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大會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安排遊藝、文體、戲劇活動，這些活動大都安排在晚間進行，幾乎都是通宵。4 月1 日晚上開始的演劇，直到次日清晨5 點才散場。午夜時分，許多特務想要溜號，被戴笠下令沈醉將劇場大門關上，結果特務們叫苦連天。4 月2 日晚300 桌大會餐，創軍統歷史紀錄。
數千名特務隨著戴笠一聲“開動”，在盼望已久的歡呼聲中，一個個大嚼起來。排場極大，秩序極為混亂。
“四一”大會期間，出乎許多特務意料之外的一個舉動，是戴笠同意與會者參觀他在曾家岩戴公館等處的起居之所。其陳設豪華令見多識廣的特務們也嘆為觀止。有一位會議代表低聲感嘆：“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語為戴笠所獲悉，但破例沒有追究，而是在大會上辯解說：“有位同誌批評我居室陳設考究，這些東西，大都出於國外朋友所贈送，並非我戴某花錢購置享用的。”
“四一”大會期間，蔣介石於4 月4 日和4 月12 日，分兩次召見軍統在1941 年度（民國30 年度）考核最優人員和考績最優軍官以及軍統局幹部代表。蔣召見僅20 分鍾，以“今年應該比去年更好”作為對特務們的獎勵嘉勉。
“四一”10 周年大會，充分展示了軍統的實力，但也暴露了戴笠的野心。
也就是從這次大會開始，蔣介石對戴笠迅速膨脹的實力存有戒心，這大概是戴笠當初沒有意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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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_4 生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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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軍統內外勤組織的惡性膨脹，給戴笠帶來的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是經費入不敷出，處處捉襟見肘。戴笠開始是東挪西借。後來僅靠挪借，有時仍感周轉不靈，戴笠就通過向杜月笙商借解決。杜月笙規定，凡借給戴笠的周轉金，無論期限長短，一律免收息金，以示對軍統照拂。雖挪借有術，仍是填補不了軍統開支中日見擴大的窟窿，戴笠為此不得不加速另闢財源的活動，以應急需。
戴笠的第一條生財之道就是在擾亂汪偽政府金融的幌子下，大量偽造印製淪陷區流通的假鈔。戴笠派特務收集淪陷區流通的各種偽鈔的樣品，再由宋子文指派他的理財能手、中國銀行代總經理貝淞蘇拿到美國去設計、仿造，然後再空運回重慶，交給戴笠派武裝特務護送到淪陷區去使用。所得好處由財政部與軍統局按比例分成。這樣搞了一段時間，戴笠和軍統的經濟專家鄧葆光都感到由美國仿造偽鈔，一是美方收取的設計、仿造費用很高，二是仿造的周期長、一次仿造數量有限，三是來回運輸的保安任務繁重，費用大等等，如此反覆折騰，扣除成本後，得利不豐。經鄧葆光獻策，宋子文、貝淞蓀大力支持，蔣介石特準，由宋、戴合作從美國直接購進最先進的銅版印鈔機和大宗特製的印幣紙，又高薪從美國請來假鈔製造專家歐密斯主持指導，軍統局自己開始搞假鈔仿造活動。
軍統在其管理的楊家山地區、重慶洪爐廠附近圈了一塊地方，砌起房屋，外麵用竹籬巴築成外圍牆，裏麵用泥土築成一道內圍牆，成為假鈔製造廠。
為嚴格保密，該廠從組織體製、人員到廠址、業務活動，一律對外保密，即使在軍統局內部，也隻有毛人鳳、沈醉等大特務因工作關係，才能知道一些大概情況，其他沒有工作關係的大特務，一概不得與聞。廠外不設任何標誌，廠內戒備森嚴，除戴笠和工作人員外，其餘任何大小特務均不得入內。從中國銀行調進的8 名製幣工如進牢籠，處處受到嚴密監視和限製。
偽鈔仿造出來後，非常逼真，就連專門檢測的日本專家也不容易很快鑑別出來。為了取得更為逼真的效果，還由張冠夫負責一張張弄舊，然後在中國銀行特派員的監督下，裝入印有特種物資標記的箱子，貼上封條，通過戰時貨運局運出，交給在淪陷區活動的武裝特務或潛伏特務，換成黃金、白銀，或採購大批棉紗、棉布、西藥、日用品等物資運到大後方。其中僅1 年時間內，從重慶運出的各種假幣就達15000 箱，其數額之巨大，令人難以想像。
戴笠開闢的將假鈔運往淪陷區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路線是由美軍運輸機從重慶空運江西上饒，交給蘇、浙、皖、滬等地的忠義救國軍開闢的秘密通道，成箱成箱地運入上海市區使用。一條路線是通過陸路經西安到洛陽，交第一戰區調查室，投入軍統界首貨運處和湯恩伯的界首物資調運處，然後再由他們與漢奸張嵐峰、孫良誠的部隊交換戰略物資，運回重慶。
戴笠製造假鈔的收入，除按份額上繳財政部外，其餘全部充作軍統活動費用。因這些錢來得容易，戴笠並且認為這是一場經濟作戰，目的在擾亂破壞汪偽金融市場，也就更加不遺餘力地大搞。結果，日偽為了對付這些巨額假鈔，不得不經常增發新鈔，從而牽動淪陷區的物價暴漲，也確給淪陷區的金融市場造成一定困難，同時也給淪陷區的人民生活帶來難以想像的災難與痛苦。
戴笠生財的第二個主要渠道是通過緝私和特許鴉片走私活動取得利潤份額。抗戰期間，國統區的走私活動十分猖獗，連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裏訪華考察時，都嚴重關注這個問題，說中國戰時經濟走私如果能夠得到解決，中國在經濟方麵並不需要外國的多少幫助。蔣由此決定成立緝私署。孔祥熙建議由楊虎出任署長，但蔣認為緝私工作非特務不行，故親下手令：“緝私署長一職，決派戴笠兼任可也。” 據此，戴笠掌握的緝私署及各省緝私處每年均能緝獲大量走私物資。按戴笠與財政部商定的辦法，走私物資處理後，軍統可以從中提取份額以充活動費用。1942 年 5 月份，軍統局昆明黑林鋪檢查站截獲走私鴉片3 卡車。因數量巨大，故戴笠親自發電給以嘉獎。為了把歷年緝獲的大量鴉片煙土變成現金，好從中分成得利，戴笠報請蔣介石批準，決定將緝獲煙土分前後數批，由武裝緝私特務護送，經貴陽、桂林一線，運到廣東韶關。然後再分為3 路，一路出遂溪向廣州灣，一路出台山向廣州，一路出豐順向潮汕，全部向淪陷區銷售，稱為“外銷貨”。戴笠事先雖規定 “外銷”，但在從貴陽、桂林到廣東沿線的途中，都有不少走私犯聞風而至，與緝私人員聯手，內外勾結，承攬銷售，結果“外銷”逐漸成為“內銷”。
數千名特務隨著戴笠一聲“開動”，在盼望已久的歡呼聲中，一個個大嚼起來。排場極大，秩序極為混亂。
“四一”大會期間，出乎許多特務意料之外的一個舉動，是戴笠同意與會者參觀他在曾家岩戴公館等處的起居之所。其陳設豪華令見多識廣的特務們也嘆為觀止。有一位會議代表低聲感嘆：“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語為戴笠所獲悉，但破例沒有追究，而是在大會上辯解說：“有位同誌批評我居室陳設考究，這些東西，大都出於國外朋友所贈送，並非我戴某花錢購置享用的。”
“四一”大會期間，蔣介石於4 月4 日和4 月12 日，分兩次召見軍統在1941 年度（民國30 年度）考核最優人員和考績最優軍官以及軍統局幹部代表。蔣召見僅20 分鍾，以“今年應該比去年更好”作為對特務們的獎勵嘉勉。
“四一”10 周年大會，充分展示了軍統的實力，但也暴露了戴笠的野心。
也就是從這次大會開始，蔣介石對戴笠迅速膨脹的實力存有戒心，這大概是戴笠當初沒有意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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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_4 生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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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軍統內外勤組織的惡性膨脹，給戴笠帶來的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是經費入不敷出，處處捉襟見肘。戴笠開始是東挪西借。後來僅靠挪借，有時仍感周轉不靈，戴笠就通過向杜月笙商借解決。杜月笙規定，凡借給戴笠的周轉金，無論期限長短，一律免收息金，以示對軍統照拂。雖挪借有術，仍是填補不了軍統開支中日見擴大的窟窿，戴笠為此不得不加速另闢財源的活動，以應急需。
戴笠的第一條生財之道就是在擾亂汪偽政府金融的幌子下，大量偽造印製淪陷區流通的假鈔。戴笠派特務收集淪陷區流通的各種偽鈔的樣品，再由宋子文指派他的理財能手、中國銀行代總經理貝淞蘇拿到美國去設計、仿造，然後再空運回重慶，交給戴笠派武裝特務護送到淪陷區去使用。所得好處由財政部與軍統局按比例分成。這樣搞了一段時間，戴笠和軍統的經濟專家鄧葆光都感到由美國仿造偽鈔，一是美方收取的設計、仿造費用很高，二是仿造的周期長、一次仿造數量有限，三是來回運輸的保安任務繁重，費用大等等，如此反覆折騰，扣除成本後，得利不豐。經鄧葆光獻策，宋子文、貝淞蓀大力支持，蔣介石特準，由宋、戴合作從美國直接購進最先進的銅版印鈔機和大宗特製的印幣紙，又高薪從美國請來假鈔製造專家歐密斯主持指導，軍統局自己開始搞假鈔仿造活動。
軍統在其管理的楊家山地區、重慶洪爐廠附近圈了一塊地方，砌起房屋，外麵用竹籬巴築成外圍牆，裏麵用泥土築成一道內圍牆，成為假鈔製造廠。
為嚴格保密，該廠從組織體製、人員到廠址、業務活動，一律對外保密，即使在軍統局內部，也隻有毛人鳳、沈醉等大特務因工作關係，才能知道一些大概情況，其他沒有工作關係的大特務，一概不得與聞。廠外不設任何標誌，廠內戒備森嚴，除戴笠和工作人員外，其餘任何大小特務均不得入內。從中國銀行調進的8 名製幣工如進牢籠，處處受到嚴密監視和限製。
偽鈔仿造出來後，非常逼真，就連專門檢測的日本專家也不容易很快鑑別出來。為了取得更為逼真的效果，還由張冠夫負責一張張弄舊，然後在中國銀行特派員的監督下，裝入印有特種物資標記的箱子，貼上封條，通過戰時貨運局運出，交給在淪陷區活動的武裝特務或潛伏特務，換成黃金、白銀，或採購大批棉紗、棉布、西藥、日用品等物資運到大後方。其中僅1 年時間內，從重慶運出的各種假幣就達15000 箱，其數額之巨大，令人難以想像。
戴笠開闢的將假鈔運往淪陷區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路線是由美軍運輸機從重慶空運江西上饒，交給蘇、浙、皖、滬等地的忠義救國軍開闢的秘密通道，成箱成箱地運入上海市區使用。一條路線是通過陸路經西安到洛陽，交第一戰區調查室，投入軍統界首貨運處和湯恩伯的界首物資調運處，然後再由他們與漢奸張嵐峰、孫良誠的部隊交換戰略物資，運回重慶。
戴笠製造假鈔的收入，除按份額上繳財政部外，其餘全部充作軍統活動費用。因這些錢來得容易，戴笠並且認為這是一場經濟作戰，目的在擾亂破壞汪偽金融市場，也就更加不遺餘力地大搞。結果，日偽為了對付這些巨額假鈔，不得不經常增發新鈔，從而牽動淪陷區的物價暴漲，也確給淪陷區的金融市場造成一定困難，同時也給淪陷區的人民生活帶來難以想像的災難與痛苦。
戴笠生財的第二個主要渠道是通過緝私和特許鴉片走私活動取得利潤份額。抗戰期間，國統區的走私活動十分猖獗，連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裏訪華考察時，都嚴重關注這個問題，說中國戰時經濟走私如果能夠得到解決，中國在經濟方麵並不需要外國的多少幫助。蔣由此決定成立緝私署。孔祥熙建議由楊虎出任署長，但蔣認為緝私工作非特務不行，故親下手令：“緝私署長一職，決派戴笠兼任可也。” 據此，戴笠掌握的緝私署及各省緝私處每年均能緝獲大量走私物資。按戴笠與財政部商定的辦法，走私物資處理後，軍統可以從中提取份額以充活動費用。1942 年 5 月份，軍統局昆明黑林鋪檢查站截獲走私鴉片3 卡車。因數量巨大，故戴笠親自發電給以嘉獎。為了把歷年緝獲的大量鴉片煙土變成現金，好從中分成得利，戴笠報請蔣介石批準，決定將緝獲煙土分前後數批，由武裝緝私特務護送，經貴陽、桂林一線，運到廣東韶關。然後再分為3 路，一路出遂溪向廣州灣，一路出台山向廣州，一路出豐順向潮汕，全部向淪陷區銷售，稱為“外銷貨”。戴笠事先雖規定 “外銷”，但在從貴陽、桂林到廣東沿線的途中，都有不少走私犯聞風而至，與緝私人員聯手，內外勾結，承攬銷售，結果“外銷”逐漸成為“內銷”。