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派令中交給周佛海的任務是維護上海秩序，聽候中央接收。這在當時來說，戴笠主要是想利用周佛海手中掌握的稅警總團和偽警察這一部分武裝力量，既防止漢奸發生變故，又防止新四軍進入上海市區。但是，戴對周佛海又是不放心的，為防止周佛海變故，戴笠又暗中給程克祥發去一個電報，指令他必須暗中控製周佛海。其實，戴笠知道周佛海軍事實力有限，也隻能起維持上海社會秩序的作用，至於阻止新四軍進入上海、南京的任務，他是把“寶”押在任援道這一部分偽軍力量上的。汪偽第一方麵軍總司令兼蘇南綏署主任任援道手下有7 個師、3 個旅、2 個獨立團和1 個支隊的偽軍武裝，是偽軍中勢力最大的實力派，其主力均分布在南京、上海、杭州附近及京、滬、杭鐵路沿線，占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是戴笠早就策劃好對付新四軍的一支重要武裝。並派軍統特務、任援道的弟弟任西萍常住任部進行聯絡協調。因此，8 月10 日以後，戴笠一方麵發表任援道為太湖剿匪總司令，一方麵密令他將偽軍向南京、上海附近集中，隨時準備阻止新四軍進城。
8 月12 日，蔣介石在重慶連下3 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要八路軍、新四軍及中共遊擊武裝等“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軍隊“擅自行動”；第二道命令則是要國民黨中央軍迅速向前推進，準備受降；第三道命令是要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乘機贖罪，努力自新，以及不得向人民武裝投降等等。這一天，戴笠接到程克祥從上海發來的復電，周佛海表示接受戴笠的派令，但考慮到“上海行動總隊” 的名義不好指揮各部分偽軍力量，建議擴大為“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戴笠經過考慮，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利用周佛海穩定上海，不致落入新四軍之手，無論是“行動總隊”還是“行動總指揮部”，隻不過是“權宜之計”。於是，在13 日復電周佛海，同意周的要求：
“一、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已報請軍委會備案。二、上海市水陸軍警統屬於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指揮”。
應該說，在搶先接收京滬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確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汪精衛死後，陳公博出任偽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則主持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事務，成為偽政府實際上的“主腦”。
但是，周佛海對南京的職務並不十分看重，他按照戴笠的暗示，又從陳公博手中搶到上海市市長這個要職，併兼上海市警察局長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親信羅君強從安徽省長任上調到上海市任秘書長兼財政局長，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這個安排就是為了能把上海市完整地交到蔣介石、戴笠手中。
周佛海接到戴笠在8 月13 日的復電後，於8 月14 日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總指揮，這個職務雖比他擔任的偽職要低得多，但周仍然興奮異常。他知道這是國民黨重慶政府給南京偽政府高級官員委任的第一個正統官職。他既為自己能在幾年前就及時轉舵感到慶幸，又為自己能重新得到蔣的信任而感激。就任伊始，周佛海當即以新職務委任羅君強、熊劍東、劉明夏為副總指揮，程克祥為秘書長兼軍法處長，彭壽為副秘書長兼宣傳處長，徐肇明為參謀長，杜伯威副之。接著在上海市張貼布告，在電台發表談話，儼然是國民黨的一個“有功之臣”。
周佛海自思戴笠交給他的任務隻是維持上海秩序，等候中央接收。這“等候” 中間，如果不出差錯，尚有可為；一旦出了亂子，難免不被蔣、戴抓住把柄，藉機除去。於是，他也耍了一個花槍，把所有重大權力和任務，全部交給軍統特務去執行，總指揮一職，由秘書長程克祥代拆代行；擔任總指揮部與日軍和憲兵之間的聯絡，請日軍全力協助擔任上海外圍防守的任務，交給參謀長徐肇明去執行；維持市區治安的任務又請戴笠的密友唐生明幫助負責，唐生明則利用他與忠救軍的合作關係，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幾支忠救軍的部隊星夜馳赴上海聽用。同時請戴笠補發命令。這樣，周佛海三拳兩腳，把維持上海秩序的責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在戴笠的遙控指揮下，忠義救國軍阮清源、郭履洲的縱隊按期到達上海，毛森率領的中美所前進指揮所的大批特務分別向福建建陽集中，準備乘美軍運輸機直飛上海。戴笠交給毛森的任務是火速趕往上海負責接收76 號特工總部。從重慶經建陽兼程趕來的軍統三少將王一心、尚望、鄧葆光也到達淳安。
戴笠當即找他們談話，向他們分別交代去上海的任務。戴笠在找鄧葆光個別談話時，交代他到上海後，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對上海經濟界進行詳細周密調查，並提出一個平穩內地及光復區物價，特別是法幣與中儲券比價的方案。戴笠說，這個工作一定要搶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長手裏，使校長看到我們團體的實力，不僅僅在特工方麵。戴笠哈哈大笑說，要做好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說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與戴笠私交極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抗戰前曾任蔣介石的高級經濟幕僚，常就金融問題向蔣獻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上海淪陷後，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與日蔣的特殊關係，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繼續銀行營業。香港淪陷後，周被日軍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與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聯繫，並與周佛海關係極好。軍統的一部地下電台，便暗藏在福開森路119 號周公館的3 樓。有段時間，軍統其它的潛伏電台相繼被日偽特務破壞，戴笠隻剩下這部電台與軍統上海潛伏人員保持聯繫。戴笠與杜月笙合辦的“通濟公司”
8 月12 日，蔣介石在重慶連下3 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要八路軍、新四軍及中共遊擊武裝等“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軍隊“擅自行動”；第二道命令則是要國民黨中央軍迅速向前推進，準備受降；第三道命令是要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乘機贖罪，努力自新，以及不得向人民武裝投降等等。這一天，戴笠接到程克祥從上海發來的復電，周佛海表示接受戴笠的派令，但考慮到“上海行動總隊” 的名義不好指揮各部分偽軍力量，建議擴大為“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戴笠經過考慮，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利用周佛海穩定上海，不致落入新四軍之手，無論是“行動總隊”還是“行動總指揮部”，隻不過是“權宜之計”。於是，在13 日復電周佛海，同意周的要求：
“一、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已報請軍委會備案。二、上海市水陸軍警統屬於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指揮”。
應該說，在搶先接收京滬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確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汪精衛死後，陳公博出任偽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則主持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事務，成為偽政府實際上的“主腦”。
但是，周佛海對南京的職務並不十分看重，他按照戴笠的暗示，又從陳公博手中搶到上海市市長這個要職，併兼上海市警察局長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親信羅君強從安徽省長任上調到上海市任秘書長兼財政局長，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這個安排就是為了能把上海市完整地交到蔣介石、戴笠手中。
周佛海接到戴笠在8 月13 日的復電後，於8 月14 日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總指揮，這個職務雖比他擔任的偽職要低得多，但周仍然興奮異常。他知道這是國民黨重慶政府給南京偽政府高級官員委任的第一個正統官職。他既為自己能在幾年前就及時轉舵感到慶幸，又為自己能重新得到蔣的信任而感激。就任伊始，周佛海當即以新職務委任羅君強、熊劍東、劉明夏為副總指揮，程克祥為秘書長兼軍法處長，彭壽為副秘書長兼宣傳處長，徐肇明為參謀長，杜伯威副之。接著在上海市張貼布告，在電台發表談話，儼然是國民黨的一個“有功之臣”。
周佛海自思戴笠交給他的任務隻是維持上海秩序，等候中央接收。這“等候” 中間，如果不出差錯，尚有可為；一旦出了亂子，難免不被蔣、戴抓住把柄，藉機除去。於是，他也耍了一個花槍，把所有重大權力和任務，全部交給軍統特務去執行，總指揮一職，由秘書長程克祥代拆代行；擔任總指揮部與日軍和憲兵之間的聯絡，請日軍全力協助擔任上海外圍防守的任務，交給參謀長徐肇明去執行；維持市區治安的任務又請戴笠的密友唐生明幫助負責，唐生明則利用他與忠救軍的合作關係，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幾支忠救軍的部隊星夜馳赴上海聽用。同時請戴笠補發命令。這樣，周佛海三拳兩腳，把維持上海秩序的責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在戴笠的遙控指揮下，忠義救國軍阮清源、郭履洲的縱隊按期到達上海，毛森率領的中美所前進指揮所的大批特務分別向福建建陽集中，準備乘美軍運輸機直飛上海。戴笠交給毛森的任務是火速趕往上海負責接收76 號特工總部。從重慶經建陽兼程趕來的軍統三少將王一心、尚望、鄧葆光也到達淳安。
戴笠當即找他們談話，向他們分別交代去上海的任務。戴笠在找鄧葆光個別談話時，交代他到上海後，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對上海經濟界進行詳細周密調查，並提出一個平穩內地及光復區物價，特別是法幣與中儲券比價的方案。戴笠說，這個工作一定要搶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長手裏，使校長看到我們團體的實力，不僅僅在特工方麵。戴笠哈哈大笑說，要做好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說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與戴笠私交極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抗戰前曾任蔣介石的高級經濟幕僚，常就金融問題向蔣獻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上海淪陷後，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與日蔣的特殊關係，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繼續銀行營業。香港淪陷後，周被日軍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與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聯繫，並與周佛海關係極好。軍統的一部地下電台，便暗藏在福開森路119 號周公館的3 樓。有段時間，軍統其它的潛伏電台相繼被日偽特務破壞，戴笠隻剩下這部電台與軍統上海潛伏人員保持聯繫。戴笠與杜月笙合辦的“通濟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