一時期，漢奸家屬奔走杜門，絡繹不絕，杜有應有不應，既搜颳了一筆橫財，也沒有使戴笠感到有為難之處。杜於心安理得之中，倒也過得瀟灑神氣。而戴笠則利用上海在各方麵先行一步的做法，及時取得經驗，通電全國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