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個性暴烈粗野，對下屬動輒訓斥，甚至動手打人。但是，蔣介石打人有兩條原則，其一，不是親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有此原因，蔣一生動手打過的人中，不外乎少數親信黃埔生和心腹內侍人員。更有一些黃埔軍官，以能得到“校長”的耳光而自重，藉此炫耀與“校長”之間的特殊關係。一般黃埔生挨打僅能賞賜一記耳光，曾任蔣的侍從副官、警衛大隊長的黃埔一期生周振強因受過兩記重重的耳光，更覺得是一種“殊榮”。然而，蔣打戴笠，常常是痛罵之後罰跪，罰跪之時，再拳腳交加，完全是一種毫無顧忌的鞭撻。可見，蔣對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蔣的心理，每每挨打之後，不但毫無怨言，反以能體念領袖苦心為榮。
蔣之對人對事，按親疏遠近之分，有一本細帳。戴對這本帳大體是清楚的。每每揣摩迎合的結果，總能大體不差。不但蔣由此而引為心腹，就是戴的摯友胡宗南每遇棘手之事，也要找戴決疑。1941 年夏天，蔣介石到西安視察防務，住進中央軍校西安七分校。閑暇時，蔣來到神禾原南坡上的西寺廟前，似乎為這裏絕妙的風景所迷戀，久久地不肯離去，然又不發一言。站在蔣身邊的胡宗南見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後問計於戴笠，戴笠當即告知胡宗南，校長必是有意想在此處建一所別墅，但以校長之為人，他是絕不會自己說出這種意圖的，必得讓親信學生主動領會辦理。戴笠一語中的，1 年後，蔣再次來到西安視察，被胡宗南安排住進新建的行宮“常寧宮”，果然十分高興，並對胡宗南恩寵有加，決定將兒子蔣緯國交給胡宗南栽培。
戴以揣摩蔣的心理著稱，蔣因此而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微妙的問題交戴處理，使戴在蔣心目中日受見重。但蔣也是懂得部下的心理及駕馭的權術，故往往作莫測高深之狀，常有出人意料之舉，使戴笠難測深淺，也難免有碰釘子的時候。碰的次數多了，戴笠又總結出一大經驗，每遇蔣喜怒不定、乖張桀傲的時候，戴笠對蔣的問詢往往裝做糊塗，不擬意見，而僅以“呈核”
二字聽蔣自己裁處。這個時候蔣會獨出心裁，僅憑自己的意誌處理一切。這就是戴善於用韜晦之計的結果。
戴笠處處用盡心機，就是在對蔣的稱呼上，也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這也是他多年研究蔣的結果。蔣之稱謂屬下，或稱官銜，或稱別號，如稱兄道弟等等，因人因時不同，皆有一定之規。比如，蔣對陳誠、薛嶽、張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稱辭修、伯陵、文白、蔚文等；對何應欽、李宗仁、張群、商震等人，則在字後麵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鄰兄、嶽軍兄、啟予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則在字後麵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頌雲先生；對白崇禧、劉斐，就直呼其職銜，稱白副總長、劉次長；蔣對馮玉祥在一般場合稱“煥章兄”，在官場上則又稱“馮副委員長”；對胡宗南則稱宗南弟。獨對戴笠，僅以抗戰前戴兼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時的職務呼之，稱之為戴科長，且沿習到抗故時期終不改口。這使戴笠聽了，自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親切感覺。戴笠由此而體會到在稱呼上，也是大有文章做的。經過反覆揣摩研究，他對蔣的稱謂也注意區別運用。一般來說，對與他同處平行地位的人，他大都呼蔣為“老頭子”；對黃埔學生，他則呼蔣為“校長”；對軍政大員及雜牌軍將領，他呼蔣為“委座”；對國民黨黨務人員，他呼蔣為“總裁” ；對其他人員及在公開場合演說講話中，他統稱蔣為“領袖”。
由此足見戴笠在涉及與蔣的關係上，無不處處掌握分寸，見機行事。
蔣戴關係中最難處理的大概要數一件所謂“冒充領袖親兄案”。河南許昌雙槐樹有個農民叫鄭紹發，大概也是受了別人的啟發，加之他又與蔣長相很像，就從鄉下找到城裏，由許昌駐軍將其送到葉縣交給湯恩伯，鄭紹發向湯訴說自己是老大，蔣介石老三，因當年河南災荒，其父死去，其母帶著老三嫁給浙江一個商人南去，後來老三改名蔣中正即寓有“蔣宗鄭”之意等等。
湯恩伯是一介武夫，素來沒有政治頭腦。他聽了鄭紹發的一番自我介紹，聯想到蔣的祖籍確有在河南之說，又看到鄭的長相十分像蔣，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鄭紹發送到重慶，讓他到重慶找蔣。這件事使蔣十分尷尬。經過一番考慮，蔣既沒有認他，也沒有加害於他，而是批了“戴笠處理”4 個字。蔣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極其微妙：認他，當然不行，祖宗之事，豈可隨便變更；公開否認，亦不好，不啻有“此事無銀三百兩”之嫌；如果殺他，當然易如反掌，但會給人以殺人滅口的嫌疑，豈不是弄巧成拙，於事無補；不認不殺，任其招搖也不好，同樣會影響自己的聲譽。思來想去，唯有交給戴笠，讓他去揣摩領會，看著辦吧。戴笠也是聰明的，他知道這件事就其性質來說，是一件“冒充領袖親兄案”，是夠得上殺頭之罪的。但是，蔣不提“嚴厲製裁”、“可殺”等字，可見沒有深責的意思，然又沒有交待自己如何處理。
戴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輕了都不好，況蔣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隻能把鄭紹發圈禁起來，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讓他到處亂跑就行了。如果蔣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給他，不要人，就關他到死算了，反正軍統的集中營裏也不在乎他這一間囚房、一口囚飯。於是，戴笠指示把鄭紹發關進軍統望龍門看守所，後相繼轉押白公館看守所和息烽集中營。但戴笠處理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營內建新屋一棟，單獨分住，並在衣、食方麵給予優待。另給鄭老頭家寄去200 元，以後每月還代寄幾十元。一段時間後，索性指示將鄭的老婆和16 歲的女兒一起從河南接來，軟禁在息營內。戴笠處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蔣的默許，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這樣做，無疑是準確掌握了蔣的心理，解決得恰到好處。蔣把這件十分敏感、微妙的棘手問題交給戴處理，也說明了蔣戴關係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這是蔣的其他親信難以得到的恩寵和殊榮。
蔣之對人對事，按親疏遠近之分，有一本細帳。戴對這本帳大體是清楚的。每每揣摩迎合的結果，總能大體不差。不但蔣由此而引為心腹，就是戴的摯友胡宗南每遇棘手之事，也要找戴決疑。1941 年夏天，蔣介石到西安視察防務，住進中央軍校西安七分校。閑暇時，蔣來到神禾原南坡上的西寺廟前，似乎為這裏絕妙的風景所迷戀，久久地不肯離去，然又不發一言。站在蔣身邊的胡宗南見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後問計於戴笠，戴笠當即告知胡宗南，校長必是有意想在此處建一所別墅，但以校長之為人，他是絕不會自己說出這種意圖的，必得讓親信學生主動領會辦理。戴笠一語中的，1 年後，蔣再次來到西安視察，被胡宗南安排住進新建的行宮“常寧宮”，果然十分高興，並對胡宗南恩寵有加，決定將兒子蔣緯國交給胡宗南栽培。
戴以揣摩蔣的心理著稱，蔣因此而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微妙的問題交戴處理，使戴在蔣心目中日受見重。但蔣也是懂得部下的心理及駕馭的權術，故往往作莫測高深之狀，常有出人意料之舉，使戴笠難測深淺，也難免有碰釘子的時候。碰的次數多了，戴笠又總結出一大經驗，每遇蔣喜怒不定、乖張桀傲的時候，戴笠對蔣的問詢往往裝做糊塗，不擬意見，而僅以“呈核”
二字聽蔣自己裁處。這個時候蔣會獨出心裁，僅憑自己的意誌處理一切。這就是戴善於用韜晦之計的結果。
戴笠處處用盡心機，就是在對蔣的稱呼上，也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這也是他多年研究蔣的結果。蔣之稱謂屬下，或稱官銜，或稱別號，如稱兄道弟等等，因人因時不同，皆有一定之規。比如，蔣對陳誠、薛嶽、張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稱辭修、伯陵、文白、蔚文等；對何應欽、李宗仁、張群、商震等人，則在字後麵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鄰兄、嶽軍兄、啟予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則在字後麵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頌雲先生；對白崇禧、劉斐，就直呼其職銜，稱白副總長、劉次長；蔣對馮玉祥在一般場合稱“煥章兄”，在官場上則又稱“馮副委員長”；對胡宗南則稱宗南弟。獨對戴笠，僅以抗戰前戴兼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時的職務呼之，稱之為戴科長，且沿習到抗故時期終不改口。這使戴笠聽了，自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親切感覺。戴笠由此而體會到在稱呼上，也是大有文章做的。經過反覆揣摩研究，他對蔣的稱謂也注意區別運用。一般來說，對與他同處平行地位的人，他大都呼蔣為“老頭子”；對黃埔學生，他則呼蔣為“校長”；對軍政大員及雜牌軍將領，他呼蔣為“委座”；對國民黨黨務人員，他呼蔣為“總裁” ；對其他人員及在公開場合演說講話中，他統稱蔣為“領袖”。
由此足見戴笠在涉及與蔣的關係上，無不處處掌握分寸，見機行事。
蔣戴關係中最難處理的大概要數一件所謂“冒充領袖親兄案”。河南許昌雙槐樹有個農民叫鄭紹發，大概也是受了別人的啟發，加之他又與蔣長相很像，就從鄉下找到城裏，由許昌駐軍將其送到葉縣交給湯恩伯，鄭紹發向湯訴說自己是老大，蔣介石老三，因當年河南災荒，其父死去，其母帶著老三嫁給浙江一個商人南去，後來老三改名蔣中正即寓有“蔣宗鄭”之意等等。
湯恩伯是一介武夫，素來沒有政治頭腦。他聽了鄭紹發的一番自我介紹，聯想到蔣的祖籍確有在河南之說，又看到鄭的長相十分像蔣，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鄭紹發送到重慶，讓他到重慶找蔣。這件事使蔣十分尷尬。經過一番考慮，蔣既沒有認他，也沒有加害於他，而是批了“戴笠處理”4 個字。蔣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極其微妙：認他，當然不行，祖宗之事，豈可隨便變更；公開否認，亦不好，不啻有“此事無銀三百兩”之嫌；如果殺他，當然易如反掌，但會給人以殺人滅口的嫌疑，豈不是弄巧成拙，於事無補；不認不殺，任其招搖也不好，同樣會影響自己的聲譽。思來想去，唯有交給戴笠，讓他去揣摩領會，看著辦吧。戴笠也是聰明的，他知道這件事就其性質來說，是一件“冒充領袖親兄案”，是夠得上殺頭之罪的。但是，蔣不提“嚴厲製裁”、“可殺”等字，可見沒有深責的意思，然又沒有交待自己如何處理。
戴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輕了都不好，況蔣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隻能把鄭紹發圈禁起來，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讓他到處亂跑就行了。如果蔣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給他，不要人，就關他到死算了，反正軍統的集中營裏也不在乎他這一間囚房、一口囚飯。於是，戴笠指示把鄭紹發關進軍統望龍門看守所，後相繼轉押白公館看守所和息烽集中營。但戴笠處理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營內建新屋一棟，單獨分住，並在衣、食方麵給予優待。另給鄭老頭家寄去200 元，以後每月還代寄幾十元。一段時間後，索性指示將鄭的老婆和16 歲的女兒一起從河南接來，軟禁在息營內。戴笠處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蔣的默許，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這樣做，無疑是準確掌握了蔣的心理，解決得恰到好處。蔣把這件十分敏感、微妙的棘手問題交給戴處理，也說明了蔣戴關係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這是蔣的其他親信難以得到的恩寵和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