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假鈔案剛剛處理結束，中統的偽鈔案又被軍統抓住。 1943 年底，軍統浙江省緝私處長趙世瑞發現從杭州來的兩艘商船滿載私貨，內中且夾帶200 萬元膺品新法幣，商船並持有中統局的證明文件。
趙世瑞暗中早已得到戴笠的指示，但凡發現中統方麵涉嫌走私的線索證據，一律扣留，嚴加審查。趙世瑞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將該船連人帶貨全部截住，一邊向戴笠報告，一邊把鈔票送中國銀行檢驗，結果確認這些鈔票又是偽幣。戴笠聞報又是一陣興奮，立即指示對押運員、中統特務高子文、夏伯良、程憾嚴刊訊問，押運員如實具報鈔票是中統安徽屯溪場口利通公司經理沈春霖等人命令運到後方的，至於鈔票的來源，隻知領取地點，具體來源不詳。戴笠不肯放鬆，下令趙世瑞長時間反覆調查，始終無法核實。後由戴笠轉請杜月笙運用通濟公司上海負責人徐采丞與日方上海特務機關的關係，才弄清原先上海中華書店代國民黨中央銀行印製鈔票的10 元法幣銅版，在上海淪陷前運到香港中華書局保存。香港淪陷後，銅版被日本特務機關得到，又再次運到上海進行仿印。印成的鈔票由日軍特務機關的淵上用 1 元偽儲幣比40 元膺品法幣的價格，一次出售給中統利通公司上海安利辦事處200 萬元。
再運回重慶，交徐恩曾。戴笠把這件事又是原原本本匯報給蔣，蔣一方麵命戴笠把中統押運員高子文、夏伯良、程憾及具體負責購買偽幣的中統運用人員程士範等4 人關進重慶土橋軍法執行總監部看守所，一方麵把徐恩曾找去又是一頓大罵，嚴令他徹查此事，心中又再次動起撤免他的念頭。
1944 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內發現“總裁不裁，中正不正”的標語，蔣介石聞報更為震怒，令徐恩曾徹查具報。徐恩曾使盡渾身解數，終一無所獲。
蔣介石申斥徐恩曾工作不力，有失職守，並認為這是他多年來企圖“獵官”、 “不務正業”，見異思遷，導致中統工作質量下降的結果。加之在當年的一次“官邸甲種會報”中，蔣介石突然向徐恩曾、戴笠詢問河北、山東等省敵後解放區的情況，徐恩曾因事先無備，結果張口結舌，支支吾吾，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反之，戴笠卻在事前通過唐縱掌握了蔣的腹案，做了充分準備，當即誇誇其談地說出了一大套，至此，蔣認為徐已毫無可用之處。
徐恩曾在這段時間裏多次受到蔣的麵斥，這是過去中統的全盛時期從來沒有過的。徐已知自己升官無望，灰心之餘，轉而按其妻費俠的主意。他憑其權勢大搞不花本錢的生意，挪用中統的特別費在重慶開辦了醬園、豆腐坊，在郊區辦農場，在成都、昆明等地創辦汽車公司搞運輸，在中印緬國境線走私物資。徐的這些活動，卻被戴笠詳加調查，一一具報給蔣。
徐徹底垮台的導火索源於前妻和子女走私案。徐恩曾的3 房妻子中，原配是一位舊式婦女，抗戰期間一直住在上海。二房叫王素卿，是東北人，本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幹部，1938 年因費俠而與徐恩曾離異。對於徐恩曾來說，與費俠的結合，不單純是一種男女色情關係，也還具有一種政治關係。
費表麵上不參予徐的“公事”，實際上是徐的一個重要幕後參謀，徐的很多主意皆出自費的策劃，也有很多活動由費一手組織實施，因而，徐自感費是他的“賢內助”。然而，許多事情是利弊相連、禍福相倚的。對於徐來說，一些事情得之於費，亦失之於費，其中最大的失策是為了能與第二房妻子王素卿辦理離婚手續，對王做了許多讓步。王本是一個很厲害的知識婦女，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各方麵的人事關係熟悉，很有些“兩肋插刀”的壯士願為她打抱不平，徐恩曾平時就懼怕她幾分。在辦理離婚手續時，為了能取得王的允諾，不免作了許多讓步。王素卿與徐離異後，即帶著自己的子女居住成都，在徐恩曾部屬的協助下，倚仗徐的權勢，大搞走私販運，囤積居奇，放高利貸等種種違法活動，牟取暴利。徐本來是知道王素卿的這些活動的，但因自己把王拋棄，內心有愧，也就對此事眼睜眼閉，聽其胡作非為，以求心理平衡。
然而到1944 年，王素卿利用徐恩曾交通部政務次長的名義，成立了一個汽車運輸公司，用自備的貨車走私進口西藥、五金、布匹等國家短缺物資，大搞投機倒把活動。王的這些活動早被戴笠布置的特務一一搜羅整理起來。
又因這時，為王素卿經營走私物資的1 名汽車駕駛員因酗酒傷人致死，在社會上引起公憤，戴笠把這些事統統密報於蔣，攻擊徐恩曾暗中指使王素卿利用交通部的權力，走私國家戰略物資，擾亂市場，並縱容手下爪牙弄權作勢，傷人致死，有損黨國和領袖的聲譽等等。徐恩曾本來氣數已盡，怎經得起如此數案並發。1945 年1 月，蔣勃然大怒，立下手令免去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的“本兼各職”，“永不錄用”，並立將手令交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和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去執行。中統局上下聽完吳、陳二人的傳達後，有的感到憤怒，有的感到沮喪，全局上下議論紛紛，惶惶不可終日，更有的特務不知所措，嚎啕大哭。
蔣戴之為人做事歷來都是不留後患的，徐的中統局副局長、交通部政務次長被撤免後，開始尚留1 個中央執委的空銜。與徐相交甚好的吳鐵城出於憐憫照拂的心理曾派徐恩曾以中央執委的名義去貴陽等地視察，並出席貴州省黨部“紀念周”，在會上講了話。戴笠為防止徐東山再起，他將“徐恩曾用中央黨部名義在外招搖撞騙”的材料通過侍從室的渠道向蔣密報，蔣看到這份材料，立將吳鐵城申斥一番，並下令由吳鐵城將徐召回，並嚴厲規定“今後徐恩曾不得再作任何政治活動”。隨後在國民黨召開的六全大會上，蔣以總裁身份正式提出六屆中央執監委候選人名單時，除叛國投敵及死亡者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五屆中央執監委員都列入六屆候選人名單，獨特徐恩曾圈掉，而以張國燾接替。至此，徐恩曾才知道15 年的反共之功已不能平息蔣的震怒，自己在政治上的道路已走到頭了。
趙世瑞暗中早已得到戴笠的指示，但凡發現中統方麵涉嫌走私的線索證據，一律扣留，嚴加審查。趙世瑞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將該船連人帶貨全部截住，一邊向戴笠報告，一邊把鈔票送中國銀行檢驗，結果確認這些鈔票又是偽幣。戴笠聞報又是一陣興奮，立即指示對押運員、中統特務高子文、夏伯良、程憾嚴刊訊問，押運員如實具報鈔票是中統安徽屯溪場口利通公司經理沈春霖等人命令運到後方的，至於鈔票的來源，隻知領取地點，具體來源不詳。戴笠不肯放鬆，下令趙世瑞長時間反覆調查，始終無法核實。後由戴笠轉請杜月笙運用通濟公司上海負責人徐采丞與日方上海特務機關的關係，才弄清原先上海中華書店代國民黨中央銀行印製鈔票的10 元法幣銅版，在上海淪陷前運到香港中華書局保存。香港淪陷後，銅版被日本特務機關得到，又再次運到上海進行仿印。印成的鈔票由日軍特務機關的淵上用 1 元偽儲幣比40 元膺品法幣的價格，一次出售給中統利通公司上海安利辦事處200 萬元。
再運回重慶，交徐恩曾。戴笠把這件事又是原原本本匯報給蔣，蔣一方麵命戴笠把中統押運員高子文、夏伯良、程憾及具體負責購買偽幣的中統運用人員程士範等4 人關進重慶土橋軍法執行總監部看守所，一方麵把徐恩曾找去又是一頓大罵，嚴令他徹查此事，心中又再次動起撤免他的念頭。
1944 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內發現“總裁不裁，中正不正”的標語，蔣介石聞報更為震怒，令徐恩曾徹查具報。徐恩曾使盡渾身解數，終一無所獲。
蔣介石申斥徐恩曾工作不力，有失職守，並認為這是他多年來企圖“獵官”、 “不務正業”，見異思遷，導致中統工作質量下降的結果。加之在當年的一次“官邸甲種會報”中，蔣介石突然向徐恩曾、戴笠詢問河北、山東等省敵後解放區的情況，徐恩曾因事先無備，結果張口結舌，支支吾吾，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反之，戴笠卻在事前通過唐縱掌握了蔣的腹案，做了充分準備，當即誇誇其談地說出了一大套，至此，蔣認為徐已毫無可用之處。
徐恩曾在這段時間裏多次受到蔣的麵斥，這是過去中統的全盛時期從來沒有過的。徐已知自己升官無望，灰心之餘，轉而按其妻費俠的主意。他憑其權勢大搞不花本錢的生意，挪用中統的特別費在重慶開辦了醬園、豆腐坊，在郊區辦農場，在成都、昆明等地創辦汽車公司搞運輸，在中印緬國境線走私物資。徐的這些活動，卻被戴笠詳加調查，一一具報給蔣。
徐徹底垮台的導火索源於前妻和子女走私案。徐恩曾的3 房妻子中，原配是一位舊式婦女，抗戰期間一直住在上海。二房叫王素卿，是東北人，本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幹部，1938 年因費俠而與徐恩曾離異。對於徐恩曾來說，與費俠的結合，不單純是一種男女色情關係，也還具有一種政治關係。
費表麵上不參予徐的“公事”，實際上是徐的一個重要幕後參謀，徐的很多主意皆出自費的策劃，也有很多活動由費一手組織實施，因而，徐自感費是他的“賢內助”。然而，許多事情是利弊相連、禍福相倚的。對於徐來說，一些事情得之於費，亦失之於費，其中最大的失策是為了能與第二房妻子王素卿辦理離婚手續，對王做了許多讓步。王本是一個很厲害的知識婦女，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各方麵的人事關係熟悉，很有些“兩肋插刀”的壯士願為她打抱不平，徐恩曾平時就懼怕她幾分。在辦理離婚手續時，為了能取得王的允諾，不免作了許多讓步。王素卿與徐離異後，即帶著自己的子女居住成都，在徐恩曾部屬的協助下，倚仗徐的權勢，大搞走私販運，囤積居奇，放高利貸等種種違法活動，牟取暴利。徐本來是知道王素卿的這些活動的，但因自己把王拋棄，內心有愧，也就對此事眼睜眼閉，聽其胡作非為，以求心理平衡。
然而到1944 年，王素卿利用徐恩曾交通部政務次長的名義，成立了一個汽車運輸公司，用自備的貨車走私進口西藥、五金、布匹等國家短缺物資，大搞投機倒把活動。王的這些活動早被戴笠布置的特務一一搜羅整理起來。
又因這時，為王素卿經營走私物資的1 名汽車駕駛員因酗酒傷人致死，在社會上引起公憤，戴笠把這些事統統密報於蔣，攻擊徐恩曾暗中指使王素卿利用交通部的權力，走私國家戰略物資，擾亂市場，並縱容手下爪牙弄權作勢，傷人致死，有損黨國和領袖的聲譽等等。徐恩曾本來氣數已盡，怎經得起如此數案並發。1945 年1 月，蔣勃然大怒，立下手令免去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的“本兼各職”，“永不錄用”，並立將手令交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和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去執行。中統局上下聽完吳、陳二人的傳達後，有的感到憤怒，有的感到沮喪，全局上下議論紛紛，惶惶不可終日，更有的特務不知所措，嚎啕大哭。
蔣戴之為人做事歷來都是不留後患的，徐的中統局副局長、交通部政務次長被撤免後，開始尚留1 個中央執委的空銜。與徐相交甚好的吳鐵城出於憐憫照拂的心理曾派徐恩曾以中央執委的名義去貴陽等地視察，並出席貴州省黨部“紀念周”，在會上講了話。戴笠為防止徐東山再起，他將“徐恩曾用中央黨部名義在外招搖撞騙”的材料通過侍從室的渠道向蔣密報，蔣看到這份材料，立將吳鐵城申斥一番，並下令由吳鐵城將徐召回，並嚴厲規定“今後徐恩曾不得再作任何政治活動”。隨後在國民黨召開的六全大會上，蔣以總裁身份正式提出六屆中央執監委候選人名單時，除叛國投敵及死亡者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五屆中央執監委員都列入六屆候選人名單，獨特徐恩曾圈掉，而以張國燾接替。至此，徐恩曾才知道15 年的反共之功已不能平息蔣的震怒，自己在政治上的道路已走到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